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王小波写了一篇题为《写给新的一年》的文章，其中讲述了他二十多年前刚到回到北京时，他家附近的医院很多人天不亮，就抱着公鸡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打鸡血的往事。
让王小波万分感慨的是，二十多年前那么多人热衷的事情，二十多年后既没有照片，也没有人讨论，好像那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以王小波在回忆自己的经历之后，得出了一条经验：这个世界上没有使人变聪明或返老还童的诀窍，人一旦相信有这种诀窍的结果，往往是变得更笨。
对于当代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打鸡血”应该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一个人精神亢奋或精力过剩。
在上世纪60~70年代，“打鸡血”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把鸡的血抽出来再打进人的体内，以求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目的。
凌晨天还不亮就抱着公鸡去医院排队，等医生抽鸡血打的情况，不止是王小波所在的北京发生过，全国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记载。
著名作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一文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朱大可教授家附近的医院，因为打鸡血的人太多，医院里到处弥漫着一股鸡屎味儿，社会上很多人都沉迷于打鸡血，仿佛不打鸡血就没法正常生活一样。
除了个人文学作品之外，甚至一些地方县志里，对“打鸡血”的盛况也有所记载。
《百年崇州》第二卷记载，崇州不但当地的医院中到处都是打鸡血的人，甚至菜市场上的公鸡也遭了殃。
因为当时打鸡血普遍比较喜欢雄壮好看的公鸡，而市场上又有流言说抽过血的公鸡，用来做饭都不香，甚至导致了当时的菜市场买鸡时，都要看看身上是不是没有疑似针眼儿的地方，一旦鸡翅下或脖子上有了疑似针眼儿的伤疤，立刻就掉到了“白菜价”。
相反那些浑身没有一个窟窿眼，形体又雄壮好看的公鸡，往往会有市无价，想买都买不到！
打鸡血打到公鸡“一鸡难求”，由此可见当时的“鸡血疗法”有多么盛行。
在当代任何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看来，都是拿人命开玩笑的打鸡血，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盛行一时？这场波及全国的风潮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和隐情呢？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目前能够查到的，就有两种截然不同说法。
第一种是1992年4月作者桑晔，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国人梦已醒？》中，提到的国民党中将军医为保命主动提供说。
根据这种说法，1965年某个国民党的中将军医，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判处了死刑。
这个中将军医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打鸡血的技术细则，声称可以强身健体，包治百病，连老蒋都是靠着打鸡血才能活命。
提供完打鸡血的技术细则后，中将军医还问公安机关的干部：说了这个，能换一条命不？
国民党中将军医有没有换到命不好说，抓住他的人把这个秘方送给了当地的一个首长。这位首长私下里一直给自己打鸡血，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的部下们也纷纷效仿。
十年运动开始之后，这位首长倒台受到了批判，受不了批斗的首长在自述材料里提到了打鸡血的事情。
首长本人虽然被打倒，可他材料里提到打鸡血却被一些人效仿，最终造成了全国性的大流行。
这个说法虽然故事性很强，却有很多常识性的漏洞，让人很难相信它的真实性。
首先就是国民党中将军医这个身份的问题。
虽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的中将确实有点“烂大街”意思，随便什么师长、军长都可能挂个中将衔。
可这是一个不领兵的军医啊！如果他要是有其他的职务的话，必然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医院院长才行，毕竟名噪一时的张灵甫，到死也不过只是个中将军衔。
一个军医要是没有什么其他职务，直接就挂个中将衔，多少让人有点看到“炊事师长”的荒诞感。
第二就是时间问题。
1965年老蒋都跑了十几年了，这个中将军医要是一直潜伏在大陆，早过了最容易暴露的时间段。就算是意外被抓，十几年前的事情，谁来来验证呢？他要是当年也跑了的话，一个军医还回来干啥？毕竟他还挂着国民党的中将衔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通篇没有姓名地点。
国民党的中将军衔虽然不值钱，可一个军医能混到这份上，肯定也不是无名之辈。
这个说法中却只强调了“中将军医”，却没有提到他的姓名。
后来的首长也是一样，连个地点都没有，只说是某地的首长。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怎么看都像人为编造的谣言。
第二种说法资料就比较详实了，可以查到的细节也比较多。
根据《国家历史》4月刊.“新上海旧上海”中，作者名为杜兴的《打鸡血往事》一文记载，“鸡血疗法”的创始人是一位俞姓医生，上海静安区卫生局还跟他有着不少纠葛。
俞医生自述他出生于1903年，不但接受过专业的医科教育，还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1953年俞医生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鸡的肛门温度高于人体，找了几个公鸡用温度计一量，竟都在43℃左右。
当时中苏关系正值“蜜月期”，苏联盛行一种叫“组织疗法”的治病方式，一度被称为苏联的“国术”。
“组织疗法”听起来好像很高端，但实际操作跟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以形补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形补形”是吃什么补什么，而“组织疗法”更“科学”一点——把一些动植物的组织提炼冷藏一下，然后再注射进人体。
俞医生认为鸡的体温之所以高于人的体温，是因为它们的血液发热机能特别高，有某种特殊的组织。后来他又在明代医书《济阴纲目》就，发现了一个内服或涂敷治疗妇科病的记载。
当时俞医生就想，涂敷是直接接触，却没有注射有效，能涂敷为什么不能注射呢？
于是俞医生开始拿自己做实验，从一只年半的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血，从左臂肌肉注射到了自己体内。
注射的第一天，俞医生没有感觉到不适症状，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神奇效果。
注射第二天开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天俞医生感觉食欲大增憎，一顿饭多吃了八两米饭。
注射的第三天，俞医生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百倍。
注射的第四天，俞医生不但感觉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久治不愈的脚癣和腿掉皮的老毛病，也不药而愈了……
感觉效果不错的俞医生，一个星期后又给自己打了几针，并开始在一些村民身上做实验。
俞医生刚开始的实验对象，是当地痛经和月经过多的妇女；《济阴纲目》上本就有用鸡血治妇科病的记载，再说出血问题打鸡血解决，也符合“组织疗法”。
这些妇女在接受“鸡血疗法”后，反馈大多都还不错，症状基本得到了缓解。
俞医生的胆子也因此慢慢变大了。他不再满足于用“鸡血疗法”治疗妇科病，进一步扩展到治疗风湿、炎症、湿疹等病症，甚至他还用“鸡血疗法”治疗了一个宫颈癌患者。
据俞医生自己在《鸡血疗法简说》中所写，这些病人都在打了鸡血之后，症状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减轻。
1959年俞医生从江西调到上海，被分配到某棉纺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厂部卫生时主任。
这时候俞医生已经研究“鸡血疗法”多年，自然不可能会放弃自己独创的技术。“鸡血疗法”顺理成章地被他带到上海，悄悄地在工人们身上继续实验。一年后的1960年，俞医生公开向上海市卫生局写了一份报告。
俞医生在报告里声称，他在过去的一年总共为300多人打了鸡血，这些人有棉纺厂的职工，也有社会人员，少的打了一两针，多的打了五六针，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觉得打鸡血十分神奇有效。
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随即派专人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于4月份提交了一份《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实验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记载，调查人员一共查到203例打鸡血的病历，这203名患者的病历和口述表明，打鸡血对月经过多、偏头痛、胃溃疡等病症有效率较高，但也只有65％；对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等病症有效率较差，甚至还不足20％。
这203名患者中，还有36％的患者出现了高热、淋巴结肿大、过敏性皮疹等不良反应。
从报告结果来看，打鸡血虽然有效，但明显没有俞医生说的那么神奇。静安区卫生分局认为“鸡血疗法”需要进一步实验，才能证实效果如何。
1960年10月，静安区卫生局组成一个研究实验小组，对“鸡血疗法”的实效进行验证，俞医生也被邀请成为实验小组的一员。
进实验小组当专家，让俞医生倍感自豪的同时，对“鸡血疗法”发展前途也信心倍增，他觉得“鸡血疗法”一定会成为震惊世界的新医学发现。
但事情发展，却并不像俞医生所想的那样。
1960年年底，实验小组在做了休克抢救的情况下，征集了1300多名患者，准备进行打鸡血人体实验。
从1961年1月份开始，实验小组最终对688名患者进行打鸡血实验，并记录下了病历。
根据病历统计，打鸡血效果最明显的是月经过多，打完之后有效率高达97.8％；其次是胃溃疡，打完之后有效率高达78％；除此之外患者打完鸡血之后，普遍感到精神旺盛，能吃能睡，身轻体健，活力无限。
与此同时打鸡血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有16％的患者打鸡血后出现了畏寒怕冷、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最惨的是还有6名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打完没多久人就休克了，要不是抢救及时当时就嘎了。
实验小组认为，这种过敏反应不能忽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
于是静安区卫生局就邀请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用以前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把鲜鸡血脱敏做成鸡血粉，然后再进行注射。
虽然静安区卫生局的报告显示，这种方法在避免过敏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疗效。可俞医生却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
俞医生认为，实验小组的专家刻意夸大了打鸡血的副作用，在人体实验方面不够大胆；而且脱敏鸡血粉不但制作成本高昂，其疗效也比新鲜鸡血差多了。他认为实验小组的个别专家，严重违背了当时“多快好省”的号召，存在严重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
出于对实验小组的不满，俞医生在1962年年底主动脱离了实验小组，把病人召集到自己的家里，继续进行打鸡血的治疗实验。
静安区卫生局曾经派人去找俞医生沟通。可这会儿的俞医生自信心爆棚，觉得“鸡血疗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疗法。而他自己是创造历史的人，压根儿就看不上卫生局的人，鼓动病人把卫生局的处长给赶了出去。
在自己家搞实验的俞医生，自信心和胆子双双飙升；最初打鸡血只是声称能治20多种疾病，俞医生回家搞实验之初就提升到了60多种，搞了一段时间之后打鸡血干脆成了包治百病，没病也能强身健体，促进青少年发育，让老年人返老还童的“万能金丹”。
也就是在俞医生回家搞研究之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名为《鸡血疗法》的油印小册子。
小册子里声称，打鸡血是中央指示重点“秘密研究”的国际领先技术，很多老干部都在私下里悄悄打，还列举了100多人打鸡血后，产生的种种神奇反应。
1964年“四清运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自认怀才不遇俞医生趁机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把自己辛苦钻研“鸡血疗法”5年来的种种努力，以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做了汇总，要求党和政府和他一起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努力，把他调到北京对“鸡血疗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这时候《鸡血疗法》的小册子，至少已经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流传，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引起重视，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责成上海市卫生局，马上对《鸡血疗法》展开调查，上报中央等待处理。
上海市卫生局随即将俞医生创立“鸡血疗法”的经过，以及后来他跟静安区分局的分歧，连带对《鸡血疗法》小册子的内容分析，一起上报到了卫生部。
随着《鸡血疗法》小册子的流传，全国各地抱着公鸡到医院要求打鸡血，甚至自己私下抽鸡血打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上海作为“鸡血疗法”的发源地，不但卫生局收到了大量的询问的信函，跑到当地找俞医生打鸡血的、跟俞医生学技术的人数不胜数。上海市卫生局几派专人找俞医生沟通，但俞医生却只想让卫生局承认“鸡血疗法”的地位，不愿意多说其他。
1964年底，他干脆分别给刚上任的新卫生部长钱忠信，以及中央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分别写了信，要求钱忠信和郭沫若支持“鸡血疗法”，“承认”打鸡血的医疗地位。
上海市卫生局跟俞医生多次沟通无果，全国各地打鸡血之风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央也对“鸡血疗法”一事进行了过问。
为了应对中央的过问，上海市卫生局召集专家对“鸡血疗法”进行一场座谈会，会后专门起草了一份《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专家们一致认为，打完鸡血所出现的身体发热和精神异常，是人体对鸡血中的异性蛋白发生的排异反应；打鸡血声称有奇效的病，大多都是一些危害更大不大的慢性病，比起这些慢性病的危害，鲜鸡血造成的过敏和排异反应才更危险。专家们一致向卫生部建议，应该尽快限制甚至禁止全国各地医院或个人，私自对病人进行打鸡血的实验。
卫生部在收到上海市卫生局的报告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1965年7月下达《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打鸡血给人治病，并要求医务人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向病患解释清楚鲜鸡血过敏的危害性。
正打算做新医药学派开创者，去北京当专家的俞医生，看到卫生部下达的通知后怒不可遏，当即给当时担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康生写了一封信。
自认为被“迫害”的俞医生在这封信中，毫不客气地把卫生部的通知称为“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甚至还挥舞起民族和伟人的大旗，称反对打鸡血的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伟人，否定中国传统医学……
康生收到俞医生的信后，于1966年3月做出了支持他的批示，并把信和批示转给了上海市卫生局。
事情到了这一步，很明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原先反对“鸡血疗法”的人没人再敢吭声。同年12月，卫生部也迫于压力撤销了此前下发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
1967年，卫生部一些领导干部因曾反“鸡血疗法”被打倒，同年12月造反派发布《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人民的公开信》。
打鸡血从此进入高潮，全国各地的大小医院里，到处都是抱着公鸡等打鸡血的人在排队。
在排队等待的时候，人们还互相交流打完鸡血后的各种神效，比较各自公鸡的品相大小。满地鸡屎的医院里人声鼎沸，再加上时不时追逐跑掉公鸡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菜市场。
打鸡血的热潮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慢慢地被红茶菌和气功所取代。
传闻创造“鸡血疗法”的俞医生，1994年在上海以92岁的高龄去世，也算是难得的高寿了。
虽然打鸡血的现象早就消失了，可是“鸡血疗法”崛起时所用的种种套路，流毒却非常非常的久远。
传销和诈骗组织常用的“高层秘令”；药品广告中的老干部专用药；打民族牌自称受到“打压”等等套路，其实拾的都是拾的“鸡血疗法”的余唾。
这些套路并不复杂，但不知为何却异常好用。以至于直到今天，时不时还会有人认为打鸡血确实有效，之所以会被禁是因为动了某些人“利益”，或者现在鸡吃的都是饲料，所以才失去了效果……
打鸡血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跟俞医生精明的操作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俞医生都掌握了民众的心理和时代的脉搏，他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的了解，绝对比他的医术更加高超深刻。
几十年后今天我们看打鸡血就是一场闹剧，几十年后的人们看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又会是怎样的看法呢？
参考资料：
《“打鸡血”的历史教训——“鸡血疗法”的社会现象考证》作者：陈明远
《打鸡血往事》作者：杜兴
《写给新的一年》作者：王小波
《1967年，全国疯狂的鸡血疗法》作者：朱大可
《国人梦已醒？》作者：桑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