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党来说，在历史上改变命运和发展的契机有很多，其中1936年的西安事变绝对算得上重中之重，民族英雄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计生死，对蒋介石发动兵变要求一致对外抗日，这一不确定因素也在此后让我党有了从中斡旋的机会。
在我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战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建立，这才有了后来的抗日战争，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恐怕国共合作也就成为一个泡影，许多爱好历史研究的学者曾说:“若是没有西安事变，我党的政治命运恐怕会走向末路。”
不过晚年间十大元帅中的徐向前曾说:“即使没有西安事变，我党仍有转危为安的一招妙计。”
那么当时的红军都面临着哪些困难，徐向前元帅说的我党的计划又是什么，这个未成形的计划又将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呢?
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5年11月，随着“西北剿匪总部”的设立，国民党屠杀残害共产党的计划正在残忍进行，除了在军事上对我党进行严重围堵和迫害外，国民党还加紧了经济封锁，半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安排了近51个团的整备力量进行外围封堵打击。
这场战争在国内国外的一致看法下，都是蒋介石的胜算更大一些，毕竟我军的武器实力装备和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简直天差地别，正是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西安事变却在悄无声息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作为东北地区的司令长官，张学良受蒋介石的压迫颇深，多年来早已产生积怨，尤其是蒋介石让自己投降日本、对共产党进行围剿让张学良十分痛苦。
这次的西安事变也只能算得上不得已的出此下策，不过张学良却没想到这一招却让整个抗日局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事变前夕，张学良曾不止一次的找到蒋介石劝说合作抗日，但换来的也不过是一句:“汉卿，你有和共产党合作的想法很危险。”
12月12号凌晨5点，随着孙铭九率领队伍包围华清池，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正在睡梦中的蒋介石慌乱而逃，等到孙铭九等人闯进卧室，蒋介石早已不见踪影。
在指挥室的张学良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如果蒋介石遭遇不测，那将会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可以说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张学良是将自己的脑袋和人格提前祭给了国家和人民。
好在经过4个小时的搜寻，蒋介石终于在一个山洞中被找到，而此时属于张学良的难题才真正到来，一方面要劝说蒋介石合作抗日，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应对南京国民党等人的狼子野心，关键时刻张学良通过爱国人士联系到了我党周总理。
一开始双方还多少有着些许不信任，可在深入磋商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蒋介石也在周总理等人的积极调解下支持合作抗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如果没有张学良这次兵谏，那么中国的未来走向将去哪里还将是一片混沌，毕竟当时的我党正处在内忧外患的生死存亡时刻。
我党面临的困境
1935年前后的我党形势要远远比看到和想到的困难许多，193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经过长途跋涉，红军队伍成功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在历经艰难险阻后，红军队伍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时间，甚至还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困难，那就是物资匮乏。
陕北地区常年干旱，加上降水稀少，冬天又是寒冷，红军队伍根本找不到足够的粮食和物资，以前还有部分红军可以在山上找到随处可见的村落，和当地百姓讨点水喝，实在不行也能花钱买点吃的，可这陕北地区人烟稀少，连只鸟都看不见，更别说人了。
更为重要的是，红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南方过来的，对北方气候的不适应让不少战士纷纷患上了感冒、冻疮，严重的还出现了过敏反应，这些也都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
10月底，张闻天组织召开了全军领导的集体会议，在会上张闻天说:“当前形势困难，陕北地区和我们以前所处环境差别较大，面临的困难也比较多，不过这都是暂时的，大家回去安抚好战士们。”
对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积极应对，当时我军的战士虽然也是从五湖四海而来，但绝大多数还是以汉族为主，但西北地区一边是蒙古族，一边是回族，语双方语言不通就成了大问题。
当时的红军队伍一面想着要筹措军粮度过难关，一面又要想着发动当地群众参加共产党，很多时候也闹出了不少笑话，至于被当地居民误解那更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主席为数不多的向徐海东张口借了一笔“巨款”，这还是徐海东的红15军团积攒了好多年才攒下的老家底。
尽管这5000块钱让红军队伍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但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问题仍然没有变，包围圈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多，蒋介石的围剿策略还是让我军十分头疼。
面临着国内外形势环境的困难，虽然在如今来看是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调解获得了最后的成功，但是这场事变毕竟发生的太过突然。
如果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我党会不会就这么被国民党包了饺子，是不是就没有了如今的新中国，其实这个问题徐向前元帅在晚年时也曾谈到了这段往事，他给我们的答案当然是“不”。
隐藏的杀手锏
在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也曾秘密托人和我党取得联系，不过从先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张学良对起义成功的概率并不确定，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也认为，张学良发动起义的目的性不足，很有可能迫于形式不得不放弃。
另外即使起义成功，那么对于如何说服蒋介石，我党也持观望态度，毕竟在过往的十几年中，张学良一直算是蒋介石拉出来抵挡民众呼声的垫脚石。
所以一旦起义失败，那么红军队伍将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战争形势，到时候蒋介石会倾巢出动，意图剿灭我党剩余部队，同时也为了我党革命火种的延续，我们绝不能把未知的前途命运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而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威胁，成功逃出国民党所设的包围圈，我党也一直在秘密谋划着另外一套应对方案，那就是进行“第二次长征”。
对于这“第二次长征”的想法，放在现在也许会令许多人震惊和不解，但是在当时确实是我党在秘密进行的尝试，据十大元帅的徐向前晚年回忆说:“当时我党和北方的苏联红军交往甚密，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苏联红军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将红军队伍整体向北方转移，一个则是向中蒙边境靠拢。”
其实不管是哪条方案，其目的都是和苏联红军会合，在当时中央红军内部对苏联人的建议高度重视，在多次内部讨论和磋商后，最终制定了这样一条策略。
首先便是积极扩充红军的队伍实力，这也就证明了为什么红军队伍当时在陕北明明已经食不果腹，但还是在一直招兵买马，其实更多的是在为不得已的二次长征做准备。
其次便是在山西一带建立和苏联的战略根据地，不管是前期先头部队和苏联的联系，还是后续整体部队的转移，缺少稳定的联络点和接应点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便是将部队转移集结到绥远地区，只有靠近边界线，我军才能依靠地理优势和日本人还有国民党进行游击战术，这样才能发挥特长，寻找机会逃出包围圈。
不过对于这一步“险棋”，我党却考虑实际因素一直未有实际进展，毕竟当时马家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各方势力参与其中，稍有不慎恐怕会落得个“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好在最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及时发动了兵谏，这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也帮助我党在危难之中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可谓是一举两得。
结语:
张学良以一己之力可谓是彻底扭转了当时的中国军事战争，粤系、桂系等军阀势力也通过这次事变携手抗日，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压力也不得不改变战事策略。
而对于我党来说，在事变突然发生后，能够及时敏锐的抓住机会，做好调停等相关工作，也体现出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对国共合作携手抗日的希望，至于“第二次长征”，也算得上我党深思熟虑的备用方案了吧。
史料来源：［1］田武雄: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J］.中共党史研究,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