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进入暨南大学保送名单，能对其退役后的生活做兜底保障吗？

昨日，暨南大学公布了2025优秀运动员保送名单，全红婵成功被该校录取，引发外界热议。那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大学就能为退役后的生活做保障吗”？

这个问题很大很泛，不容易回答。我们不妨反向思维，看看优秀运动员们如果不进大学深造的话，退役后会具体做点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邹春兰的故事。作为1990年亚运会举重冠军，邹春兰虽然得到了8万元的退役安置费，但因此文化水平较低（小学3年级），难以就业。 2006年她被媒体曝光在长春某澡堂当搓澡工，月收入不足500元，长期使用激素导致体毛旺盛、无法生育。而后在社会捐助下开洗衣店谋生，但始终未能脱离底层生活。

有着“亚洲第一力士”之称的才力是中国体育的另一个悲剧。 1990年，才力夺得亚运会举重冠军，成为110公斤以上级亚洲纪录保持者，博得一片喝彩。然而，退役后的他，很快就因体型过度肥胖和多脏器衰竭，只能担任辽宁体院门卫一职，月薪仅1200元。 2003年，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去世，才力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33岁。

更深层的反思是，我们的运动员在退役后缺乏保障。长江后浪推前浪，“奥运光环”总有被消耗殆尽的那一天，尤其是冷门项目的冠军缺乏广告代言机会，积蓄快速耗尽。而他们现有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又不足以他们谋求一份体面的差事。这也许就是进入大学深造的意义。

全红婵被保送暨南大学的消息，本质上是一道“双保险杠”——既是对她竞技成就的褒奖，也是国家体育人才保障体系的常规操作。我国自2006年出台运动员保障政策以来，保送入学始终是安置体系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仅2024年就有1180名运动员通过审核保送高校，这种批量操作早该让人脱敏了。

保送政策某种程度上是种代偿机制，毕竟让专业运动员和高考生拼文化课，就像让数学家比跳水——规则都不在一个维度。

清华给邓亚萍发offer时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是对“公平”的认知错位。

但要说进大学就能兜底退役生活，可能过于乐观。陈芋汐在同济啃微积分，苏炳添在暨大带研究生，看似光鲜的案例背后，藏着幸存者偏差。

真正决定退役质量的，是运动员能否把赛场上的执行力转化为课业/职场能力。

郭晶晶当年在剑桥被论文逼到失眠，恰好说明学历不等于能力。

那些质疑全红婵文化水平的声音，其实更应该追问：高校是否为她设计了适配的培养方案？是走个过场混文凭，还是真能习得安身立命的本事？国家层面的保障体系确实在进步，从60岁后每月多领6000元的养老金，到职业转换过渡期的社保延续，物质兜底越来越厚实。但心理层面的“软着陆”同样关键。有研究显示，34%的退役运动员会出现身份认同障碍，就像突然被抽走跳板的跳水员。全红婵在暨大要对抗的可能不是微积分，而是从“奥运明星”到“普通学生”的落差感。说到底，保送大学只是保障网的一个线头，真正织密这张网需要多方协作。

但从历史上这些冠军跳水的运动员退疫后过的都不差，比如，郭晶晶，伏明霞，田亮等，他们可以去当教练，全红婵的哥哥助农平台卖产品已经很成熟，所以如果全退役后，利用明人效应做直播也不会太差。所以生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