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他来自红六军团，聊起夏曦时，他是这么说的：
革命的人要是犯了错，那对革命工作可没啥好处。但咱们得根据真实的历史情况，来客观评判一个人的好坏。说到夏曦，咱们得看他这一辈子都为革命做了啥。我个人觉得，他开头和结尾都干得不错，就是中间那段出了点岔子。他在湘鄂西苏区那会儿犯的错误，其实是跟着第三条错路走的结果。所以，咱们批评他犯错时，也别光把责任往他一个人身上推。
说到萧克的评价，廖汉生将军，这位与红二军团一路走来的老将，心里并不买账。到了晚年，廖汉生在写回忆录时，还总是提起夏曦给湘鄂西苏区带来的那场大灾难。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那些经历过红三军团（后来就是红二军团）那次惨痛教训的老兵们的共同心声。
廖汉生记录说，1984年那年，我去了洪湖，参加了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在那，一些红三军的老兵回忆起过去的经历，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心里的怨气久久不能散去。有的战友指着纪念馆里夏曦的照片，情绪激动，不停地指责和抱怨。
廖汉生对夏曦的看法跟萧克强调其优点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说：“夏曦犯的错误真的非常严重。可以说，那就是对革命的一种背叛！”
1931年3月份，夏曦接到了新任务，他得去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位置，同时还当上了红二军团的政委。到了那儿后没多久，大概也就一年光景吧，夏曦就挨了批评，而且还不是小打小闹，是万涛、潘佳辰等七十多号人一块儿上的。这七十多个人都觉得，夏曦这大半年来，工作上出了不少岔子。
不过王明站边夏曦，觉得夏曦才是对的。潘佳辰一听，气得立马晕了过去。就这样，有了王明的支持，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坐上了头把交椅。打那以后，红3军的9师师长段德昌、政委万涛，参谋长孙德清还兼着红7师师长，红7师的师长王一鸣、叶光吉，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的政委宋盘铭、参谋长王炳南，还有红3军的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的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的参谋长董朗，这些人全都被夏曦给狠狠收拾了一番。原本红红火火的湘鄂西苏区，在他的带领下，慢慢衰败了。
最终，中央严厉批评了夏曦的做法，说他“压根儿不信任群众和身边的同志”，“反而把反革命的力量无端扩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到了这时候，夏曦才勉强做了点自我反省，承认自己搞错了。不过他那自我反省可不真心，当时红军第九师二十六团的政委汤成功直接问他：“你咋就犯下这种错呢？”夏曦一听这话，立马火了，大发雷霆。
看到这一幕，贺龙也生气了，他直接对夏曦说道：“你都承认自己错了，人家问几句咋就不行了？”两人当场吵得不可开交，结果会议也没法进行下去，夏曦的错误还是没能真正意识到。
这个状况在他们跟红六军团成功汇合后才有了转机。那时候，领导红六军团的是任弼时同志，他在党内声望极高，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任弼时跟红二军团碰头后，马上向中央发电报，说夏曦“不能再当头儿”，建议中央拿掉他的中央分局书记和分革军委会主席的帽子。
二军团的战友们对任弼时同志特别支持，都希望他能接替夏曦那不合适的领导位置，成为他们的头号政治头头，并且让贺龙来担任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打完敌人那一仗后，两个军团的人聚在永顺天主堂开了个会，会上把夏曦的那些不对头的地方都好好说了说，批评了个遍。
廖汉生说起往事，那时候夏曦虽然被拿掉了官职，但他还在领导圈子里头。等开会的时候，红二军团的那些干部原本打算第一个站出来说说夏曦的问题，可一瞅见夏曦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他们一块儿坐在主席台上，心里头就有点发怵，不敢吭声了。倒是红六军团的干部，他们先开了口，讲了几句。
1935年1月份，丁家溶这个地方，两个军团又一次把团级以上的干部聚到了一块儿，还是为了说说夏曦的那些不对的地方。这回，红二军团的干部们可算是放开了，直接站出来指出夏曦的问题。
廖汉生回想起那时候的情况，他说道：“一想起丢了根据地，过着到处跑的游击生活，大家心里头都很不是滋味。有的人边哭边讲着以前的苦楚，有的人则瞪大眼睛，狠狠地盯着夏曦。不过，因为咱们那时候政治觉悟不高，讲不出太多有说服力的话。比起来，六军团的干部倒是能说会道，他们讲的话听起来挺有道理。我感觉，六军团的干部在政治水平上，确实比我们高出一筹。”
当轮到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他条理清晰地指出了夏曦所犯错误的本质、造成的影响以及背后的原因。他不仅讲了理论，还举了实例，既做了详细分析，也做了总结归纳。廖汉生一直到老年，都对那次讲话记忆犹新。他说：“那些话，我们根本想不到，也表达不出来。”
在丁家溶的聚会上，夏曦之前担任的官职被正式拿掉了。遵照上面的安排，他转去红六军团，当上了政治部的头儿。这次丁家溶的聚会，就意味着夏曦之前那套错误的领导方式，彻底翻篇了。
萧克回想起，丁家溶会议结束后，夏曦加入了红六军团，他们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萧克对那段时间的夏曦印象挺好，说他在贵州时，很努力地去做当地那些开明绅士的统战工作，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的工作。但遗憾的是，在回部队的路上，他过河时不小心淹死了。萧克在回忆录里写到，夏曦的离去，对党和红军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损失。
在廖汉生的记忆里，他可不这么想。他亲自经历了那些事儿，是当事人。廖汉生亲眼见过夏曦给革命造成的惨重损失，他没法像萧克这个“后来人”和“局外人”那样，把夏曦的过错忘掉，更别提原谅他那些“过失”了。
他肯定不赞成萧克的说法，说夏曦的离去是党和红军的一大遗憾。在廖汉生眼里，夏曦在红六军团那么拼命，无非是因为他被撤了职，从领导位置摔了下来，开始变得会看风向，做事也灵活了，但这不代表他真的变了个人。他晚年写回忆录时，还是一口咬定：夏曦在丁家溶会议上虽然检讨了，但都是把问题往“路线”上推，他心里其实还是觉得自己特冤枉，特别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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