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

1931年1月参加红军，任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特务连战士。

1932年2月至10月，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特务营第一连战士。

1932年10月至1933年12月，任红军总司令部军事教导营传令班副班长。

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调任闽赣省军区野战司令部传令排副班长。

1934年2月至六七月间，任福建军区司令部叶剑英同志特务员。

1934年六七月间至1936年底，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特务队，任朱德总司令的特务员兼军委总司令部特务班（长征后改为警卫班）班长。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部队南下任前敌总指挥部副班长，部队再北上时又回到总司令部任原职。

1937年1月至8月，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八、第六队学习，任学习组长。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卫士长。

1938年2月至1940年4月，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作战参谋、司令部分党支部书记兼朱德同志机要参谋、机要秘书。

1940年4月，随朱德回到延安，任朱德的机要参谋。

1941年4月，任朱德的机要秘书。

1944年10月至1945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七大结束后，仍担任朱德的机要秘书。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2月至3月底，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时，任中央队参谋长。5月，任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的机要秘书。

建国后

1949年3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总司令机要秘书组长。

1954年9月至1955年7月，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55年9月至1956年11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副书记。

1956年12月至1959年9月，任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9年9月，任八机部修配局局长、部机关党委委员、部党委（党组）成员。

1965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国拖拉机内燃机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9年5月至1979年底，任一机部政治部副主任。

1979年底至1983年，任农机部军工局局长、人事局局长。

1982年，农机部撤销后回到一机部。

1982年12月，离休。

2012年10月20日，潘开文同志（副部级）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采访潘开文

作者：戴廷耀

根据刘鹤孔将军的指引，我前去北京白云里老红军潘开文的家，我找到潘老家时已近中午十一点，潘老家与先前采访的老红军彭儒是邻居。

我一进门就抓紧时间采访。潘老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问什么，他就会详细讲给你听，你没有问到的，只要他知道的，都会讲给你听。潘老说：“我讲可以，文化不高，想写也写不出来。”

由于房间内光线不是很好，我请潘老坐在房门口朝光的位置，架好摄像机，边摄像边用相机拍照片。

潘老是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人，1914年出生，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战斗。长征中任朱德总司令员特务（警卫）队长兼机要秘书。在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卫士长、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军事作战讨论、研究和部署。跟随朱总司令员20多年。潘老坐在房门口与我谈起了长征中的一、二事。

我在长征前两个月调往军委，当时在战斗部队，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我们打了一个败仗。最后一仗在福建，我们部队打了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旅，在部队行军中，接到中央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电话，要我和另一个同志到军委报到，我就从福建直接返回了瑞金。

到达瑞金后住在叶剑英司令员的家。过了几天，分配我到总司令朱德特务队工作，担任特务队长兼老总的特务员，原来的特务队长叫杨士昆，在交接时，他把老总在南昌起义时用的驳壳枪交给我，交代了特务队的工作、任务。并特别交待了老总的生活习惯。

十月份开始长征，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朱总司令员左右，从瑞金一直到陕北。

“在长征中有些事你还能记得吗？比如说打土城，翻雪山，过草地等事情”我和胡卫东问潘老。

潘老接着告诉我们说：“打土城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土城是个小镇子，在赤水河河边不远，打土城老总和战斗部队在前线一起参加了战斗。

当时司令部驻在河边上的一条小街上的店铺里，下午时，老总决定上前线，我们跟着老总一道去，当时老总有四个特务员，周副主席有四个特务员，刘参谋长二个特务员，都是总司令部的叫特务班，我兼班长，后改为警卫班，是周副主席提出来改的，到红三军团时吃晚饭，晚上老总在红三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也是打土城的动员会。

电视上讲是红一军团，我记得是在红三军团,在干部会上，朱总讲了话，天还不是很亮，会一结束，部队就集合出发。

天亮以前到山上阵地，我们当时准备回司令部，走到半路，敌人已经将回去的路给截断了，回不了司令部，我们就随着部队上山。上午就开始打起来了，一直打到下午，消灭了敌人一、二万人。

敌人越打越多，消灭不了敌人，决定撤退，到下午时，老总准备离开阵地撤退回司令部，陈永财带了二、三十个人随我们一同与老总撤下来，走到半山腰时，我们阵地就失守了，被敌人占领了。

敌人在山头上从阵地上向我们撤退的部队打迫击炮，人很多，炮弹打得离我们有四五十米远，有一发炮弹打得落在离老总一米多远的地方，我们几个人就一下把老总扑压在身下，结果这发炮弹没爆炸，是个哑弹。”

潘老笑着竖起大拇指说：“是个奇迹呀！伟人有福气。”

部队还在退，指导员陈永财叫不要退，叫也叫不住，这时,他站在一个小土坡上,右手拿驳壳枪朝天上打了几枪，大家朝枪声看去，发现朱总司令还在前线，部队就没有退了，陈永财说：“总司令都在这里，你们退什么退，我们要反攻。”

这时，朱老总站上土坡，向大家敬礼说：“红军兄弟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拿下土城，要不然我们没有退路了，拜托大家啦！”这样部队一下子稳定下来了，又开始了反攻，把阵地夺回来了，敌人被打退下去了，我们安全返回了司令部。”

潘老接着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 我还在司令部，部队分成了左路军，右路军，毛主席在右路军，还有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左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31军、红军大学等在左路军。

从毛尔盖分开后，右路军过完草地先到了包座、班佑，左路军到了阿坝，因为从两河口会后，张国焘就不想北上，提出葛曲河水涨了，部队不能过呀！河是有些涨水，上面下雨造成涨水，要过也可以，他不想过。

老总一直催他要北上，老总住在河边帐篷里，观察水情，又叫我骑马过河试试水有多深，我骑着老总的马过了葛曲河，到了河对面，又骑马返回来，马比较高大，在水深的地方，水在脚蹬的地方，估计在人腰深处，老总就说人可以过。

几天后，张国焘就是不肯过，又重原路回到阿坝，在阿坝停留了十几天，张国焘开始公开反中央，标语口号写出来，说中央退却，是逃跑路线，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公开斗争。

在阿坝边上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里开会，名义上叫省委扩大会议，张国焘没有参加，我知道红一军团的有军团政委，红九军团的何长工参加了，会上斗争很激烈，主持会议的是张国焘秘书黄超。

黄超我认识，帐篷里打董振堂的就是他，打了两个耳光。当时 ，张国焘、朱老总、董振堂、黄超四个人在一个帐篷里谈事，谈得意见分歧，董振堂同意朱老总意见，黄超认为他没有支持张国焘意见，就朝董振堂脸上打了个耳光。

董振堂被打后非常冷静，坐在地上一动没动，一点表示都没有。退出来到了朱老总帐篷里，泪水从眼中流了出来，表现了一位真正军人的气魄。

在开会路上，老总带来了一本书，会场上斗争很激烈，我们在会场上也可以听，会上争吵得很厉害，会上对老朱骂呀，攻击呀，我站在门口心里想，老总威信很高的，我们不理解，刘伯承讲话了：“今天不是党的会议吗？你们怎样这样对待总司令呢？这又不是审案子”。

会议散了后，他们又在叫，把总司令撤了，把刘伯承撤了，路上，刘伯承对老总说：“我还是去红军大学教书吧”。老总说：“我还是当我的二局局长去吧”。他们边走边谈，我跟在后面听他们说活。会后，反对北上的标语、口号更多了。

张国焘安排老总跟着一个军部部队走，刘伯承调到红大了，军部粮食也困难，饭吃不饱，我是班长，战士们向我提出来，我就对刘伯承说：“吃饭都不公平，他们部队先吃，我们去都没有饭吃了”。

刘伯承说：“你这小鬼，你们忍耐点”，军长、政委已下去检查，吃了都走了，我们就没有吃，我们没有吃还好些，老总中午去还没有饭吃。”

接着潘老说：“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老总要我到抗大学习，我分在抗大六队，学习毕业后，我回到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卫士长。1938年2月，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作战参谋，随朱德开赴华北前线。

1940年5月，跟随朱德回到延安，1941年4月任朱德的机要秘书。当时有情报说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调部队来保卫，朱总就去南泥湾看地形，发现那里土质肥沃、森林茂盛，可是老百姓很少。

他向毛泽东建议部队来了之后，有仗打仗，无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在朱总的部署下，部队初到南泥湾一年就把它开发成有住、有吃的好地方。

紧接着，延安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始了大生产运动，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也开始搞自己的小生产改善生活。朱德还把他的一个警卫排全部调去南泥湾办了个小农场。一年后这个排不仅能自给，还能提供蔬菜和木炭给中央机关。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战争局面，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后，面临选驻地的问题。1947年4月下旬，我们一行三人沿滹沱河骑马而上，走了30多公里，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这时，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西柏坡村映入眼帘。

我在地图上做了标注，并在地图空白处写下，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我们把情况汇报后，经过进一步仔细勘察，中央工委领导决定定址西柏坡。

中央到西柏坡后，我任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的机要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的机要秘书。后调国家农业机械部军工局任局长、人事局任局长。我于1983年离休。

毛泽东为什么说朱德“临大节而不辱”

朱毛关系经得起考验，才算真正牢固，而这种考验往往不期而至。在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野心膨胀，对朱德进行拉拢和威胁，逼迫他与毛泽东断绝一切关系，使得“朱毛”关系受到极大的考验。朱德的表现如何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张国焘仗着有十几万人，看不起中央红军，主张向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要求改组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然后两路军在班佑会合一起北上抗日。

7月底，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20多天后，到达嘎曲河，可是张国焘迟迟不过河，反而折回阿坝。在阿坝，他公开提出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口号，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做法。

为了打击朱德，促使他“转变”，张国焘策划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

时任军委总部警卫班长、负责朱德警卫工作的潘开文记述了会上的情景：

这次会议是在离司令部半里路远的一个正方形屋子里开的。我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会场，一进门看到屋内气氛很紧张。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紧挨着坐了下来。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就大喊大叫地说，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接着有的人就斗起朱总司令来了。

但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坦然自若，他当时带了一本书去，不管怎么斗他，他一言不发，总是埋头看他的书。当主持会议的人硬要朱总司令表态，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逼着他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时，朱总司令开始讲话了，他庄重地说：

“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的！”

总司令刚一说完，会议室里吵闹得更凶了，斗争更加激烈……后来，有人冲着朱总司令高声嚷着：“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很明显，张国焘他们是想逼走朱总司令，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

朱总司令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待时机，争取和教育更多的同志。他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

朱总司令这一番话，像一把利剑戳到张国焘他们的痛处，有人便暴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说：“别让他当总司令了！”

朱德的表态是他对党中央决策的态度，也是对“朱毛”的态度。散会后，在回驻地的路上，他与刘伯承边走边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朱德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让张国焘很生气，迫害开始升级。

会后不久，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到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他们越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缴获的梭镖。

本来，战士们对张国焘反对毛泽东、斗朱德就憋了一肚子气，见这个连长蛮横无理，战士们更是不答应，有人大声地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

可是，这个连长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部下一哄而上，把五军团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

战士们十分生气，回到阿坝后，向朱德报告。朱德听后，沉思了片刻，对他们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斗争了我，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朱德顾全大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一些人竟然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德和张国焘住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方面的人大声嚷道：“五军团的人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逼着朱德出面。

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镖和物资，现在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的人，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

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打，你现在讲一讲嘛。”

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内心受到了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张国焘有意给朱德出难题，让他难堪，却都被朱德识破、化解。张国焘还不甘心，为了逼迫朱德站在自己一边，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向朱德本人进行寻衅。

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断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

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

一个伤员说：“管它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着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跑。不一会儿，就叫来十几个伤员。

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员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个人便坐在马栏门ロ，直坐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匹骡子给我留下就行了。”

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员硬要把总司令的牲口牵走，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

张国焘听后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

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迫害朱德，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朱德看完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可是张国焘却不干。朱德便自己向部队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张国焘见到这情景，惊慌失措，并对朱德怀恨在心。

在行军路上，张国焘把朱德和刘伯承调离司令部，并将他们分开行军，把朱德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德的职。为了迫害朱德，张国焘甚至不准朱德吃饭。

潘开文回忆：

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司令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司令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司令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才用洗脸盆给朱总司令煮了一碗面疙瘩吃。

一到松岗，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德“一方面与张国焘闹分裂、搞独立的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向红军干部们宣传党的正确路线，要大家团结起来，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直到左路军过完草地、攻克绥靖县后，朱德来到前敌指挥部，生活上才得到总指挥徐向前等人的关照。

这时红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也到达了甘孜。朱德很高兴，骑着马到60里外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会合后，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同意朱德的意见。此时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眼看错误路线行不通了，不得已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可是，张国焘又耍了个花招，成立西北局。

部队由甘孜出发，走了20多天草地到了阿坝。在离开阿坝后的第一天宿营时，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十几匹马，都拴在一个马棚里，第二天早上要出发了，却发现马棚的墙上打了个大洞，别的马都在，唯独朱总司令的马被偷走了。后来军部领导给朱总司令一匹马，走了几天又来到嘎曲河。

这次部队一到就过河，晚上在河北宿营。次日天还未见亮，前卫部队走了，张国焘又不赶上来，当晚军部领导说，部队明天拂晓前出发，留下一个营给总司令担任警戒。

第二天一早，我们派人去找部队联系，寻找半天，部队的影子也没看见。四周是茫茫草原，我们感到情况很危险。

下午，朱总司令把身边三四十人都组织起来，研究和部署碰到敌情时的对付办法。夜幕降临，下起小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十几匹马都拴在外面拉帐篷绳子的钉子上。

凌晨三四点钟，大家正在睡觉，敌人来了，割断缰绳，放跑了四五匹马。当哨兵开了枪，大家才惊醒过来，马上离开帐篷，团团地把朱总司令掩护起来，持枪准备战斗。

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看见远处有四五匹马在游动，派骑兵去追击，才把马找了回來。这时，后面的部队还未来。一路上发生的这几桩事，都是与张国焘迫害朱总司令的阴谋有关的。

到达哈达铺后，司令部和直属机关休整十几天，朱德和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番较量。

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从陕北给朱德和张国焘发来电报，并派部队接应他们。朱德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等问题，商议了两天两夜，张国焘却主张进入宁夏去青海。

朱德指出他的主张是违背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北上抗日方针的，是错误的，并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集结在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接着，他又与张国焘谈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结果。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人渡过岷江，住在对岸的供给部里。朱德回到自己住的屋子里，对身边的人说：“张国焘说他辞职了，他不干，我干！”于是，朱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向前线部队发出继续向北行动的命令。

可是，就在黄昏时，张国焘从岷江对岸派人送来了通知，说他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

会上，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向西北逃跑。朱德当场批驳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北上抗日的决定，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见势不妙，借口“少数服从多数”，宣布放弃自己的意见。

可是，会后张国焘直奔前敌指挥部，向所有北上部队发出电报，要他们立即停止北上，回头西进。朱德带着司令部已经出发北上，走了一天，在宿营时收到张国焘要队伍停止北上而南下西进的电报。他十分着急，决定马上向前方部队发出急电，要求他们停止行动，就地待命。

但是，机要通讯员拿到这电稿去电台发报时，电台不发，说是张国焘总政委已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无效，不准发出。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向朱德说他去送。傅回来后报告说：“我对电台政委说，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总司令部是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总政委也要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我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如果你不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就是违抗军令，我可以立即枪毙你。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才发出了这份电报。”

随后，朱德等人又走了100多里路，赶到前敌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朱德再次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家都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支持朱德的意见，坚决表示要迅速北上。

第二天早上，在朱德的率领下，左路各部向东挺进。1936年10月10日，他们与毛泽东派来迎接的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

对于长征路上张国焘的种种做法，朱敏认为，就是“逼迫我父亲公开反对毛主席，断绝和毛主席的一切关系，并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

而朱德为什么不屈从于张国焘去走另一条路呢？朱德自己后来有一个解释：“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就说长征吧，张国焘的路线一旦得逞，中国革命就完了……”

朱德的这个认识，源自于他对历史的考察，对中国革命十几年斗争的思考。全国解放后，朱德对儿女们说：“中国过去有过好多领袖人物，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才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这就是朱德一生追随毛泽东，与之并肩战斗的深刻根源。

对朱德与张国焘作斗争的这段历程，毛泽东是了解的。全国解放后，一次和陈毅谈到长征途中同张国焘作斗争时，毛泽东深情地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是对朱德的真切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