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犯管理所中，大家叫章微寒的时候，既不叫他的代号○○四四，也不喊他的名字，而总是亲切地叫他一声“小木匠”，他也欣然答应。

是不是因他年龄小而叫他小木匠呢？

不是！他的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只是，他的身材矮小，不过矮得均匀，不像有些矮子，头和上身均正常而腿却生得短，他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点像小孩。

最有趣的是，他写的字也像小孩写的一样，据说，这是什么“童贞体”。

张微寒书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

和他同时于1933年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后又转入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的同学，在其他军事机关或部队工作的毛森等人，早已当上了将军；在警察部门工作的，也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警察局长。

因他一直在军统中工作，所以晋级很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才当了站长，还只是一个上校。

但是，公安部门则一向把军统特务的级别总是提高一级来对待，所以，他虽是上校，也还是和国民党的将军们一起作为战犯来改造。

还有一说：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自首投诚的，虽犯了错误，还是对他有所照顾，所以把他选到北京来。

我和他私交一向很好，所以，在北京重逢后，暗地里是无话不谈。他不防范我，我也信得过他。

这种交情在改造过程中能长期保持，不因为想表现自己进步而把对方和自己谈的知心话揭露出来，是要有相当情义的。

我早就听说，他是在浙江解放后去自首报到了，毛人凤在昆明我家住的时候，曾痛骂过他。

我便问他，为什么自首了还要送北京改造？他在回答我的时候，第一次言不由衷地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不改造，保证当了右派！”

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不再追问，而是在他问到我的时候，我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抵触情绪和盘托出。隔了一段时期，他便主动把他自首之后又坐牢的经过，一件一件详细告诉我了。

原来，他是担任军统浙江站的副站长，站长毛万里是毛人凤局长的胞弟。1948年，毛万里兼任了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就把站长让给了章微寒。

解放军大举向东南进攻时，他估计，杭州很难固守，便与毛万里商量，将浙江站迁出杭州，在浙赣铁路沿线的浙江境内选择一适当地点作为站部。

毛万里听了后，一再安慰他，一旦时局有变化，他的那一节警务处长专用车厢，随时会附加在任何一列开往南昌的火车上来迎接他和全站内勤人员及电台等。

老站长的话他信以为真，便等呀等，直到杭州快被包围，老站长专用的那个车厢，还没有来接他。正在焦急万分时，杭州解放了。

忠厚老实的章微寒并不埋怨老站长失信，反而原谅他，认为，这是浙赣铁路中段被截断，所以顾不得来接他了。

当杭州军管会公安部门号召国民党留下未逃的党、政、军、特人员去自首报到时，他认为，既已无路可走，只有这唯一生路了。

但是，他毕竟不了解共产党对特务的政策，还不敢亲自去尝试，便叫一个部下去试试看。

那个部下自首报到后，居然还能受到表扬，并允为安排工作，当时，就让回家，这样，他才大胆去试一试。

一位军统的省站站长去自首报到，立刻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负责人接见他时，对他慰勉了一番，他也就交代了一些东西，这更加得到了重视。

据说，为了怕不知道他已自首的干部找他麻烦，特地让他穿上解放军的军服，为公安部门工作。

他除找到一些原浙江站的人员和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人，带到公安部门去自首登记外，还对几个不愿去自首而愿回台湾去的人，尽最大气力掩护他们平安离开了杭州。

其中，除极少一两人逃到了台湾，其余则被沿途军警民兵查出抓了回来。一经供出，是得到他的包庇而逃出去的。

不过，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揭穿他，只在和他谈话时，暗示他今后应忠于自己现在的工作，不能再徇私情去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当时并没有警惕，也不知道许多人已被抓回来了。

逃到台湾的虽只是少数人，他们回去要被怀疑，并受到多方面盘查，基本上是一致说，由于章微寒很念旧情，帮助他们逃出的。

这就给了台湾方面一个极大的重视，认为章肯定是“身在杭州，心在台湾”，机不可失，应当多方面去利用这一大好关系，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章的人，便纷纷奔向杭州而来。

这些人在偷渡时，有的一登岸便被民兵捉去，有的在混到大陆不久，也被逮捕了。他们供认出的情况，都是去杭州找章微寒，于是，公安部门便不能不引起对他的特别注意了。

最后，有两个没有被查出，混到杭州找到了他。他只是劝这两人赶快回去，表明他的处境，既不能掩护他们，更无意再为军统去冒生命危险了。

这两个是奉命而来，不能因章的几句话就回去，便自己去活动，结果，一个被发觉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便找章请求暂避一下，好找机会逃走。

由于那个被捕的供出了章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漏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也就被“捉将宫里去”交代问题了。

由于他没有具体反共活动，仅仅是重旧情包庇过特务而不去检举，所以，需要改造一下他的立场观点，不再“敌我不分”。战犯管理所一成立，他也就被选到北京了。

北京战犯管理所在集中学习和外出到东北等地参观回来不久后，便宣布，今后虽以学习为主，同时也要适当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除原有的挑饭菜组外，再要增加几个组，可以自由选择和自己研究成立些什么组合宜。

杜聿明便提出成立一个缝纫组，为同学们缝补衣服，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后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牟中珩提出成立理发组，这当然更需要。

王泽浚和章微寒两人一合计，成立一个木工组，修理床铺桌椅，接着有人提出成立洗涤组、种菜组、补鞋组等，都一一得到管理所的批准。

我带着好奇心问过章微寒，为什么要学木工。他说，年轻时听人说过古代有个叫鲁班的木匠本领很大，什么东西都会做，后来，形容没有本领的人在有本领的人面前去逞能，被人讥讽为“班门弄斧”。

所以，他很羡慕鲁班，也想当一名木匠。

在北京学木匠可不像南方，北京的木匠很少用斧头劈木材，特别是劈大木材，而是用一种叫锛的工具。

锛和斧是一个样的东西，只是锛的柄是装在正面，和斧装在侧面不同，像锄头一样，使用时，是用脚踩住木材，像使用锄头锄地一样猛力锄下，这样，一大块木片就能一下锄了起来。

不过，如果不当心，就会把踩在木材上的脚劈开，这比使用斧子危险很多，但也省力得多。

当他和王泽浚一同初试这种锛子的时候，管理员当中有一位会使用这种工具的，便把着手慢慢地教他们。我看了都有点替他们担心，怕一失手把两只脚锛掉一块，变成终生残废。

但是，很快他们就掌握了使用这种工具的方法，居然得心应手。有一天，章微寒叫我试试这家伙，我怕锛了脚不合算，便连忙摇头说：“我胆子太小，不敢‘章门弄锛’！”

当我们去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时，章微寒还是兼做木工活，什么床铺桌椅坏了，都是由他修理。

有一天，他得意地告诉我：

“这木匠活儿我已能独立操作了，以后出去做什么床儿、桌儿、椅儿时，除了斧儿、锯儿等外，还能使用锛儿呢！”（杭州人什么东西后面都加一个儿字，如碗儿、筷儿、盆儿、碟儿……）

由于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中有一条：要把过去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学到一门手艺，出去后能“自食其力”。

章微寒和许多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他特赦后送回杭州，会当上浙江省政协委员，根本不需靠做木匠来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