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底牌”

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一直是以军事手段为其“底牌”的。

之前美国在安克雷奇所谓的“从实力地位出发”，其隐藏之意即在于此。

在乌克兰的冲突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始终有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在中国边上也复制这种模式。按照美国人的预想，一旦军事冲突在东亚发生，同时配合金融制裁，给中国以致命的一击。届时再配合美国主导的产业转移，完成对中国的最终收割。那时候就如当年美国收割日本一样，美国可以原地复活而对手则陷入沉沦。

美国在冷战以后，在长期的单极世界中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八旗子弟”，他们就像晚清的那些王爷们一样，在无知狂妄与软弱无能之间来回横跳。

这些美国政治上的“八旗子弟”，他们始终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自信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军事存在，所以才能在拜登执政后如此展开对华外交。他们没有感受过抗美援朝与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的绝望，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单极世界中成为了“温室中的花朵”。

在没有压力也没有风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些美国“八旗子弟”，对日本韩国这样的“包衣奴才”们吹胡子瞪眼的本事是有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外柔内刚且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他们就明显搞不定了。

（满清最大的亡国之音，就是摄政王载沣的那句“有兵在”）

在他们的战略设计中，以日本为基地，利用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挑动军事冲突，是他们的最优解。这种方案第一可以将战火局限在中国内部，第二是可以用日本持续地为冲突输出军事物资并在经济上部分替代中国的产能。

一个合格的战略设计，是要考虑后手的。比如美国把俄罗斯拖入乌克兰的“陷阱”，就要联络好中东的油气出口国，以此替代俄罗斯的油气出口份额，这才能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平衡。但是这次居然是中东趁势“造反”，逆美国的战略意图而来，不增产反而减产。这就暴露了美国这些实操外交的“昂撒八旗子弟”们水平的低下。

巴菲特在九十大寿时就开始布局日本（2020年），买入五大商社的股票，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美国人早就抢先下手布局东亚要搞乱台海。

2022年美国强行搬迁台积电。2023年一季度巴菲特清空所有台积电股票。随后2023年日经指数大涨。

美国的资本实际上是国家的主宰，资本的意志往往可以代表国家的意志。

巴菲特作为“美国国资委”的代表（为什么“捧杀”日本（一）），为什么将日本作为一个重心呢？这是因为在美国的战略底牌实际上就是日本。

在东亚战略的设计上，把中国拖入战火，用日本替代的方案是美国的最优解，因为日本远比中东国家听话。而且日本一直都有恢复军备、重新武装的野心。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是既可以威服，也可以利诱的对象。

但是新中国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的国家，目前为联合国五常当中唯一一个通过革命建立起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斗争策略与战略意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降维打击的存在。

新中国自成立起，历来在对外的战略上就是批亢捣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简单来说就是绝不会按照对手的想法去走，专挑对手的死穴下手；掌握战略的主动权，确保对手的损失超过其预期。比如抗美援朝，美国想要打到鸭绿江，我们就直插汉城；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你想蚕食西藏，我们就向新德里进军；当越南想要称霸中南半岛，我们就兵临河内；香港回归，英国想要保留治权，我们就否定主权的可讨论性；各国抢夺南海领海，我们就直接吹沙造岛。这就是所谓的“攻其所必救”，在战略上的釜底抽薪。

而中方对此的策略就是：战不战，在我不在敌。而一旦冲突爆发，中方绝不会按照别人的设想将战场局限于某一块区域，不会按照别人设定的“剧本”来做。

二、战略决心的比拼

2023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维也纳会晤沙利文后，美国媒体就开始热炒“1.13万亿美元国债换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这个议题在国际舆论上被扩散，就意味着美方准备把军事筹码兑现成经济资源了。

中方在随后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5月底中方在出访日本的时候表态：如果琉球独立或者北海道独立将怎么办？

我方的孙建国上将不再和对方纠缠，以平淡的语气说：

“琉球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如果我告诉你它会独立呢？”

对面的日本议员炸锅了，立刻否定说“独立是不可能的！”

孙建国上将回应说：“不不，对冲绳也没别的意思，换成北海道也行。”

中国没有和美方掰扯他们的“土地换美债”的异想天开，而是直接去到日本来了一波“换家”，你们日本人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让你们看清楚现实，日本想“有事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美方的军事将领多次想约见中方防长，多次想和中方对话，却都被中国拒绝。

2023年以来，在美国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已经几个月没有和中国防长通话了，并希望中方可以安排通话。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前夕，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呼吁和中方对话，马克.米利表态：“两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拥有庞大且有能力的军队，可以说，我们肯定处于竞争中，或处于对抗中，但还没有发生冲突。”他认为，应维持这些关系，维持各层面的联系，无论是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还是军方层面，都能在危机时期起到缓和局势的重要作用”。

香格里拉会议之上，中国防长只与美国防长礼节性的握手，却别无交流。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文官主战，武官主和的特殊状态。一般来说，武官主战，文官主和是一种常见的状态。而反过来则往往是一种比较“凶险”的情况。比如在明末和清末，都是文官主战、武官主和的状态。这是因为武官知道对手的厉害，是通过理性的军事实力与斗争态势得出的结论。一般武官都会希望有立功的机会，但是如果敌人过于强大，难于取胜，自然就会持比较审慎与稳健的态度。而文官不直接参与到军事指挥当中，对于军事斗争的形势与自家军事力量的评估难免会有“理论脱离实际”、“主观大于客观”的误区，所以其主战的态度往往由情绪驱动。

比如在清末，前有翁同龢等清流在甲午主战，后有徐桐等清流在辛丑主战，而这些人都是文官，且是在朝野颇有名望的“清流领袖”，学生弟子遍布朝野，既身居高位掌握部分的决策权，又发挥着引导朝野舆论走向的作用，是朝野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他们的作用类似于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集团，都是以意识形态为纽带形成的政治集团，掌握着朝野的政治议题节奏，是比较典型的“文官集团”。他们主战，是因为战争一旦开打，就成了军方的任务，他们不用承担战败的风险，其政治团体也不用承担战争的损失，但是可以捞取名望且收获人心，所以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自然会抢着做。

在正常的国家中，文官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他们不会如此公开地为自己的集团谋利益而不顾忌国家的决策机制，因为要服从于统一的国家战略。而在清末这种国家核心力量羸弱的状态里，文官集团失去了整体的协调性，所以就会与军方争执而意见向左，这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战略决策能力下降的表现。

但是军方不一样，即便是在清末，北洋水师的李鸿章与小站新军的袁世凯也是熟知军事专业知识，能够对军事斗争态势理性分析的。他们知道开战是很可能会战败的，所以这些军方人士基于军事实力自然就会“主和”。因为他们是主要的战争责任承担方，战败的风险会打消他们立功的进取之心，让理性的判断来做决策。

美国如今这种诡异的转态，就是议员等“文官集团”们主战，比如佩洛西作为“美国清流领袖”就不断拱火；而美国的军方，则相对稳健与慎重，表现出“主和”的态度。这种状态实际上在战略决心上就已经落了下乘，因为这种文官武将意见相左，互相拿错剧本的模式，是走向战略灾难的前奏。

三、暴露的底牌与悬崖上的美国

在美国的一些列的军事讹诈之后，美国的底牌实际上已经暴露：

那就是一旦中国把打击范围扩大到日本，美国就不具备对中国发动军事行动的选项。因为从世界分工的角度讲，如果美国同时失去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工业品出口大国，那么其商品需求将无法满足，美元的价值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美国的军事力量根本没有在东亚战场上的优势，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会不利于美国。为了一个胜负难料的战争，而去冒着失去美元霸权的风险，这是一条“完美失败”的战略道路。

在军事底牌被中国摸清楚之后，美国无疑是处在了战略的劣势当中。

基辛格就认为：目前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兜底机制，已经站在悬崖之上。

这就是布林肯访华的原因，既然军事底牌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破解，那么只能承认失败，这也是新加坡的外交官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称其为“可怜的布林肯”的原因——自安克雷奇以来拜登政府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的路线自此宣告失败。

而耶伦的来华，则是美国“军事牌”废了之后又开始打“经济牌”的标志性事件。本想着靠军事恫吓让中国去买美债，结果被中国用战略决心试出了“底牌”，反而把自己逼上悬崖。

如今只能强行靠耶伦来跟中国谈经济。没有了“大棒”的美国这回只能用“胡萝卜”来跟中国谈价钱了。

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全球化体系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冷战中最重要的两个战胜国之一。在整个全球化体系中，虽然美国目前是“董事长”，但是其实力的占比并不能一家独大，在中美之外是大量坐观成败的区域强国，他们决定了这场中美博弈的最终结果。而被美国PUA严重的西欧国家纷纷陷入到“麻烦”之中，多个主要国家的极端势力开始做大，正在向“西欧剧变”的剧本不断演进。而接受了中国体系的中东国家则不断消弭分歧达成一致。（“西欧剧变”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个关口，中美关系的松一点或者紧一点并不是关键，中国的工业体系与美国的金融体系哪个能容纳更多的重要国家，才是这次中美“全球化董事会”之争的核心变量。对于世界来说，到底是实在的“货”更重要还是虚拟的“钱”更重要，这个答案才是未来二十年中最核心的问题。而这个答案，才能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最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