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个寒冷冬日，一封来自南京的密信，经由宋庆龄之手，辗转送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封信的内容，让许多共产党高层领导为之振奋 —— 蒋介石终于放下成见，愿意联手抗日了！
连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同志看到信件内容，也不禁为之欣喜。可是当信件送到毛主席手中时，他却在字里行间中察觉到了不寻常。这封看似充满＂诚意＂的密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为什么连经验丰富的周总理也会一时被蒋介石的＂诚意＂所打动？
一、日军的野心与国内形势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沈阳北大营外空气格外凝重。柳条湖铁路边，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打破了夜的宁静。日军特务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小段路轨，却反过来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就是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成为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第二天清晨，日军便以此为借口，出动精锐部队向沈阳发起进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驻守沈阳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却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他派出副官找到各部队，传达＂按兵不动＂的指示，这让许多东北军将士们攥紧了拳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日军占领沈阳城。
就在东北军将士们满腔怒火之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发来了一份莫名其妙的电报。电报中竟然要求张学良撤出沈阳，＂暂避锋芒＂。这份电报不啻于雪上加霜，让东北军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机会。
短短四个月，东三省的主要城市相继沦陷。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更是让日本在东北站稳了脚跟。然而，这并没有让日本停下侵略的步伐。他们的野心，像是一团不断膨胀的气球，开始向华北地区蔓延。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全国各地的抗日怒火如火山般喷发。在东北，由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在华北，冯玉祥将军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而在这个危急关头，国民党的态度却让人大跌眼镜。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袭击上海，这本是一个凝聚全国抗日力量的绝佳机会。可蒋介石却在19军奋勇抗战之时，多次电令其撤退，最后不得不在英美调停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共产党的态度则截然不同。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鄂豫皖苏区，在湘鄂西苏区，到处都能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1932年4月，在上海总商会大楼里，一群进步青年自发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这支民间抗日力量的崛起，让日本侵略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也让蒋介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二、蒋介石的＂算盘＂
1936年初的一个傍晚，南京总统府内灯火通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走廊的寂静，陈立夫匆匆推开了蒋介石办公室的大门。面对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呼声，这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带来了一个＂高招＂。
＂委员长，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苏联。＂陈立夫站在蒋介石的办公桌前，掏出一份详细的计划书，＂苏联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果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能在不依靠共产党的情况下对抗日本。＂
这个提议让蒋介石眼前一亮。很快，陈立夫就带着密信踏上了前往西北的journey。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一路上，日本特务机关的眼线如影随形，让这位向来沉着的陈部长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匆忙返回南京。
计划的失败让蒋介石陷入了两难。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以冯玉祥、李宗仁为代表的将领多次上书，力主联共抗日。就连蒋介石的老部下白崇禧也公开表示：＂抗日才是当务之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人——宋子文。这位与蒋介石有着＂小舅子＂之称的金融专家，不仅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姐姐：宋庆龄。
1936年深秋的一天，宋子文收到了一封来自蒋介石的密函。这封信措辞恳切，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真诚合作的意愿：＂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两党理应放下成见，共同抗敌。＂
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嘱托，将这封信转交给了姐姐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一直积极支持抗日主张，并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当她看到这封信时，立即联系了地下党员董健吾。
董健吾接到信件后，立即启动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网络。但蒋介石显然低估了共产党的政治智慧。这封信的背后，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表面上谈联合抗日，实则想借机将红军主力引出革命根据地，然后一网打尽。
在信中，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建议：让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但每个师的人数都被严格限制在3000人以下，其余人员则要＂编入＂国民党军队。这个条件的真实用意，就是要瓦解红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更令人玩味的是，信中虽然答应停止＂剿共＂，但对于共产党提出的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自由等具体要求，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恰恰暴露了蒋介石＂假联合、真消灭＂的真实意图。
三、隐藏的新线索
就在董健吾带着蒋介石的密信穿行于南京街头时，一场不为人知的暗战也在同步展开。那是1936年入冬后的一个阴雨天，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的密报显示：一封来自蒋介石的重要文件，正在经由地下党员之手向陕北方向转移。
特务机关立即派出了多组特工，分别在上海、郑州、西安等重要城市设下关卡。他们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行人，甚至派出了女特务乔装成茶馆女招待，打探过往旅客的情报。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董健吾早已改换了多重身份。他时而是个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时而是个赶考的穷书生。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按照组织安排的接头方式，将密信转交给下一位地下党员，然后立即改变行程方向。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各方势力也没闲着。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通过私人渠道，向希特勒汇报了中国国内局势的新变化。英国驻华公使馆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共关系的动向。就连苏联驻华武官也派出了专门的情报人员，试图打探这封密信的具体内容。
在西安，一位名叫张子华的地下党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白天在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实际上是负责联络陕北和各地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交通员。就在他等待董健吾到来的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拨形迹可疑的人在店里转悠打探。
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深夜，一个衣衫褴褛的煤炭工人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了杂货铺。他买了一包普通的劣质烟，用颤抖的手点燃后说了一句：＂北平的煤，还是没有西安的好啊。＂这正是接头的暗号。
张子华立即认出了这位＂煤炭工人＂就是董健吾。两人约定在第二天凌晨，由张子华带路，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山路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条路是地下党经过多年摸索找到的，途中要翻越三座大山，还要躲避盘踞在山区的土匪。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前夜，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日本特务已经查到了董健吾可能在西安。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开始对西安城内的可疑人员进行地毯式搜查。
形势危急之下，张子华临时改变了计划。他让董健吾装扮成一个送葬队伍中的抬棺人，自己则装扮成地方道士。这个临时想出的计策奏效了，当地人忌讳查问治丧的队伍，特务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了城。
这封承载着重要信息的密函，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中，一步一步地向着陕北革命根据地靠近。而这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战线较量，也成为了1936年底中国政局变动的一个缩影。
四、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1936年12月底的陕北，寒风凛冽。董健吾和张子华终于将蒋介石的密信送到了延安。当时，毛主席正在前线指导军事工作，周恩来同志第一个收到了这份信件。
＂蒋委员长终于同意联合抗日了！＂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向在场的同志们宣读了信件内容。信中，蒋介石以＂民族存亡＂为由，提出要与共产党＂精诚合作＂。他甚至承诺停止＂剿共＂，允许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这样的表态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蒋介石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如今，这位一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领袖，突然改变态度，这让许多同志都感到振奋。
然而，当信件转呈到毛主席手中时，他却反复研读了三遍。第一遍，他关注的是信中提到的具体条件；第二遍，他仔细分析了每个条件背后可能隐藏的用意；第三遍，他将这些条件与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联系起来。
毛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信中虽然说要让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却要求每个师的人数不得超过3000人，其余人员要＂编入＂国民党军队。这个看似合理的要求背后，实际上是想分散红军的主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对共产党提出的具体要求，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等，都是轻描淡写。相反，对如何＂改编＂红军、如何＂统一＂指挥等问题，却着墨甚多。
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逐条分析了信件内容：＂蒋介石提出的这些条件，表面上是谈联合抗日，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消灭我们的力量。他这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
毛主席随即提出了应对策略：首先，要坚持红军的独立性，决不能让主力部队被分散；其次，要将谈判的重点放在具体的抗日行动上，而不是军队改编问题；最后，要借此机会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就在延安讨论如何回应蒋介石密信的时候，西安的局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抗日＂政策早有不满，他们已经秘密接触过共产党的代表，表达了＂逼蒋抗日＂的想法。
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指出：＂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被动地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而是要主动创造条件。＂他建议利用西安的这股力量，迫使蒋介石真正改变态度。
于是，在给蒋介石的回信中，毛主席既表达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诚意，又坚持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要求。这封回信，成为了此后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的重要伏笔。
五、历史的转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内一片寂静。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同时行动，包围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这个被后人称为＂西安事变＂的行动，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当天下午，张学良亲自向全国发表通电：＂本人等为救国救民，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以期达到和平统一，一致抗日之目的。＂通电发出后，全国舆论哗然。有人叫好，有人担忧，更有人惶恐不安。
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周恩来等同志飞赴西安。在延安的毛主席连夜召开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解决＂方针。这个决定，不仅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更充分展现了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张学良和杨虎城原本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蒋介石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便释放他；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就采取强硬手段。但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了更富建设性的建议：通过谈判，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经过多方斡旋，蒋介石终于在12月25日被释放返回南京。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转折点。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问题，应采取和平方法解决。＂
这个表态虽然来之不易，但还远远不够。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让形势愈发严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蒋介石这次再也无法推脱，不得不下令全面抗战。
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全力支持抗日战争。但这次的改编，已经不是蒋介石原先设想的＂分化瓦解＂，而是在保持共产党军队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9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等具体要求。这份宣言，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此时的蒋介石，再也不能像密信中那样玩弄文字游戏了。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在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下，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政治现实：只有真正的国共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