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队长因婚恋叛变，出卖战友求荣，被果断锄奸！
1941年初春，湖北陂孝北县的一场采莲船表演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悲剧。一支由20多名新四军手枪队队员组成的采莲船表演队，在队长董兵如的带领下，以民间艺术表演为掩护，暗中执行着重要的情报侦察任务。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竟成为了他们的催命符。这个人就是新四军手枪队的前小队长卢敦谦。他为什么会背叛组织？当时的情况究竟有多危急？最后这场悲剧又是如何收场的？
一、卢敦谦的叛变之路
1940年深秋，卢敦谦刚过完25岁生日。这位出身于湖北陂孝北县大地主家庭的青年，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他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新四军，很快就在手枪队中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小队长。
然而，优越的家庭背景却成为了他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新四军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卢敦谦始终无法适应清贫的环境。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想起从前锦衣玉食的生活。
1940年10月的一天，卢敦谦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认识了当地地主郭明远的女儿郭玉琴。这位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很快就让卢敦谦陷入了爱河。两人开始秘密约会，但这段感情却与新四军的纪律发生了严重冲突。
当时新四军为了保持战斗力，对恋爱结婚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年满28岁，担任团级以上职务，且参加革命工作达5年以上。这些条件卢敦谦一个都不符合。手枪队队长董兵如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次找卢敦谦谈心，希望他以革命事业为重。
1940年12月，郭明远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日军在小河溪一带正在扩充伪军队伍，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他立即找到卢敦谦，向他描绘了一幅光明的前景：只要投靠日军，不仅能够马上与郭玉琴完婚，还能获得优越的生活待遇和重要职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四军上级恰好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婚恋纪律的通知。这成了压倒卢敦谦的最后一根稻草。1941年元旦过后，他主动与日军取得了联系。
1月5日，卢敦谦带领两名战士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趁着天色昏暗，在小河溪北郊的一处偏僻树林里，他故意将两名战士的手枪中的子弹掉包成哑弹。随后径直带着完整的新四军情报，投奔了日军警备队长阴山。
阴山对这位投诚者格外重视。经过严密审查后，很快就任命卢敦谦为日伪小河区情报队长，并特批他与郭玉琴完婚。为了表示忠诚，卢敦谦主动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新四军的情报，导致多次军事行动受挫。
从此，卢敦谦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他深知新四军的活动规律和联络方式，成为了日军搜捕新四军的重要情报来源。短短两个月内，他就协助日军破获了三处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二、精心设计的采莲船埋伏
1941年2月下旬，日军警备队收到情报，新四军手枪队将在3月初举办一场采莲船表演，借机在陂孝北县一带进行情报侦察。这个消息正是由卢敦谦提供的。他通过原有的地下联络网得知，新四军为了打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采莲船表演队。
卢敦谦向日军警备队长阴山详细汇报了这支表演队的具体情况：队伍由手枪队队长董兵如亲自带队，队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锐战士。他们将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乘坐三艘采莲船，沿着陂孝河向北行进，预计3月3日抵达小河溪码头。
阴山立即召集手下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包围计划。他调集了200多名日伪军，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由60名日军士兵组成，埋伏在小河溪码头西侧的芦苇丛中；第二组由80名伪军占据东岸的制高点；第三组则是60名便衣特务，装扮成码头搬运工和渔民，混在人群中准备随时发动突袭。
为了不打草惊蛇，阴山还特意安排卢敦谦以郭家女婿的身份，在码头附近的茶馆摆下酒席，名义上是为了庆祝新婚。实则暗中观察采莲船的动向，随时向埋伏的日伪军发出进攻信号。
3月3日清晨，天色微亮，小河溪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群众。三艘装饰着彩带的采莲船缓缓驶来，船上的表演者们穿着鲜艳的戏服，吹奏着欢快的民间曲调。这支由董兵如带领的表演队，完全不知道他们即将落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日伪军的布防非常隐蔽。码头两侧的高地上，机枪手早已架好了重机枪，随时可以封锁采莲船的退路。岸边的＂群众＂中，藏着数十名随时可以发动突袭的特务。就连茶馆里的＂酒席＂，也是一个伪装的指挥所。
当第一艘采莲船靠近码头时，卢敦谦坐在茶馆二楼，手中端着一杯热茶。这杯茶不仅是他与日伪军约定的信号，也是他与昔日战友之间的生死界限。当茶杯落地的声响传来时，就是包围圈合拢的时刻。
船上的表演者们按照计划，开始向岸上的群众抛撒糖果，这是他们惯用的打入群众获取情报的方式。然而就在这时，码头周围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埋伏在四周的日伪军同时向三艘采莲船展开了猛烈的射击。
这场精心设计的埋伏虽然出其不意，但新四军战士们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他们迅速扔掉道具，拔出藏在戏服下的手枪，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然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支表演队还是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三、惨烈的码头枪战
1941年3月3日上午九时许，小河溪码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遭遇战。面对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表演队的处境异常危险。三艘采莲船被重机枪火力封锁，无法脱离码头。岸上的便衣特务也迅速亮出武器，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董兵如当机立断，命令战士们就地寻找掩护，展开反击。第一艘采莲船上的七名战士利用船舱作为掩体，与东岸的伪军展开对射。第二艘船上的战士则试图靠近西岸的芦苇丛，企图打开一条突围通道。第三艘船上的队员负责掩护，他们用手枪压制着码头上的便衣特务。
战斗异常激烈。日军的重机枪不断扫射，子弹打得采莲船上的木屑四处飞溅。几名战士在交火中负伤，但仍坚持战斗。董兵如带领几名神枪手，专门瞄准敌方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射击，一度打乱了日伪军的进攻节奏。
在战斗中，战士李国柱发现了躲在茶馆二楼的卢敦谦。这位叛徒正在向日军示意新四军战士的位置。李国柱立即向董兵如报告了这一情况。董兵如命令几名枪法最准的战士集中火力，打击茶馆二楼。密集的子弹迫使卢敦谦不得不转移到后堂，暂时失去了指挥能力。
战斗持续了约莫半个小时，新四军的弹药开始告罄。而此时，日军增援部队也已经从县城赶来，形势更加危急。董兵如看到突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全体战士分散突围，能跑掉一个是一个。
第二艘采莲船上的战士率先发起了突围。他们借着芦苇丛的掩护，与西岸的日军展开近距离交火。战士张德胜用最后几颗手榴弹，炸开了一条缺口。五名战士趁机冲出包围圈，消失在了河岸的芦苇丛中。
第三艘船上的战士则选择了更危险的突围路线。他们纵身跳入河中，准备游泳突围。但是日军的机枪扫射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只有两名战士成功游到了对岸。
董兵如所在的第一艘船处境最为危险。他们既要掩护其他战友突围，又要面对最密集的火力。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完时，董兵如带领剩余的三名战士，拿起船上的竹竿和道具，与冲上船来的日伪军展开肉搏战。
在这场惨烈的遭遇战中，新四军表演队的24名战士，最终只有7人成功突围。其中包括在混战中跳河脱险的董兵如。13名战士在枪战中壮烈牺牲，4名重伤战士被俘。这些被俘的战士后来在日军的审讯室里，依然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气节，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机密。
这场战斗虽然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新四军战士展现出的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却给日伪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日军警备队长阴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令人钦佩。
四、新四军的反击行动
1941年3月中旬，新四军苏皖支队获悉了小河溪码头战斗的详细情况后，立即着手策划了一次针对叛徒卢敦谦的反击行动。这次行动由侦察科长吴德明亲自负责，董兵如作为主要参谋参与其中。
行动首先从情报收集开始。通过地下工作者的侦察，他们掌握了卢敦谦的日常活动规律。自从小河溪之战后，卢敦谦被日军任命为特务队副队长，经常出入日军警备队总部。每周二和周五，他都会前往郭家大宅探望妻子郭玉琴，这成为了新四军行动的突破口。
吴德明根据掌握的情报，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伏击计划。他选择了一条卢敦谦必经的山路作为伏击地点。这条路位于陂孝北县城东北方向的青龙岭下，两侧是茂密的竹林，地形隐蔽，适合伏击。
3月26日下午，新四军特别行动小组提前在青龙岭下设伏。这支队伍由12名精选的神枪手组成，分成三个小组埋伏在路的两侧。第一组负责切断退路，第二组负责主攻，第三组则担任火力支援和策应。
傍晚时分，卢敦谦果然如约出现在山路上。他乘坐一辆马车，前后有4名日伪军士兵护送。当马车行驶到预定位置时，埋伏在路边的新四军战士同时开火。第一轮射击就击毙了两名护送的士兵，其余人员也很快被制服。
卢敦谦虽然受了轻伤，但仍被活捉。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立即撤离现场，将卢敦谦带往新四军在大别山区的一个秘密据点。在这里，新四军政治部对卢敦谦进行了严格的审讯。
审讯过程中，卢敦谦交代了自己叛变的全过程，以及向日军提供的所有情报。更重要的是，他还供出了日军在陂孝北县的特务网络情况，包括多个秘密据点的位置和重要特务的名单。这些情报对新四军后续的反特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4月初，新四军军事法庭根据卢敦谦叛变投敌、出卖革命组织的罪行，依法对其进行了审判。考虑到卢敦谦在审讯中如实交代罪行，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军事法庭最终做出判决：枪决。
在执行死刑前，新四军给了卢敦谦一个机会写下遗书。他在遗书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警示那些动摇的革命者引以为戒。4月5日清晨，在大别山区的一处山谷中，卢敦谦被执行枪决。
这次成功的反击行动不仅消灭了一个危险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打击了日伪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通过卢敦谦提供的情报，新四军后续又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有力地保护了革命队伍的安全。同时，这次行动也为小河溪码头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讨回了公道。
在此之后，日军警备队长阴山对新四军的情报工作更加忌惮。他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特工战线上，新四军展现出了强大的反特能力和组织纪律性。这次行动也成为了新四军反特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五、后续的反特斗争
1941年4月中旬，新四军苏皖支队根据卢敦谦提供的情报，开始在陂孝北县展开了一系列有计划的反特行动。这些行动主要针对日军特务机关在当地建立的情报网络，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先后破获了多起重要案件。
首先是针对日军特务机关在城南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个联络点设在一家茶叶铺内，表面上经营茶叶生意，实际是收集情报的重要据点。4月18日，新四军特工队伍装扮成普通商人，成功打入这个联络点。通过两天的秘密观察，他们掌握了据点的日常运作规律，并在4月20日深夜实施了突袭行动，当场抓获了3名重要特务。
其次是对日军警备队下属的情报科进行渗透。新四军派出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通过伪装成投靠日军的＂反共分子＂，成功打入了情报科内部。这两名工作者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包括日军对新四军的布防计划和下一步军事部署。
5月初，一个更大规模的反特行动在县城展开。新四军根据掌握的情报，同时对日军特务机关的5个秘密据点发动突袭。这次行动共出动了60多名特工队员，分成5个小组同时行动。行动中缴获了大量情报文件，破获了日军布置在新四军根据地周边的特务网络。
这些成功的反特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调整了在陂孝北县的特务工作方式。原本分散在城区各处的特务据点被撤销，改为集中在警备队总部办公。这种改变虽然增加了特务工作的安全性，但也大大降低了其活动能力和情报收集效率。
6月中旬，新四军又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渗透案件。一名代号＂青松＂的日军特务企图打入新四军的后勤系统。这名特务伪装成一个逃荒的农民，试图通过投靠新四军的方式获取军事情报。然而，他的身份很快就被新四军的反特人员识破。在审讯中，这名特务交代了日军正在策划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
到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在陂孝北县的反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日军特务机关在当地的情报网络基本瘫痪，大量潜伏的特务人员被抓获或暴露。这不仅保障了新四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安全，也为后续的军事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系列反特斗争的胜利，迫使日军警备队长阴山不得不向上级承认，在陂孝北县的特务工作已经难以开展。日军不得不改变策略，将重点转向军事进攻，放弃了以情报渗透为主的特务活动。这标志着新四军在这场隐蔽战线的较量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此，陂孝北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