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樊城外的汉水裹挟着残甲断戟奔流。困守麦城的关羽望着成都方向，至死未能等来一兵一卒。这位威震华夏的猛将临终前突然醒悟：自汉中之战后，蜀汉的令旗早已悄然易手。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在定军山斩杀夏侯渊，看似辉煌的胜利背后隐藏着巨大危机。据《华阳国志》记载，此战耗尽益州三年存粮，诸葛亮为筹措军需，不得不推行"直百钱"政策，将原本价值千文的蜀锦强行折价抵赋。
当刘备带着残兵返回成都时，发现府库账册已全数改用诸葛连码——这种唯有孔明亲信能破译的特殊符号，标志着政权实质转移。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时，成都中枢的反应异常平静。尚书台档案显示，诸葛亮收到荆州战报后，连续七日召集法正、李严等要员密议，却始终未向刘备呈递完整军情。
更耐人寻味的是，主管军需的糜竺突然"旧疾复发"，致使荆州前线粮草调度完全停滞。这种系统性沉默，暴露出蜀汉高层对荆州战略的集体否决。
当关羽第三次派出信使求援时，诸葛亮正主持修订《蜀科》。这位精于律法的丞相新增"妄兴兵者斩"条款，恰好卡在刘封、孟达出兵前夕。上庸守军最终按兵不动，并非全然出于私怨——《季汉辅臣赞》披露，刘封案头同时收到盖有诸葛亮印鉴的密函："荆州事大，非尔等可决"。这种双重指令，彻底冻结了救援通道。
诸葛亮对关羽的冷处理，实为蜀汉战略转型的阵痛。汉中之战使益州豪族看清了诸葛亮的治国能力，他们集体要求结束刘备的冒险扩张。
当东州派代表李严带着百名族长跪谏时，诸葛亮不得不在荆州与益州之间作出抉择。这种选择在《出师表》中隐约可见："荆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却将责任推给了"妄自尊大"的关羽。
襄樊之败揭开古代军政体系的深层规律：前线将领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后方权力结构的角力。诸葛亮虽未僭越称王，却通过掌控钱粮、法典、人事，完成了实际权力的代际转移。
这种"虚君实相"的格局，预示了蜀汉未来的治国模式——当五丈原秋风吹灭诸葛亮的续命灯时，人们才惊觉这位"权臣"早已将相权制度化，成为帝国真正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