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某一天，一位记者模样的美国人，匆匆跑进河南洛阳的一家电报局，把自己连夜撰写出来的稿子往发报员面前一放，表示要发往美国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
当年轻的发报员看清这篇稿子的标题时，“噌”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着那满纸的“卖儿鬻女”、“母亲吃了自己的孩子”、“妻子啃丈夫的大腿”……发报员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手抖得快要拿不住那几张薄薄的稿纸。
他知道，这篇稿子一旦发出，就有可能为3000万的河南百姓带来生的希望，但这也是自己的催命符。此时他脑子里闪过的，是自己每天看到的那些地狱般的场景，牙一咬、眼一闭：“发”。
不久之后，这位年轻小伙子因“泄露机密”，被押上了刑场。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灾情下的河南百姓
自从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以来，在河南这个肥沃的黄土地上，驻扎了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一切军资所需，全部由河南百姓供给。沉重的兵役和苛捐杂税，使得这方百姓即使是在丰收年，也只能是半是野菜半是杂粮、窝头地勉强度日。
大家都盼着战争赶紧结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过过。谁知，河南史上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旱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从1941年的冬天开始，河南这片土地上就滴雨未下，而老百姓平时赖以灌溉农田的黄河渠，也早在1938年就被蒋介石下令炸了堤坝，无法蓄水使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里刚长出来的青苗苗，一天天地枯萎，直至旱死。
俗话说“大旱必有蝗灾”。1942年的河南不仅粮食颗粒无收，放眼望去，整个河南省看不到一点点的绿色，全部都葬送在了蝗虫之口。
起初，百姓们靠着家里的微薄存粮，或者邻里之间互相接济，还能艰难度日。后来家里粮食吃光了，就开始买，砸锅卖铁地买，那些黑心的无良粮商，把百姓赖以活命的粮食卖出了天价。
家里实在没东西可卖了，为了活命，就开始卖人。先是女儿、再是儿子、再来就是年轻媳妇。刚开始的时候，卖一名少女或少妇，可以换百来斤的粮食。
一百斤的粮食，给现在的三口或四口之家，也许可以吃上两个月左右，但在那只有粮没有菜，家里人口又多的情况下，能撑上半个月都算是夸张的。
慢慢地，没人买人了，就开始送。至于对方是官家富户，还是娼门毒窟，根本没人在意，更没人关心，唯一标准就是谁能给更多的粮食。
寒风呼啸，凛冬到来，冻饿而死的百姓越来越多，尸横遍野。曾经繁盛的郑州城，在白雪的笼罩下，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白色的无人问津的乱葬岗，成群的乌鸦在城市上空盘旋不去，时不时发出的“呱呱”叫声，像是敲响在人们头顶上的丧钟。
路上随处可见饿得像是一副行走的骷髅骨架的乞丐，曾经是看家护院小能手的狗狗们，在饥饿的驱使下，激发了潜在的狼性，把饿倒在路边将死未死的主人当成食物般啃咬。
而那些坚守着最后一分忠诚，不肯对主人下嘴的饿狗们，也趴开了路边随处可见的坟茔，把里面的尸体拖出来撕咬着。
年幼的孩子在母亲怀里断了气，临死时还叼着因为饥饿早已没了奶水的乳头。年轻的母亲为了活命，架了锅，把死孩煮熟，边哭边啃。
丈夫为妻子去寻找能果腹的食物，不想却倒在了回来的途中，好不容易找到的那点树皮、草根也被洗劫一空，等妻子找到他时，已经奄奄一息，丈夫在临死前把自己献祭给了妻子，只希望她能多活几天。
树皮、草根吃完了，人们就开始吃“土”，一种叫“观音土”的白色粘性泥土，遇水会发胀，能把人活活撑死。烧火用的枯柴、死水里的青苔，还有花生壳……都成了百姓们能够活下去的“食物”。
在饥饿面前，有为了不让家人活受罪，下令全家服毒自尽的家主；有为了活命，在偏僻的山道路口拦截难民，杀人吃肉的；有为了不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拖累，把四五个孩子都绑在路边树上，自己离开的；也有因为不想听孩子“我饿！我饿！”的哭声，用斧子亲手把孩子劈死的……
为了逃离这里，逃离饥饿，逃离这人吃人的炼狱，人们成群结队地开始向西逃荒迁徙，像那在马戏团被驯服的牲畜，像没有灵魂的木偶，机械地挪动着双腿，一路往西。
半路加入了谁、落下了谁、谁倒在了半路上，无人在乎，只知道“往西、往西……”朝着那看不见的希望，行尸走肉般地走着，像患了梦游症的病人。
张国立演的电影《1942》，在真实的“1942”面前，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冰山一角。
是天灾，更是人祸
这个人吃人的“河南牌”炼狱，在外界却鲜少有人知道。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下达了封锁令，任何媒体也好，个人也罢，对河南灾情一律不许报道，如有违抗者，以“泄密罪”论处。
但在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嗅觉”一向灵敏的媒体人，还是嗅到了一丝“河南灾情”的味道。
《大公报》顶住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先后派出记者王工碧、张高峰等人，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并向全中国人民报道河南实况。他们的报道在当时，并没有在民众之间掀起多大风浪，却触怒了国民党当局。
在《豫灾实录》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政府就派人，给《大公报》送去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停业整顿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的作者张高峰还为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当时，驻河南省国民党第31军团的总司令汤伯恩，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张高峰以“疑似共党”的罪名进行逮捕，在其被逮捕当天，就遭到了被河南百姓称为“四灾”之一的汤伯恩的连夜刑讯。
并且，在刑讯过程中，汤伯恩明确告诉张高峰，抓他，就是因为他写了《豫灾实录》，如此地猖獗、狂妄。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地扼杀操作，触动了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敏感神经，他决定与好友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去河南探个究竟。
两人辗转来到河南省省会郑州，通过与当地政府的交涉，深入了解到国民党当局蒋介石在河南灾情初现之时就已经收到了前线发来的灾情警报，并第一时间召开了提前筹集军粮的会议。
在会议上，蒋介石要求正处在旱灾期间的河南百姓，上缴军粮250万石，而其手下为了邀功，将“石”改成了“包”。在那个时候，“一石粮食”大概有140斤左右，而“一包”却要200斤。
白修德记者在走访过程中，曾有一名国民党军官向他直言自己“奉命”催缴的军粮任务。他负责的那个片区，整年所有的粮食产量总共才只有35万斤，而他却必须上缴40万斤才算完成任务，那剩余的5万斤，只能用魔鬼手段去敲骨吸髓。
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的百姓，却还要想尽办法给国民党军队上缴马料，否则就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下场。而有些官员甚至把向灾民催缴军粮当成是他们的特权，是他们除薪水之外的“外快”来源。
白修德把他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成稿子发到《时代》周刊后，一刻不停留地赶回重庆，求见蒋介石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之门外，最后还是通过宋庆龄才得以一见。
但当时的蒋介石根本就不耐烦，见他，不过是给宋庆龄一个面子而已，对白修德所讲的河南灾情完全无动于衷，并一再地强调“你讲的这些都是假的，不可能、不相信”。
直到白修德拿出走访时拍摄的照片，那照片上狗吃人、人吃人的定格瞬间，让这位自欺欺人的委员长打起了哆嗦。
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派了两名亲信亲往河南实地勘察，并指示他们：关于军粮是该征多少就是多少，对于灾情决不能夸大其词，影响视听，一定要“实事求是”。同时还下令，彻察河南各级官员，对那些中饱私馕的贪官污吏要处以极刑。
这两名政党要员到河南走马观花了一圈后，就回去“实事求是”地向蒋介石汇报去了。蒋介石再根据他们的汇报，意思性地拨了2亿元救灾款，还有大米、杂粮在内的共3万袋的救济粮。这些救济粮算它200斤一袋，不折不扣地发下来，每个灾民都分不到1斤。
更何况这些钱粮刚到河南，就被那些“吸血虫”们全数扣下，供自己吃喝玩乐。
一直到1943年的初夏，新一批的麦子将熟之际，才有一批已经发了霉的、被那些“吸血虫”丢弃出来的粮食，分到灾民手中。
而那份被处决的名单里，赫然有那位当初帮白修德发电报给《时代》周刊的年轻发报员，罪名是“泄露机密”。
而在这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旱灾里，饿死的河南百姓已经有300多万人，这个数据，在河南政府上报的文件里，却被统一写成了“1602”人。
报仇的机会来了
河南的这场大灾，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三年的苦难，在河南百姓的心中，积压成了熊熊怒火。那种深入骨髓的愤恨和幽怨，就像厉鬼一样缠绕在他们的心头，挥之不去，急需找一个突破口宣泄出来。
很快，日本侵略者就将这个机会送到了河南百姓面前。在1944年的年初，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航母之战，胜负已分，美国以伤亡率1：7的巨大优势，战胜了日本，日本受此重创后，想在中国战场上扳回一局，以振军心。
当年4月，日本在中国发动了他们强弩之末的一战“一号作战”，想通过打通中国内陆的铁路线，催毁位于我国西南部的美军空军基地，打通通向在东南亚日军的后方供给线。
在日军攻打国民党31军的汤恩伯军队，而汤恩伯无力抵抗撤退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在他们的撤退路线上，到处都是扛着锄头、拿着杀猪刀、举到猎枪的河南老百姓，他们利用手边一切可当作武器使用的农具，到处截杀这些残兵败将，把他们分而围之，一连一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打砸他们的通信工具。
5万多国民党军士，就这样成了这些农民的手下败将、阶下囚，最终被枪杀、活埋。
当日军收缴汤恩伯的仓库时，里面单单面粉这一种粮食就有100万袋，更别说其他的了。
看着这满满当当，堆满粮食的仓库，就会有人想问：这么多粮食，如果分一点出来给那些灾民，军队的士兵也不会就此吃不上饭，河南百姓也不至于有300万人死于饥饿，更不会沦落到“人吃人”的地步。
早在白修德他们探访河南，准备回重庆的前一天晚上，郑州的军政大佬们为他们设一桌饯行宴。宴席上的菜肴琳琅满目，全都是这两老外没见过的精致，没吃过的美味，像栗子牛肉、烤鸭、黄河鲤鱼、还有鲜嫩的鸡汤……主食还有白面馒头、炸春卷，满满一大桌子。
这些名贵的菜，如果折换成普通的窝头、大饼，够几十个灾民好好地吃上一顿饱饭了。这也说明，郑州政府的粮仓里，根本不缺救济粮，但为何就是不拿出来赈灾呢。
白修德看着这一大桌子的美食，难以下咽，也问出了心中所想：为什么不赈灾？那些官员不以为然地笑着对他说：这些灾民死了就死了，只要土地在，还怕没有百姓来吗！
是啊！百姓在这些所谓的“父母官”眼里，不过是他们敛财的工具，为他们的豪奢生活，提供物资的来源而已，这一批不行了，就换下一批。
战争年代，无家可归的人很多，只要那些肥沃的黄土地在，等灾年一过，自然会有新的百姓补上，而且还要对这些“父母官”们感恩戴德，以谢收留之恩。
可谁知活跃在太平洋上的日本人打回来了，而这些整天肥鸡肥鸭、养尊处优的国民党士兵们，在对阵倭寇时，毫无抵抗之力，节节败退。最后都丧生在在他们眼里随时可被替换掉的百姓的镰刀、锄头之下，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如此视百姓的性命为草芥，也就注定了百姓不会跟他走，注定了他终将会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
抗日战争纪念网-《大灾民心反噬：河南百姓帮日军缴杀5万国军》
期刊-文史春秋-《一个美国记者的正议揭证——《时代》周刊特派员白修德与1942年河南大灾》——方一戈
辑刊-新闻与传播评论《1942年河南大灾中的《大公报》》——李卓钧；李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