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葬礼上，毛主席对一无业老人格外赞赏，批示周总理：特别照顾
1972年1月，一场沉重的葬礼在北京举行。开国元帅陈毅的离世，让无数人心怀悲痛。当日，身患重病的毛主席执意参加葬礼。在仪式现场，一副气势恢弘的挽联吸引了毛主席的目光。这副挽联不仅文采斐然，更是将陈毅元帅的一生功绩与气节刻画得入木三分。当得知作者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无业老人时，毛主席眉头紧锁。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他为何会沦落至此？他与陈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往事？更令人好奇的是，为何这短短的一副挽联，能让毛主席当场做出特殊批示？
一、张伯驹与陈毅的渊源
1935年的一天，在上海法租界一处典雅的宅院里，张伯驹正在欣赏新购入的一幅宋代山水画。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院内的宁静。来人是他的故交，携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这位不速之客，正是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
陈毅此行是为了筹集抗日经费。当时的张伯驹已是上海文化界颇有名望的收藏家，他不仅精通书画，更与全国各地的文化名流保持着密切往来。在得知陈毅的来意后，张伯驹二话不说，当即变卖了几件珍贵的字画，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新四军。
这次会面，让陈毅对张伯驹留下了深刻印象。1936年春，陈毅再次来到上海，专程拜访了张伯驹。两人相谈甚欢，不仅讨论了书画艺术，更就民族危亡之际的救国大计进行了深入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伯驹将自己珍藏的大量文物转移至重庆，以免落入日寇之手。在重庆期间，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为新四军筹集物资。1939年，得知新四军急需药品，张伯驹立即变卖了一幅珍贵的宋代书法，购买了一批急需的医疗用品，辗转送往新四军驻地。
建国后，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1950年，陈毅在上海主政期间，得知张伯驹正在筹建戏曲研究所，立即拨出专款支持。1953年，张伯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平复帖》等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时，陈毅特意写信表示赞赏。
1962年，陈毅参加完一场外事活动后，专程来到北京文史馆看望张伯驹。两人相对而坐，谈古论今，从书法艺术聊到戏曲传承。陈毅感叹道：＂你对文物的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份跨越数十载的友谊，在陈毅去世后，由张伯驹写就的那副挽联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挽联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故友的深切怀念，更展现了一位文人对民族英雄的由衷敬意。这副挽联，最终也成为改变张伯驹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二、书法艺术大家的另一面
在张伯驹的艺术生涯中，书法只是其多重身份的一个侧面。他在诗词创作和戏曲艺术方面的造诣，同样令人叹服。
1923年春，北京城内流传着一首咏梅诗，引起文人雅士们的热议。这首诗写道：＂冷蕊疏枝傲晚冬，横斜影落砚池中。一生只合江湖老，休问荣枯事转空。＂作者正是年轻的张伯驹。这首诗不仅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更透露出他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在北平艺术界，张伯驹以其独特的昆曲演唱方式闻名。每逢周末，他的丛碧山房总会聚集一批昆曲名家。1925年冬，著名昆曲艺术家顾传玉来访，与张伯驹合演《牡丹亭》选段。两人的演出风格各具特色，顾传玉以细腻见长，张伯驹则以豪放著称，相得益彰。
1928年，张伯驹创办了＂昆曲传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青年演员。他不仅教授昆曲演唱技巧，还要求学员们必须精通诗词书画。他常说：＂要唱好昆曲，首先要懂得文字的韵味。＂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了昆曲界的中坚力量。
除了昆曲，张伯驹对京剧也有独到见解。1930年代，他与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名家常有往来。他不仅为程砚秋创作了多首新编剧本，还与梅兰芳探讨京剧艺术的创新之路。1936年，他撰写的《论京剧艺术的发展》一文，在戏剧界引起广泛讨论。
在书法创作上，张伯驹自成一派。他的书法既吸收了王羲之的灵动，又融入了颜真卿的雄浑。1940年，他在重庆举办书法展，展出的作品中有一幅《兰亭序》临摹，被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誉为＂神似王右军＂。
张伯驹在诗词创作方面更显功力。他的诗作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不乏创新。1943年，他创作的《咏史诗百首》，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感慨。这些诗作后来被收入《张伯驹诗集》，成为研究民国文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张伯驹对民族艺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上，更体现在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上。他积极收集整理古代戏曲谱本，为后人研究戏曲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书画、碑帖等文物，陆续捐赠给国家。
在北京文史馆任职期间，张伯驹仍然笔耕不辍。他不仅继续从事书法创作，还致力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他编撰的《历代书法论文选》，至今仍是书法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文物收藏背后的故事
1920年春，苏州一家古董店内，年轻的张伯驹正在仔细端详一幅宋代山水画。这幅画表面看似普通，但画作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印章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反复比对，他确认这是南宋画家马远的真迹。当时，店主开价五百大洋，张伯驹毫不犹豫地将这幅画收入囊中。三个月后，这幅画被鉴定为马远的传世名作《寒江独钓图》。
1926年，张伯驹在北京琉璃厂一家破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残破的明代戏曲选本。他翻阅后发现，这竟是明代著名戏曲家魏良辅的手抄本，内含多个已经失传的曲谱。为了购得这本珍贵的戏曲文献，他变卖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古籍。
1932年，上海一位老藏家向张伯驹透露，他手中有一幅传世极少的王献之书法作品。张伯驹立即前往查看，经过仔细研究，确认是王献之的《阙里帖》真迹。当时老藏家要价八千大洋，这对张伯驹来说是一笔巨款。为筹集这笔钱，他不得不变卖了几件家传的古玩。
张伯驹收藏的眼光在当时堪称一绝。1935年，他在南京一家古玩店看中了一方铜印，印文模糊不清。但他通过印文笔画判断，认为这是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私印。后来经专家考证，确实是黄庭坚晚年所用的印章。
1937年抗战爆发前，张伯驹意识到文物保护的紧迫性。他四处奔走，搜集流散在民间的珍贵文物。在杭州，他以高价收购了一批南宋官窑瓷器；在南京，他买下了明代画家沈周的《庐山高图》。这些文物后来都被他安全转移到重庆，躲过了战火的劫难。
1943年，在重庆的一次偶然机会中，张伯驹得知一位老商人手中有一卷唐代书法。这位老商人因为战乱急需资金，打算将这件传家宝变卖。张伯驹前去查看，发现这竟是唐代书法家李邕的《尚想黄绢帖》。为购得这件珍品，他变卖了自己最心爱的一批宋代瓷器。
建国后，张伯驹深知文物应该属于国家和人民。1953年，他将收藏多年的《阙里帖》、《尚想黄绢帖》等珍贵书法，无偿捐献给了国家。1956年，他又将自己珍藏的一批宋元书画，包括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全部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1960年，已经年过花甲的张伯驹仍在关注流散在民间的文物。他在得知北京郊区一户农家收藏着一幅疑似宋代的山水画后，冒着严寒前去查看。经过鉴定，这幅画是南宋画家夏圭的作品。张伯驹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给文物部门，使这件珍贵文物得以收入国家博物馆。
四、挽联背后的深意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会场的正中悬挂着一副挽联，字迹遒劲有力：＂戎马一生真赤胆，文章两汉数高峰。＂这副挽联的作者正是张伯驹。
这副挽联的创作过程颇为曲折。1月3日深夜，张伯驹接到通知，得知陈毅元帅逝世的消息。当晚，他在灯下写下了数十副挽联。最终，他选定了这副最能体现陈毅一生功绩的对联。
上联＂戎马一生真赤胆＂，追溯的是陈毅的军旅生涯。1916年，年仅15岁的陈毅就投身革命。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从新四军到华东野战军，陈毅的革命历程与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紧密相连。1927年，陈毅在江西领导农民起义；1934年，他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辟根据地。这一切都印证了＂真赤胆＂的评价。
下联＂文章两汉数高峰＂，则道出了陈毅的文学才华。陈毅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的诗作数量之多、题材之广、艺术造诣之高，在两汉以来的文人将相中实属罕见。1942年，他创作的《梅岭三章》被誉为革命诗歌的典范。建国后，他创作了大量诗词，如《观浦东开发有感》、《访古钱塘》等，既有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也有对新中国建设的展望。
挽联中＂真＂字的运用别具匠心。它不仅形容陈毅为人坦荡，更暗含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数＂字的使用也很讲究，既可理解为计数，又可解读为数一数二的意思，突出了陈毅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张伯驹选用＂赤胆＂二字，既指陈毅忠心耿耿的革命品格，又暗示了他火热的革命激情。＂高峰＂二字的使用，则将陈毅的文学成就推至顶点，与其军事成就相映成辉。
这副挽联在用字上也颇有讲究。＂戎马＂与＂文章＂对仗工整，＂一生＂与＂两汉＂形成时空对比，＂真赤胆＂与＂数高峰＂在声调上和谐统一。整副挽联既符合传统对联的格律要求，又富有现代气息。
追悼会当天，年迈的张伯驹未能到场。但这副挽联却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别关注。通过了解，毛主席得知张伯驹近年来生活困顿，立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照顾。这副挽联，不仅是对陈毅元帅的追思，也成为了改变张伯驹晚年生活的转折点。
在这副挽联创作完成后不久，张伯驹又写下了一篇《忆陈毅同志》的文章，详细回忆了他与陈毅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为这副千古名联留下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注脚。
五、晚年生活的艺术追求
1973年初春，北京西郊的一间小院内，已届耄耋之年的张伯驹正在为故宫博物院题写馆藏文物说明。他的笔力依旧遒劲有力，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这项工作。这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缩影，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默默耕耘。
这一时期，张伯驹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指导年轻的书法爱好者。在教学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1974年春，他为一群青年书法工作者讲解《兰亭序》的笔法结构。他不仅详细分析了王羲之的用笔特点，还现场示范书写方法，展现了精湛的技艺。
1975年，张伯驹开始整理自己早年收藏的戏曲文献。他将散落各处的昆曲曲谱、剧本一一整理成册，并为每份文献撰写考证说明。这项工作持续了近半年时间，最终整理出二百余册珍贵资料，为昆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
同年冬天，故宫博物院请他为新发现的一批宋代书画进行鉴定。尽管天气寒冷，他仍坚持每周到故宫工作。在鉴定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幅被误认为是明代作品的画作实为南宋画家李唐的真迹，这一发现引起了文物界的极大关注。
1976年初，张伯驹应邀参与编纂《中国书法史》。他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重新研读了大量碑帖，并撰写了详细的考证文章。他的研究成果，为这一时期的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资料。
这一年的春天，北京文物局组织了一次书画鉴定培训班，邀请张伯驹担任主讲教师。在课堂上，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鉴定经验倾囊相授。他特别强调，鉴定文物不仅要有专业知识，更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1977年，张伯驹开始编撰《历代名画录》。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对历代重要画作进行系统梳理和考证。他每天工作数小时，详细记录每幅画作的来源、特点和流传过程。这部著作虽然未能完成，但留下的手稿资料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晚年的张伯驹还经常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咨询意见。1978年，北京市文物局在整修一处古建筑时发现了一批壁画，请他前去鉴定。经过仔细研究，他确认这些壁画是明代中期的作品，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建议。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张伯驹仍然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1979年初，他还在为一部书法理论著作写序。这篇序言虽然只有千余字，但字字珠玑，充分展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这也成为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