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在东夷众多部落中有一个方国引人注目，那就是以“史”为族徽的薛夷。80年代，在山东滕州前掌大村发掘出众多商代薛国大墓，因此被史学界称之为“前掌大方国”。前掌大方国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发掘出数量众多的青铜头盔，青铜匕首和玉刀。甚至女性墓地里也有随葬兵器。诸夷有“尚武精神”，从“夷”的造字法也能看出来，是一个人背着弓的形象，但前掌大墓地发掘出这么多青铜甲胄和兵器还是很罕见。薛夷本是小国，为何这么重视军事？

滕州薛河流域，是商周时期薛国的范围。从更早的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里的古代遗址星罗密布。80年代这里发掘出很多商周大墓，尤以前掌大村为大。

前掌大方国墓地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发掘出了葡萄酒

普遍上认为，葡萄酒是从西方传来的，但前掌大方国墓地发掘出来的一坛葡萄酒打破了这种认知：最迟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饮用葡萄酒了。

今天山东葡萄酒产业仍然兴盛，显然是有历史传承的。这说明一个道理，对于中国人不“俗以为常”的事物，不能总认为是“舶来品”，西方人会的事物中国人也会，文化既能从西向东传播，也能从东向西传播。

第二，发掘出了商周时期的瓷器

中国的制陶、制瓷业很发达，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制陶是一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都彪炳史册。尤其龙山文化黑陶具有鲜明的海岱特征。这说明，诸夏在西部和中原地区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原始东夷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二者都形成了文化体系。这也是上古时期，东部众多夷人部落能够与诸夏竞争的原因所在。

前掌大方国发掘出瓷器。说明薛国制瓷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也说明薛国人的生活水平较高。

第三，发掘出了殉葬车马

迄今为止，发掘出商朝车马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东前掌大方国墓地车马坑的出现，弥补了山东地区商代随葬车马的空白。表明前掌大方国墓地的等级很高。《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国祖先是奚仲，曾担任夏朝车正，也即管理车辆的官员。由此可知，薛与夏的关系很密切，商朝建立后，薛夷国君任虺担任商汤的左相。看来薛国与商朝的关系也很密切。

薛国墓地发掘出车马，表明典籍记载的准确性，奚仲曾担任夏朝车正，有随葬车马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最突出的特征，是发掘出数量众多的青铜头盔和兵器

前掌大方国的突出特征是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兵器。有青铜头盔、青铜剑、青铜匕首、青铜箭簇、玉匕首等。

前掌大出土的青铜匕首

尤其是女性随葬品中出现兵器，与其他商墓相比别具一格。

迄今为止，在商墓中发掘出女性随葬品中有兵器的，有殷墟妇好墓、子渔墓等等。这些商代女性的地位很高，所以可以随葬兵器。其他墓地多为男性随葬兵器。

前掌大方国墓地女性随葬兵器现象比别的墓地普遍，根据随葬品来看，有些女性地位很高，有些比较一般，说明薛国女性参军的现象比较普遍。

1994年的一次发掘中，共清理墓葬11座，殉马坑2座，出土青铜器200多件。

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11号墓北侧二层台上，摆放着青铜头盔10件，有些是整体式的，有些是分体式的。

青铜甲胄的前额部分有兽面和素面之分，都有一个带小孔的圆型护耳，边缘有对称的穿孔。

有些青铜头盔带有内衬皮革，既具备头盔的防护功能，也保障了佩戴的舒适性。

薛国墓地共出青铜头盔13件。

在山东发掘出的商周墓葬中，出土过甲骨文，铜鼎、玉器等物。但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头盔和兵器，前掌大方国墓地算一个特例。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为何薛国具有这么浓的军事色彩？

从薛国女性墓葬中发现兵器，说明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薛国在商周时期军事行动频繁，因此就算女人也必须掌握兵器的使用。

换言之，前掌大方国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头盔和兵器，给我们传达出3个基本信息：

第一：东夷尚武，薛国墓地出土的兵器可资证明。

第二：薛国军事行动频繁，枕戈待旦可能是一种常态。

第三：商朝和周朝的军事实力很强悍，这些青铜甲胄和兵器，为我们了解商周王朝的军事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从发掘出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知，薛国与殷商的关系时好时坏。关系不好时被殷商征伐，关系好时又被殷商派遣军事任务去征伐东夷诸国。《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

蓝夷大约在今天枣庄、滕州一带。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还有很多关于征伐夷人方国的记录，其中包括儿国、不国、龚地。据专家考证，这些国家在今山东曲阜、邹城、兖州、鱼台和江苏邳州一带。

在前掌大方国墓地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奔擒人方澭伯顽首乇，用作宝尊彝，史

这说明，族徽为“史”的薛国军队参与了征伐夷方的战争，擒获夷方首领澭伯并把他斩首。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薛国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与它处于殷、周与诸夷的“前沿阵地”有关。

前掌大方国位于泰沂山脉南侧，这里是商朝征伐东夷诸国的前沿地带。因此，薛国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面临的军事形势很复杂。青铜时代，商王朝对铜铁需求量很大，而泰沂地域正是铜铁的主要产地。因此，无论是争夺生产资源还是对东夷诸多方国进行征伐，这里都是重地。

换言之，无论商征伐诸夷，还是周征伐诸夷，薛国正好处于一个交叉地带。以泰沂山脉为界，位于南侧的薛国与商朝关系比较密切，位于泰沂山脉北侧的诸多夷方与商关系比较疏远。这就造成前掌大方国不仅处于地理的交叉地带，也处于军事、文化的交叉地带，是各方势力争夺的战场。

从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可知，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前掌大方国，不仅多次参与商王朝派遣征伐东夷诸国的任务，也多次参与反叛商王朝的军事行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前掌大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还是可以的。毕竟其祖上曾做过商汤王的左相，还是比较得到商王信任的。

作为面向诸夷作战的前沿地带，前掌大方国的悲剧在于，在商朝不断被派遣军事任务得罪了东夷诸国，是诸夷的敌人。而在商朝灭亡后，与商关系密切的前掌大方国又成为周的敌人。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制度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作为交叉地带的薛国，受到周王朝的征伐是必然的。因此，明知没有好果子吃的薛夷，保持一支强悍的军事力量，既要防备周的军事征伐，又要防备东夷诸方国的军事威胁，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薛国所处的泗水流域，还有另外一些方国，比如奄、徐、邹、熊盈等。周朝初年，这些方国多次反对周朝。《逸周书》记载：“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久邑。”《史记·周鲁公世家》中记载：“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帅师伐之……遂平徐戎。”伯禽和周公征伐以上诸国，地处泗水流域的薛国受到波及几乎是一种必然。

这也就意味着，在夹缝中生存的薛国，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

前掌大方国墓地发掘出众多青铜头盔和兵器，甚至女性墓地里也有随葬兵器，既说明诸夷具有尚武精神，也说明薛国地处殷周与诸夷相争的前沿地带，在夹缝中生存具备军事能力是必然选择。

上古时代有“蚩尤作兵”的传说，甚至传说蚩尤是“铜头铁额”。薛国墓地发掘出的这些青铜头盔，让我们从侧面理解蚩尤“铜头铁额”的含义提供了现实主义解读：作为“兵主”的蚩尤在率兵打仗时很可能佩戴青铜头盔，因此被称为“铜头铁额”。薛国是很古老的方国，其祖先奚仲做过夏朝车正。

商灭夏后，薛国与商王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处于“时判时服”的状态，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命薛”、“作薛”、“往薛”的记载，也经常出现“伐薛”、“追薛”、“追薛伯”的记载。可见关系好时，商王经常命令薛国做这个做那个，不好时就会挨揍。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对薛国的详细记载，原因是“小，不足齿列，弗论。”但“麻雀虽小”，军事实力很强。这其实从侧面说明：一个小小的薛国都这么重视军事，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商、周，其军事实力显然是更强悍的，士兵不但穿上了铠甲，高等级的将领已经佩戴上青铜头盔。

那时候华夏之外的很多地域还处于原始社会，可想而知，当这样一支佩戴青铜头盔，身穿铠甲，手执青铜兵器的队伍出现时，是完全没有敌手的。商、周王朝军事实力之强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