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仅对中国千年“大一统”的历史感到震撼，还对中国这一文明大国“大一统”的秘密感到好奇：世界历史中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并不鲜见，例如古罗马、印度、蒙古、突厥、拜占庭等都曾是疆域辽阔的国家，不少国家也曾一度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

“中国作为统一的政体，是在公元前221年建成的。而想要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去理解中国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能局限于近代的历史。”

在《中国逻辑》纪录片中，英国智库首席研究员马丁雅克如是说道。

他不仅仅对中国千年“大一统”的历史感到震撼，还对中国这一文明大国“大一统”的秘密感到好奇：

“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从哪里来？”

“为什么很多民族的中国可以实现大一统，而欧洲却是走向了一国一族的道路呢？”

马丁雅克主张“不能从近代入手，而应该立足于历史”，以了解中国“大一统”的秘诀。

事实上，“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于《春秋公羊传》。

当然，这里所指的“大一统”问题，主要是指，在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由全国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而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大一统”几乎成为各个强国追求的目标。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崛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并最终统一了六国，成功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

自此之后，“大一统”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追求。

如今的中国，也正是继承了历史上“大一统”的格局。

那么，中国的“大一统”是怎样的“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马丁雅克）

一、千年大一统

中国的大一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曾经受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但中华民族却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

世界历史中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并不鲜见，例如古罗马、印度、蒙古、突厥、拜占庭等都曾是疆域辽阔的国家，不少国家也曾一度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

但是，这些国家却只是短暂统一，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试图重建这些大一统国家的努力也从未实现过。

（大秦疆域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大一统国家的短暂兴起带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

而中国的大一统却完全不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次次崩溃又一次次重构，即使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动乱，也没有隔断大一统这一基本历史走向；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发稳定。

显然，大一统对中国而言，绝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结果。

中国的大一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持续抵御外敌的需要，适应地理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的要求，以及农耕生产的经济基础等因素，造就了中国的大一统。

秦朝以前，中国历史的主线是生产力进步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黄河中下游的族群，在纷争与联合中不断融合，诞生了中原文化和华夏族群，逐渐形成了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

（上古华夏族）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社会的深刻转型，各诸侯国之间深度融合，中原文化和华夏族群范围不断扩大，原本分散的族群和诸侯国开始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同时，在国家政治中，血缘被地缘所取代，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彻底被以王权为主导的国家所替代。

中国的社会形态彻底告别了“原始”。

政治国家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统一两大趋势相结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秦朝的统一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现实体现。

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体现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社会进步，即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推动力下，科技水平、思想文化不断发展进步。

这一进步趋势是持续的，也是缓慢的，整个大一统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缓慢更新。

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发展成为一个完善成熟的系统，维持着中国社会的生存发展。

但是，近代世界形势的大变革给大一统中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使其经历了严重的危机。

危亡之间，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能力是中华民族走出困境的保障，巩固大一统国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前提。

在近代历史变革中，大一统国家在内外冲击中经历崩溃、重构，并快速进行着新陈代谢，变得愈发强大和巩固。

那么，中国这一文明大国，究竟是如何维系着数千年的“大一统”呢？

二、五方四裔皆为“中国”

中华文明在兴起伊始，对于“统一”就有着深刻的认识。

人们生活的世界多姿多彩，但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冲突甚至是危险。

尤其是对于远古时期的人们来说，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够发达，生活方式非常原始，即便是应对来自于自然界的种种威胁，就已经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还要面对着人类社会内部种种矛盾的困扰。

（远古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个体的人总是天然地会将自身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从而走向共同的群体。

而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统一”对于生存的意义。

如《吕氏春秋》就此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认为人自身不能单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然而人却能主宰万物，这就是由于“统一”的缘故。

《淮南子》也说，人必然会“以党群，以群强。”

所谓“众必有所比”，个人生存要依靠家庭，家庭生存要依靠家族，家族生存要依靠宗族氏族，宗族氏族生存要依靠联盟，联盟生存要靠王朝，也就是国家。

就是说，不论是谁，要想生存下去，都必须加入“统一”，依靠群体的力量。

因此，人人都会处于群体之中，个人也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确保生存、实现发展。

在最早，中国人的“统一”意识由“群体意识”体现，而体现中国古人群体意识的论述很多，如《周易·乾卦·文言》中的“各从其类也”。

（《周易》）

但是，较早对中国古人的群体观进行系统阐述的是荀子，他提出了著名的“明分使群”观点，对构建人类社会“统一”秩序的意义加以论述。

对于“统一”的必要性，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巧，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动物，就在于能够结成群体，形成统一。

对于如何建立群体及其秩序，荀子说，“人何以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就是说，人要结成群体，并最终走向统一，就需要确定各自的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

对于良好的“统一”秩序的作用，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而对于“统一”失序的危害，荀子说，“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

正因为人类群体走向统一如此重要，所以能够建设良好的“统一”秩序，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

中国古人不仅深刻认识到“统一”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还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如何构建良好的“统一”秩序。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将人们团结、凝聚在一起，因此，自然也就需要能够表现这种需求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族”字带有强烈的凝聚、聚集意味，所以逐渐被抽象出来，用以概括中国古代各种关系密切的人类群体。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国是天子给予诸侯的封地。

诸侯接受封国后，就能够通过“胙土命氏”而建立自己的氏族。所谓的氏族，其实就是古代诸侯国的“国族”，诸侯就是族长。

诸侯国可以再封国为氏，进一步分立新宗，新宗之下也可以分出支系。

（战国时期诸国）

不断分封的结果，就是各个诸侯国逐渐成为庞大的氏族，而所有的氏族同归于最高者的掌控，实现统一。

英国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曾言：

“中国的统一的令人惊讶，在我看来，君权实际上是父权的扩展，最初的国家即为一个大家族，第一个国王也就是一族之长，人们服从这种大家族的族长的权威，这是履行其社会政治职责的关键所在。”

但是，中国的“统一”绝非单一宗族即可实现的。

《礼记》中关于中国古代族类群体的一段概括，即：“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大一统”，是“五方四裔”的“大一统”，谁也不能少！

（夷狄与华夏）

而如何将“五方四裔”联系在一起，则更加地彰显古人的智慧，“天人合一”这般本应用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也是“人”与“人”和谐统一的关键所在。

三、天人合一中的“人”

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精辟论述层出不穷，几乎涉及所有的思想流派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期的中华典籍《周易》就是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组成的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生命统一体。

不仅是《周易》，其他的典籍也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如《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观点，而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共识。

（夷夏为中华）

例如，道家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强调人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实现“自然”和“人为”的统一、和谐。

《国语·越语》云：“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成功。”

以“天人合一”观为根基，中国古人逐渐将宇宙世界、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社会全部予人格化，在中华文明中创造了一个“人化的世界”假设。

而中国古人历来注重由“天”推及“人”，由“天道”推衍“人道”，所以其眼里的人类社会自身，也被纳入了“人化”假设之中。

《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为一人”。

王阳明也说，“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这即是将整个中国看作了一个“家庭”，将中国里的各个族群视作是一个“人”，也就是天下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古人对于家、宗、族等，也都倾向于看作“人”来对待。

（游牧民族）

这种拟人化的认识，就使得中华文明中的各族真正地平等对待彼此，而平等本身就意味着必将走向尊重。

而平等与尊重，正是差异之中走向“大一统”的关键之所在！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中华文明视自身为宇宙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对于宇宙世界、万事万物、人类社会自身的尊重乃至敬畏的观念。

《黄帝四经》说，“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人依靠天地而生而活，当然需要尊重和敬畏。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就包含着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

（游牧民族）

其实，对于自然世界是不是采取尊重的态度，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人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是对立的“零和”的关系，还是一种整体的协调关系。

“天人合一”观念当然采取的是后一种观点，倾向于“人”与“人”相统一的立场，秉持平等、共处、尊重的态度。

“天人合一”的尊重使得各族走向平等，而使得“大一统”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则是离不开“家”的作用。

四、天下一家“大一统”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维持生产生活的能力非常脆弱，唯有结成群体，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确保自身的生存和繁衍。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群体层出不穷，而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家”的出现和形成无疑奠定了“大一统”局面最为稳固、最为基础的群体单位。

（农耕社会）

尤其是以农耕为根基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更是高度依赖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对于土地生产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文明特点，促成了“大一统”。

在古籍中，“家”更像是一种道德规范——这种规范约束着每一个小家，最终凝聚成“大一统”的大家。

《大学》有言：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荀子则是直接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将“大一统”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可以说，中华文明自古就极其重视“家”的基础与核也地位，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在中国古人看来，既然“家”的内部关系是最为理想的人性关系，那么“家化的关系”自然应该成为认识和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普遍性标准。

（农耕社会）

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人更是历来视之为家人关系，将“族际关系亲缘化”，从而走向“大一统”。

如对于先秦时期，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吴”与被称为“中国”的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记载道：

“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兄弟”二字，就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同一个大家庭内部的亲人关系，很自然地就将难以亲近的“族际关系”化作理应天然亲近的“亲情关系”。

所谓“槐渝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

（农耕社会）

这种建立在强烈的“家”观念基础上的“大一统”思想，使得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都成为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为民族之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睦相处的“亲情”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亲情”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而伦理关系自然需要接受伦理的规范。

中国古代用规范伦理关系的核心就是“礼”。

因此，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随着“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礼”逐渐开始成为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论工具，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

五、基本规则：以“礼”相待的文化血脉

夏朝的建立是作为早期的中华文明“夏”初步形成的标志。夏后来与建立商朝的殷人、建立周朝的周人融合成为新的族类共同体“华夏”。

（礼乐兴起）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核心和特征，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体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这种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礼乐”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标准——“礼”，用以衡量当时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

凡是符合标准的，就被称为“中国”、“夏”或者“华夏”，不符合的则被称为“夷”或者“夷狄”。

但是，“华夏”与“夷狄”不是一成不变、无法交融的。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句话是说，“礼”被放到了区分“夷夏”的最为核心、最高标准的地位，其他诸如种族、血统、外表、习俗等则并不重要。

《春秋公羊传》记载，“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易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就是说，如果“中国”有夷狄之行，就会变成“新夷狄”；反之，“夷狄”亦可为“中国”。

（礼乐）

这种“夷夏可变”的标准，没有将差异固定化，也就没有把夷与夏对立起来，不仅实现了“大一统”，还为“天下小大远近若一”的大同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礼”意味着中国承认和尊重“差异”。

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不能共存，所谓“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孟子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虽然有“夷狄”的血统，但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中国的圣人。

《礼记》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人天生就会形成不同的群体，万物也会分成不同的群体。

面对这种客观存在，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承认这种差异、尊重这种差异，并努力去认识、去把握这种差异。

人们应该客观看待这种差异，特别是不能被面貌、种族、地域等一些表面差异所干扰。也只有承认并尊重差异，“大一统”方能实现。

（民族交流）

其次，“礼”意味着积极缩小各类不同者之间的差距，逐步走向统一，实现“大一统”。

中国古人主张“易”，就是一切事物都是变的，而且都是应该变的、必然变的，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一个文明内部也必然如此。

孔子说“有教无类”，所谓的“教”就是可学习到的文化，而“类”则是本质上的区别，“有教无类”说明任何族群，只要文化上有发展进步，就会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而不会形成永远不变的根本性差距。

由此观之，中国之所以能够维系着数千年的大一统，与对大一统的朦胧认识；以“天人合一”、“天下一下”建立大一统的过程和“以礼相待”巩固大一统的思想教化息息相关。

其实，从中国“大一统”的构建过程来看，“人”的力量最为强大——民安则国安。

“大一统”背后反映的是“人民的力量”，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正是建立“民本”的基础上，政治王朝的维持需要统治者不断的关心民生，体恤民情，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

（当代中国）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古代大一统国家的继承。

而“大一统”的“民本”思想与当今时代的“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二者的密切结合，将为中国的未来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而近代以来，曾经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过巨大历史推动作用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逐步开始把解决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问题，寄托于所谓的“一族一国”理想之上。

一些强权势力，片面而固执地强调不同族类群体之间的排他性，甚至打着“民族自决”的幌子，对不符合其利益的族群横加干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尽的纷争。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利己主义的哲学基础外，其理论都源自于欧洲小公国的历史实际，在历史根基上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帝国。”

结语：

实践和遵循了“多元化一”族类演变规律的中华民族，由于其并不追求民族的绝对单一，而是倡导“多元一体”的族类共同体；

并不提倡族群之间的封闭、排他，而是强调“和合共生”的共同家园，有效地避免了力量分散、民族隔阂等问题，并最终实现了“大一统”的宏大局面。

就像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说：

“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

（强大的中国）

胸怀天下的中华民族与博厚悠远的中华文明，并未因近代以来的外来冲击而走上分裂、对立、冲突、扩张的狭隘之路，而是在“大一统”之路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