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当然就是指彭德怀元帅。在1956年的八大上，彭总与刘帅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国家决策的中枢力量。

然而，同为中枢的两人，在具体工作上的分工则完全不同。彭总担任国防部长，主管全国军事工作；刘帅则远赴南京，筹建了我国第一所军事高等学府——南京军事学院。

数年后的1957年，刘帅因一场突如起来的“反教条主义风波”陷入险境，而彭总，却正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因此，有人说，彭总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针对刘帅，是由于“二人在历史上就有很深的误会”。

这种误会从何而起呢？

进入20世纪30年代，红军中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林总、彭总为首的“游击派”以及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刘帅等人为首的“留洋派”两大派系。在红军指挥权以及反围剿等问题上，两派时常争论不休。

关于两派争执的焦点，简言之，便是“游击派”主张敌众我寡，应当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伺机对敌人进行打击；与之相反，“留洋派”则认为，经过一定时间发展，红军已形成相当的战斗力，可在适当时机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正面决战。

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留洋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主席也因此被解除了红军指挥权。令彭总等人不满的是，刘帅在会议上也公然发表了批评主席、彭总“游击主义”的言论。事后，彭总曾对人抱怨，“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然而，不注重实事求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次年2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王明等人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攻南丰，刘帅负责具体前线指挥。

南丰战斗的结果是惨烈的。经此一战，红三军团减员近半。据有人回忆，在战后的会议上，彭总当时就“拍了桌子”，怒斥刘帅“再这样下去，红军的底子早晚要打光”。

实际上，强攻南丰并不是刘帅的主张，身为前线主帅，刘帅只是奉命行事。彭总却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将强攻南丰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刘帅，是不公平的。不久之后，彭总的这番言论也传到了刘帅耳中，又不可避免的引发了刘帅的不满。

时间一晃来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这时，彭总已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刘帅则担任下属129师的师长。在这一年的春天，彭总策划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一举歼灭敌军四万三千余人，极大的鼓舞了抗战军民的士气。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受到主席邀请的刘帅在会议上作了一篇名为《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在讲话中，刘帅提及了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刘帅客观的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在敌众我寡时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等等。

刘帅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主席的关注。主席认为，刘帅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随后，主席指示将刘帅的这篇报告下发给全体与会人员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百团大战具有一定失误，而彭总作为这场战役的发动者，自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这样，彭总对刘帅的不满又增加了几分。

时间再次来到13年后的1956年。刚刚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彭总与刘帅可谓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然而，就在这时，一封来自南京军事学院的“举报信”被送到了彭总案头。在信中，有学员举报“南京军事学院存在照搬、照用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问题”。

敏锐的彭总立刻意识到，他一直等待的机会到来了。于是，一场牵涉极广、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在全军轰轰烈烈的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