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的一天,一位叫做阎恩兰的女子连同自己的姊妹,一纸诉状将中央文献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阎恩兰五姊妹提出,中央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书中,“诋毁了自己父亲的名誉”,所以要求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媒体上为自己父亲正名。
此消息一出,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要知道,中央文献出版社那可是文献整理、出版的国家级权威机构,怎么会出现“诋毁”阎家姐妹父亲的事情呢?
此外,阎家姐妹的父亲又是何许人?他又是作为什么角色,出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之中的呢?
而这背后缘由,得从1949年年初天津战役结束后说起。

一、傅作义身边的“红色秘书”
1949年1月,我军以迅猛攻势,仅用29个小时便攻克天津,而随着天津解放,身在北平的傅作义开始犯了难。
原本若是天津还在手里,那傅作义就算是挡不住解放军,但还能通过天津从海上带着部队离开,可如今天津已然解放,就意味着这条路行不通了。
既然没办法从海上离开,那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剩下三个选择。
第一,是往西去投奔马家军,而第二则是拼着损失南下至南京,而第三,便是留在北平继续抵抗。
究竟该选哪一条?傅作义拿不定主意。
而就在傅作义不知如何抉择之际,他的秘书阎又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三条路都有不可取之处。
先说西去投奔马家军,这条路基本不用考虑,此时别说马家军还能坚持几日,单说北平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就算是想西去,又怎么出得去、走得脱呢?
再一个就是南下与蒋氏汇合,阎又文就认为,就算是拼着不计损失南下,且成功抵达南京见到了老蒋,但到时候,傅作义会有好果子吃吗?
首先,傅作义并非国军嫡系,这本身就让老蒋多有猜忌,再者,偌大的华北如今基本丢光了,就更让老蒋有拿傅作义“开刀”的理由了。
因此,南下会蒋也不可行。
而第三条路,也就是留在北平固守抵抗,就更不用考虑了,一旦开启战端,必然会殃及北平的百姓,同时这座古城也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那个时候,傅作义就成了千古罪人。
所以,阎又文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三条路都不能选。
对此,傅作义也深以为然,但问题是,这三条路都不选的话,又该怎么办呢?这时,阎又文就提出的第四条路,与共产党谈判。
而我们都知道,北平最终是和平解放的,战火也未曾殃及这座古城以及城内的百姓,能促成这样的结果,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当初的那番分析利害以及建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什么傅作义愿意听阎又文的呢?除了形势因素之外,阎又文与他的关系尤为重要。
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同乡,两人均为山西荣河人,正因如此,在进入傅作义的晋军后,阎又文很快得到了傅作义的信任,职位也一路升迁,最终成为了傅作义的秘书。
不过,傅作义不知道的是,这位他极为信任的秘书,真实身份却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早在1938年,阎又文就被同为老乡的我党党员潘纪文秘密发展为地下党员,之后,原本要去延安的他,带着组织上临时下达的任务进入到了傅作义部,并自此潜伏了下来。
但不久后,由于形势恶化,阎又文与组织上的联系被迫中断,而这一中断,就是7年。
到了抗战胜利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党员王玉,接到组织上的任务,要他去傅作义的部队中寻找阎又文,并建立单线联系。
而在出发前,王玉心里也是有些没底儿,毕竟阎又文已经与组织上中断联系7年了,此时的他,还会是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吗?
带着疑问,王玉来到了绥远,一番周折后,最终见到了阎又文。
经过一番试探,王玉最终确定,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傅作义秘书,依旧还是一个对党忠诚的战士,而当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阎又文也是极为激动,紧紧拉着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就这样,阎又文与组织上的联系在中断了长达7年之久后,再次得以恢复,而王玉也成了他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人。

二、绝密单线
在确定了联络方式和联络地点之后,阎又文开始为组织上传递情报。
当时的阎又文,不仅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同时,傅作义主持的几乎所有军事、政治相关会议所需要的文字材料,也都由阎又文负责整理。
此外,南京方面与傅作义之间的电报,乃至傅作义在公开场合的演讲稿,均出自阎又文之手。
能做到这一步,不仅仅是阎又文深得傅作义信任,同时也是因为阎又文极具才华,曾经傅作义就说过,“只有又文写出来的东西与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文字和语言,跟我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是一模一样。”
正是因为深得傅作义信任,所以,阎又文就能向组织上传递很多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比如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等等。
尤其是在如何扭转华北战场的局势、以及怎么对付傅作义上,阎又文贡献极大。
我们都知道,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华北战场上曾一度受挫,傅作义则接连取得了不少战果,相继占领了集宁、张家口等地。
对此,李克农就曾就评价到,对情报工作的不够重视,是我军这个阶段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到了阎又文与组织上恢复联系并开始传递情报之后,我军对傅作义的动向一清二楚,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避其锋芒,最终在经过战略调整之后,开始扭转局面。
解放后,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在谈到此事时就说:我华北野战军能在后来免受更大的损失,阎又文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正是李克农派王玉秘密潜入北平,并通过阎又文成功的拿到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这才有了东野大军的提前入关以及迅速切断傅作义退路等大动作。
除此之外,天津战役的胜利,更是有情报工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也正是因为阎又文的重要,所以组织上对他极为重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和不被暴露,除了只有王玉这一个单线联系人之外,同时知道这条联系线和阎又文真实身份的屈指可数,在王玉之上,那就是罗青长和李克农了。
而再往上,便只有周总理和毛主席知道阎又文的身份,由此可见,阎又文是一个绝密级别的单线地下工作者。
不过,正是因为阎又文的身份在当时是绝密,还闹出了一个不小的“误会”。
1949年下半年,傅作义在华北战场上屡屡得手,由于战果不错,傅作义一度相当骄横,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阎又文写一篇给毛主席的公开信并登报发表,而信的内容,则是要“长自己志气、灭共党威风”。

接到这个命令后,当时刚与王玉建立联系的阎又文十分为难,写文章他没有问题,但傅作义要求的这种文章,他实在没办法下笔。
无奈之下,阎又文只得向王玉汇报,而在王玉向上级请示之后,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准,“不仅要写,还要骂的狠一些”。
有了上级指示,阎又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把这篇文章写的是犀利无比,极尽挖苦、讽刺之意。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军不少干部战士义愤填膺,纷纷表示一定要毙了这个叫阎又文的“笔杆子”。
而毛主席对这篇文章也是印象深刻,后来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毛主席时,身边就带着阎又文,当毛主席得知眼前的这个秘书就是那个“骂”他的笔杆子后,哈哈大笑说,“阎又文,你的那篇文章写的很好嘛”。
看到毛主席毫不介怀的态度,当时的阎又文心里既激动又欣喜,顿时就有马上回到组织的想法,但他知道,组织上还有任务交给他,因此他也只能继续潜伏下去。
三、丹心一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而在阎又文的建议下,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而北平也因此得以和平解放。
之后,阎又文作为傅作义部接受了改编,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随志愿军23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
但一直到这个时候,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原傅作义所部,真实的身份则仅限于高层少数几个人知道。
之后,阎又文又进入水利部工作,而真实身份依旧没有公开。
之所以如此,其实上级更多的是考虑到傅作义的情感,要知道他的女儿傅冬菊就是我党的党员,这已经够让傅作义“难以接受”了,如果他再得知自己极为信任的老乡兼秘书阎又文也是我党党员,在感情上自然无法接受。
所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这样一直隐藏了起来,包括他的家人也并不清楚。
到了1962年,因为积劳成疾,阎又文患上了食道癌,最终在当年的6月去世,临终之前,他给妻子只留下了一句话,“有事情找组织”,随即便撒手人寰,年仅48岁。
一直到1993年,在阎又文当初的单线联系人王玉的奔走下,阎又文的身份才得以在小范围公开,而他的子女这才知道,原来父亲的真实身份,并非是国军起义将领,而是一位地下党员。
不过,由于此次公开范围很小,所以社会上对阎又文的身份仍普遍不知情。
也正因如此,加上阎又文子女的低调,这才有了后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审核资料时出现了纰漏,在一本书中把一位光荣的地下党员描写成了“特务”。
也正是通过此次阎家五姊妹的一纸诉状,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在他去世48年后,终于被更多的人知晓。
而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定中央文献出版社停止销售该书,并向阎家五姊妹赔偿三万元精神抚慰金。

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总理,就曾对情报人员提出过16字要求,即“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而这16个字,正是阎又文以及众多隐蔽战线的英雄一生写照,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