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处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监察处。
运输统制局大约是在1939年前后成立的，由何成浚任局长，曾养甫任监察处处长，监察处负责主持蒋管区的交通监察与检查工作。
成立之初，蒋介石就要曾养甫与军统合作，所以，由戴笠兼任副处长，这个处的编制是由曾养甫起草拟定的，所以，组织规模很庞大。
曾养甫与戴笠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对这个处长并没有兴趣，也嫌一个处长太不过瘾，所以，在拟订编制时，是按一般局的编制拟定的。
处以下设立总务、业务两个组，组以下设科，科以下设股，处部设主任秘书，并在东南和西北地区设分处，各地设检查所。
戴笠当时只要抓实权，抓机构，由于他资历浅，在拟定任何单位的编制时，总不肯太突出。运输统制局撤销后，蒋介石认为，这一个处仍应保留，便改为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并指定由戴笠兼任处长。
戴笠接长这个处以后，便把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调任副处长，代他主持。张为戴笠“十人团”的一分子，业务组组长也以“十人团”之一的胡天秋担任，其余还是原来的班底。
这个处的处长和副处长都是中将，组长和分处长是少将，科长和各检查所所长一般都是上校，只有极少数的是中校，他们的军阶都是很高的。
在这里，我只谈一下重庆的三个检查所和一个公共汽车督察室的活动情况。
扼守在重庆南面一品场的检查所，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最重要的一道关口。
这个所的所长韦贤，担任了好几年所长，他不但自己可以出布告，还印发了不少的通告。
每当一辆汽车经过时，他照例发给一份通告，除了交通统一检查所的许多规章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一些规定，叫来往车辆都要遵守。
当时，许多公私车辆经过这个地方，都感到特别麻烦。可是，戴笠每经过一次，便当面嘉奖他一次，因此，他越来越凶横。
平日里，只要戴笠打从这里经过，张炎元知道了消息后，总是暗地里先通知所长韦贤作好准备。因此，戴笠汽车还离得远远的，他便手持绿旗，启开木栅，准备让戴的汽车疾驰而过。
但是，戴却总爱停下车来，就便视察一下，这个人的确有他一套办法，检查所总是弄得整整齐齐，每个检查员都精神抖擞，自然会使戴感到高兴。
所以，尽管各个方面都说他的坏话，但戴笠对他却一直信任，几年时间都没有调动他，这是有原因的。
有一次，戴笠从贵阳赶回重庆，于夜间经过这个检查所时，事前，谁都不知道，戴的司机是横冲直撞惯了的，照例不肯停车听候检查，被检查员挡下以后，便大发脾气。
韦贤这时候也在所里，正在检查工作，因天黑看不清戴笠在不在车上，他怕司机冒充，也是叫停车，司机便大声说：“老板的车，你也敢挡！”
他也不客气补上一句：“我是奉老板命令检查！他自己规定的，自己更应当遵守。不管谁，我都要检查！”
戴笠听了后，马上从车上下来，要司机照规定手续办理，还对韦贤特别嘉奖了一顿，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来往车辆便更加小心，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好惹的。
当时，从昆明、东南、两广等地走私的货物，经过这里被他查出没收的，几乎天天都有一些。
我在军统局时，经常派人到这个所贮藏没收东西的仓库中，去清点军统需要的物品，只要一点手续没有办好，他便不准拿走。
我也很讨厌他，便向戴笠反映，但是，戴回答我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讲情面，不大懂人情世故的干部。无论他有什么别的缺点，这一点，就很可取了！”
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便更加卖力，许多车辆在这里受检查时，稍有不合，他往往要把全车货物全部搬下来，有时，连轮胎都给弄下来，往往一耽误就是一天半天。
因此，这个地方的旅馆饭店生意都很兴隆，和这有关系，他在这里几年中，弄得真是怨声载道，司机旅客都在背后骂这里是“鬼门关”。
还有，在通向西北公路上设立的青木关检查所，专门注意从重庆去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怕人民跑向延安，特别叫戴笠认真查扣，凡是去西北的，只要证明文件稍有疑问，轻则阻挡，重则扣押下来。
这个检查所当时对八路军的官兵，更是奉命刁难，连十八集团军的一些师长级的将领经过时，也常常被他们无理取闹，借口检查，大耍特务流氓手段。
而戴笠和毛人凤等人，每次听到刁难中共人员的报告时，总是非常高兴，因此，担任检查的特务便越来越放肆起来。
有一次，从延安方面来的几个将领经过青木关时，正遇到下大雨，检查人员故意要他们下车立在雨中，慢慢检查，弄得这几位周身湿透。大特务们听到这一情况，都哈哈大笑起来。
1940年代 重庆朝天门码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而设在朝天门附近的检查所，所长为王兴国，这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旅客和货物。
当时，许多赴江津、北碚等地的学生教师常常被他们留难。有一次，某教授带了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封面是红色的，他们一看，便不由分说要把他带走。
后来，经过旁边很多人证明，这些书是抗战前出版的东西，是国民党准许发行的，他们才总算没有把人带走，而这几本红色封面的书却被扣留了。
到了1944年间，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又插手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大有便利，因而成立一个督察室。
督察室主任为石振江，办公地点设在两路口汽车站内，特务们除了利用这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外，更利用在车上工作的方便，进行盯梢、监视等活动。
同时，特务们长期拿免费票，优先乘车票，享受特殊待遇。不过，特务们本来就是不买票的，而这些免费票，便拿去给自己的亲友使用。
当时，从重庆到磁器口的一家私营汽车公司，被弄得叫苦连天，一车开出几乎半数，是不买票的特务和他们的眷属。
交通统一检查处拿着军委会这块牌子，把过去由地方机关和宪兵等设立的检查机构，全都“统”了过来，宪兵附属在各个检查所听其指挥，地方军警机关的检查机构都被迫撤销。
但是，军统有关的单位，戴笠却并不要求统一。他认为，多一层检查，便多表现一份力量，可更加周密，所以，这个统一工作只去统一别的单位，而不统一自己。
当时，这些无法无天的检查人员，处处找人的麻烦，戴笠却在军统局局务会上，常常称赞这些部门的工作，认为在控制交通方面，军统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办法。
不过，这个处在几年中，的确查出不少私货和违禁品，没收了不少东西，由戴笠下令发还的也为数不少。
当时，一些与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有关系的大商人，托侍从室的人向他讲讲话，或者走宋美龄的路子，或者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讲情，再大的事也可以解决。反正，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找他的麻烦，他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
有次，军统局需要一批旧式汽车配件，我派人从这个处的仓库中，清理出一批没收来的货要了回来。
原来我认为已经没收，便动用了一些，不料，有人托宋子文的亲信向戴笠说情，他竟答应发还。检查处便派人向我要回去，我还不出，便向戴说明，是局里动用了。
平日，他对我到处打主意搞东西回来总是很高兴，常常对人说我像个管家的人，这一次，却大发脾气，一定要我退出去，即令已经用了的也要买回交还，原因就是上面有宋的来头。
几年来，检查处公开办的案子，最大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
林为孔祥熙亲信，如果不自恃来头大不买账，而事前通过有关的人向戴笠说明一下，问题也不会闹成那样结局。
外间传说，戴笠坚持要杀林世良是为了林那笔货物的奖金，这完全不是事实。
当时，军统对那样一笔奖金真可说满不在乎，主要是林世良看不起人，以为有孔祥熙还怕谁。结果，把问题闹得公开出来以后，叫戴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让步，他无论如何不肯干。
他统治那么多部下，公开叫他不办林，若是不办，他对部下无法交代，所以，他才坚持到底，要是早和他联系上，戴笠也决不会是真正铁面无私的。
抗日锄奸团（军统内部简称为抗团）是军统在大专学校中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
它是“九一八”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的大学与专科学校中开始组织起来的，负责人先后由曾泽、祝宗梁担任。
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大专学校中的学生，除了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外，更有不少大汉奸的子女。
锄奸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性质便完全改变，成为军统在各学校中的职业特务学生，抗团也成为军统直接领导的一个专在学生中搞特务活动的单位。
当时，它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
1942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不过，抗团的成员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军统只是利用这些人在学校里搞特务活动。
戴笠很坦率地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反动派侮辱共产党的名词），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
他们当时在各学校中的活动，一方面是做情报，一方面是搞破坏，并以抗日救国为幌子来拉学生，也设法混入各种进步组织中去。
锄奸团对学校里一些真正爱国反蒋的学生团体，则暗中进行打击，必要时，便借助于军统公开特务机关来进行迫害。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军统便给他们一点帮助。其他的人，一般不拿固定待遇，但有困难时，可以由军统代为解决。
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
我记得，有特务派入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
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因为，这些职业学生在各学校中一向伪装进步，军统从邮检所中检查出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必要时，也给他们去看看，让他们能够懂得一些新的进步名词。
不知道这些人底细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进步名词所迷惑。可是，戴笠也知道年轻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一不留心，便会弄假成真，所以就利用暑假来训练一下。
在重庆，每期调训的职业学生总有100多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学校中干特务活动，既不受抗团的领导，也不和抗团学生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军统当时在各学校中的双层组织。
即就使是国民党政府控制很严的陆军大学和中央训练团，军统也要派人在里面去活动。比如，陆军大学的调查组，便是专在陆大搞特务工作的。这个组的组长邹陆夫经常把陆大师生言行向军统汇报，同时，还替军统在这个学校中拉干部，在军统中，有不少是陆大毕业的学生便是这样拉进去的。
中央训练团是轮流调训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嫡系骨干分子的教育，拉拢地方干部和杂牌势力，因此，各方面的人都有。
训练团初成立时，蒋介石就决定把警卫组这一单位交给军统，最初，由戴笠自兼组长，以后才由李家杰、张业等继任。
这个组共有30多名特务，他们经常暗中注意受训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这里的情报是很重视的，特务的小报告便成为蒋介石考核干部的资料，所以，一些调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言论，会影响其前途的好坏。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主脑人物每期必去中训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当时，反对他们的人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依靠特务来保护他们。
每次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去讲话时，特务们便前后左右密布，随时防范可能发生的异动。
在讲台下面，专有一排小窗口，特务们从里面张望，可以看清楚每个听讲的人的动作。
这些人紧握着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向每个企图危害他们主子的人射击。台上的人虽然在从容讲话，而台子下面的人却紧张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