说来惭愧，南京大屠杀相关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传播，其主要推动力量都并非是国共两党中的任何一党，而是身处南京城内的第三国记者，以及传播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报刊。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南京大屠杀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同样也采取了自己的行动。

那么当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被蒋介石和毛主席获悉之后，他们又都做出了何种行动呢？

国府在行动

南京大屠杀尚未结束时，蒋介石其实就已经明里暗里的得到了消息，当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

而这个消息其实并不是通过南京的消息源得到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等情报机构，在南京的情报网络基本上已经被破坏殆尽，哪怕是仍然还有情报人员幸存，也不具备传递消息的能力了。事实上最早的消息源头是上海，日军很多官兵在参与屠杀时，会自行拍摄一些照片和录像。

因为基数极其巨大，所以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总会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一部分。这些照片和录像被呈给了蒋介石亲自观看，虽然老蒋当时早就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但是在真的亲眼看到了录像之后，还是相当的悲愤。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第三次在日记中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提要: 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残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敌寇 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悲愤之下，蒋介石决定将这些照片和录像交给英国记者田伯烈，并且令其写入自己的著作《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这位田伯烈是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就被派驻中国工作。

来到中国后，田伯烈发现这场战争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日军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他有责任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曝光给全世界。所以他在很多南京西方侨民的帮助下，获得了日军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写下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是田伯烈关于南京的第二本著作，而这本书则得到了国府的鼎力支持，其中就包括很多通过情报渠道获取的日军视角影像及照片。这两本书在西方刊载之后，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共鸣，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些舆论上的支持。

而在后期，南京大屠杀也成为国府对外争取同情的一种“工具”。例如在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他就在《蒋委员长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到了南京大屠杀，以争取印度人民对日本的反感。

而在西方，宋美龄也在自己的演讲中反复提及南京大屠杀，同时借助西方人多信教的特点，反复提及西方在华宗教界人士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中国人的努力，力图引起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共情，而且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一点是事实。

共产党的反应

同国民党相同，共产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应其实也多半集中于宣传领域，只不过共产党的宣传大多集中于各国左翼，以及国内宣传。1938年初，朱德在《论游击战争》中，就已经明确的公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在1937年12月20日，南京大屠杀仍在进行的期间，共产党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就已经曝光了日军在南京的兽行。而这些报道，很快就被《人道报》等法国当地媒体所转载。法国是当时西欧国家中左翼群体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但是中共，尤其是毛主席，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爆发之前，就不怎么赞同保卫南京。当时虽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但是在毛主席的努力下，我党还是保留了独立的宣传系统，所以我党的声音也能够被传递出去。

其中一个主要的传递方式，就是我党刊物《解放》，在南京保卫战爆发之前，毛主席就数次呼吁国府所进行的仅仅只是“片面抗战”，是单纯的被动防御日军的进攻，这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当时毛主席就主张放弃南京，其实当时国府内李宗仁等人也都有着类似的主张，只是蒋介石没听。

南京沦陷后，毛主席又撰文表示中国抗战不能犯了“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而南京保卫战本身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一定要避免大的决战。在此之后，毛主席开始专心撰写自己的《论持久战》，从理论上系统性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中国的持久性抗战提供理论上的基础。

因为当时的南京大屠杀，绝对不仅仅只是让大多数国人更加悲愤，更加渴望复仇，同时也让“中国必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其实就如同黑夜中的一闪光，给予了人们希望...

参考资料：

《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 经盛鸿

《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揭露》 尚金州

《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孟国祥

《论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 王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