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彭湃被捕，特科决定劫法场，周恩来：特科能开枪的都要参加

1929年8月的上海，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正在秘密策划。这一年，中共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艰难求存，而一个重要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却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素来沉稳的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彭湃救出。＂特科能打枪的，一律都要参加。＂周恩来的这句话掷地有声，在场的特科成员无不震撼。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行动，成功则可挽救一位重要同志，失败则可能导致更大损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不惜动用特科全部力量？为何偏偏是彭湃的被捕，让这位临危不乱的领导人如此动容？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农运领袖的陨落

1929年8月24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内一片紧张忙碌。几名巡捕正押解着两名重要犯人：彭湃和杨殷。这两人的被捕，让国民党当局喜出望外。特别是彭湃的落网，更是被视为重大战果。

彭湃此时已是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广东陆丰人的他，1924年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已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在那里，他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为党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昌起义后，彭湃在江西农村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他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这一年多来，他深入研究农村问题，为党制定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建议。

但在1929年8月的这个夏日，一个意想不到的背叛者打破了平静。白鑫，这个曾在农委工作的叛徒，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彭湃的行踪。根据白鑫的供述，彭湃当时正在法租界昭和里的一处秘密住所与同志们开会。

8月24日清晨，白鑫带领国民党特务来到昭和里，指认了彭湃的住处。法租界巡捕房接到通报后，立即派出大批巡捕包围了整个街区。当时彭湃正在与杨殷商讨工作，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临近。

巡捕们破门而入时，彭湃和杨殷甚至来不及销毁重要文件。办公桌上的文件、笔记本，以及一些组织联络用的材料都落入敌手。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国民党审讯的重要依据。

彭湃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共中央。作为一位重要的农运领袖，他掌握着大量党的秘密，如果在审讯中出现任何问题，后果都将不堪设想。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全党正在推进农村革命的关键时刻，失去彭湃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农运专家，对革命事业将是重大损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湃被捕时的住所位于法租界。按照当时的惯例，租界当局会先将犯人关押在巡捕房，经过所谓的司法程序后，再移交给国民党当局。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这也给了党组织一线营救的机会。

二、特科的紧急决策

彭湃被捕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后，周恩来立即在一处秘密据点召集了特科的核心成员。这次会议的参与者包括特科的几位重要负责人：陈赓、李强、顾顺章等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必须在彭湃被转移到国民党监狱之前，在法租界内部实施营救。这个决定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为此前党组织很少在租界内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行动。租界内部巡捕众多，各国情报人员密布，一旦行动暴露，不仅会造成重大损失，还可能危及党中央在上海的立足之地。

但周恩来分析了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彭湃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这里的防守虽然严密，但比起国民党监狱要容易突破得多。其次，租界的司法程序相对规范，从逮捕到移交通常有3-5天时间，这给了特科充分的准备时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让彭湃落入国民党手中，后果将不可估量。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由周恩来亲自统筹，陈赓负责具体行动计划的制定。特科随即分成三个小组：情报组负责打探彭湃的关押地点和巡捕房的警力部署；行动组负责制定具体的营救方案；后勤组则要在最短时间内筹集必要的武器装备。

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次行动要调动特科所有能开枪的同志参加。这个决定显示出行动的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特科的行动都是小规模、精准化的，很少会动用如此大的力量。但这次不同，周恩来要求特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集中最大的火力。

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特科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情报组的同志化装成各种身份，在巡捕房周围侦察；行动组则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研究了多套营救方案；后勤组通过秘密渠道，从各个据点调集了手枪、步枪等武器。

特科还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巡捕房的换班时间会比平时提前。这个信息为制定营救时间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特科还要考虑到法租界的地形特点。巡捕房位于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周围商铺林立，人流密集。这既是行动的障碍，也可能成为掩护的有利条件。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要求特科必须制定多套备选方案。如果正面突击失败，要有其他途径确保彭湃的安全。每个参与行动的同志都要熟记撤退路线，并且事先踩点、演练。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体现出特科在危急关头的专业性和严谨性。

随着准备工作的推进，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逐渐成形。特科的同志们深知，这不仅是一次营救行动，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影响到行动的成败。

三、隐藏在暗处的较量

在特科紧锣密鼓准备营救行动的同时，上海滩上演着一场看不见的较量。法租界内，各方势力正在展开一场错综复杂的博弈。

首先是租界内的情报网络。特科在法租界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多个互不相识的小组。其中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是在巡捕房工作的一名华籍职员，他每天都会将巡捕房的人员调动、警力部署等信息传递出来。另一条线索来自于一家茶馆的老板，这家茶馆位于巡捕房对面，是许多巡捕饭后休息的地方，在这里能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与此同时，中统特务也在租界内活动。他们派出了大量探子，在各个可疑地点盯梢。中统已经得知共产党可能会采取营救行动，因此特别加强了对几个要点地区的监视。在巡捕房周围，不时可以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在游荡，他们有的假扮成商贩，有的装作清洁工，实则都是中统的眼线。

在这场暗战中，一个关键人物是被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作为特科的重要成员，李克农负责协调租界内的情报工作。他利用自己在租界的人脉，成功打探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巡捕房准备在三天后将彭湃移交给国民党当局。这个消息为特科确定行动时间提供了重要参考。

更为复杂的是杨登瀛的角色。杨登瀛表面上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高级职员，实际上与中共有着秘密联系。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提供了巡捕房的内部布防图，这份图纸详细标注了警力部署、监狱构造，甚至连电路系统都有标注。但同时，杨登瀛也不得不应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他必须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姿态。

租界内的各国势力也并非局外人。法租界当局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对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持警惕态度。英租界的情报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担心这次事件可能影响租界的治安秩序。日本特务机关更是派出了专门的人员，试图从中渔利。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特科必须小心翼翼地行动。每一个情报都需要反复核实，每一个行动都要考虑各方反应。特科的同志们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方式：他们利用报童分发的老广告，在其中暗藏密码；利用茶楼里的特定茶具摆放传递信息；甚至利用晾衣绳上的衣物颜色和数量来表达不同含义。

与此同时，特科还在积极发展新的内应。一位在巡捕房担任文书的青年，在得知彭湃的事情后，主动提供了帮助。他利用职务之便，将一些重要的转移计划文件偷偷复制了一份交给特科。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押解路线和时间安排，对后来的营救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场看不见的较量一直持续到营救行动开始前。双方都在不断调整策略，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四、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

1929年8月27日清晨，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上依旧是熙熙攘攘的景象。这个看似平常的早晨，实际上正在上演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行动代号＂晨曦＂，参与人员分为三个梯队，共计二十余人。

第一梯队由六名特科成员组成，他们分别伪装成商人、学生和工人，在巡捕房周围的不同位置就位。其中两人携带了手枪，藏在报纸下面；另外四人则手持短棍，装在布袋中。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动开始时制造混乱，吸引巡捕的注意力。

第二梯队是主要突击力量，由陈赓亲自带队，共八人。这些人都是特科的精干力量，每人配备一支手枪和充足的弹药。他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突入巡捕房，另一组负责控制周边要道，阻止增援。

第三梯队是接应组，由李强指挥，负责准备撤退路线。他们在附近的几条小巷中都安排了接应点，每个点都准备了不同的交通工具：人力车、汽车，甚至还有一条渡船在苏州河边待命。

上午9点15分，行动开始。第一梯队的两名成员在巡捕房门口突然发生激烈争吵，引来众多路人围观。与此同时，另外四名成员也在不同方向制造混乱。有人打翻了一担子水果，有人撞倒了路边的摊贩。这些混乱迅速吸引了巡捕房门口警卫的注意。

就在这个瞬间，陈赓带领的突击组迅速行动。他们从两个方向冲入巡捕房。守卫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制服。突击组一路冲到关押彭湃的牢房。这时候，内应已经准备好了牢房的钥匙，彭湃很快被解救出来。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名巡捕从厕所出来，看到了这一幕，立即拉响了警报。整个巡捕房顿时警笛大作。陈赓立即命令部分同志阻击增援，而他则带着彭湃快速撤离。

撤退路线早已规划好，但临时仍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原计划是乘坐汽车离开，但警报响起后，街道很快就会被封锁。李强当机立断，启动了备用方案：改用人力车向苏州河方向撤退。

撤退过程中，又遇到了巡捕的追击。第三梯队的同志立即展开反击，用手枪逼退了追兵。在一条小巷中，他们将彭湃转移到另一辆人力车上，并换上了预先准备的西装，使其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商人。

最终，营救小组分批撤离。彭湃在两名特科成员的护送下，乘坐早已安排好的小船，顺着苏州河离开了法租界。其他参与行动的同志则通过不同路线，陆续撤离危险区域。

整个营救行动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但这短短的时间里，几乎动用了特科在上海的全部力量。这次行动不仅体现了特科的高超组织能力，更展示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营救成功后，彭湃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而参与行动的特科成员也都安全撤离。

五、善后与影响

营救行动结束后，特科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善后工作。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参与行动的同志安全撤离。特科在上海的多个安全屋被全部启用，参与行动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分散隐蔽。为了防止被追查，这些安全屋都只使用一次，使用后立即废弃。

法租界当局对这次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巡捕房加强了警力部署，在主要街道设置检查站，搜查可疑人员。租界当局还发布了通告，悬赏缉拿＂暴徒＂。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因为特科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参与行动的同志们或是改变容貌，或是转移到英租界，有的甚至暂时离开上海。

在此期间，特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内应。那位提供了巡捕房布防图的杨登瀛，在事发后立即请病假，避开了最初的调查。而在巡捕房工作的文书，则按照预定计划递交了辞呈，以寻找更好的工作为由离开。这些安排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宝贵的地下工作者。

这次营救行动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在租界内还保持着如此强大的行动能力。为了挽回面子，国民党当局加大了对共产党的搜捕力度，同时也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加强对共产党活动的监控。

此事也引起了各国势力的关注。英国领事馆向法租界当局提出交涉，认为这起事件暴露了租界治安的漏洞。日本派驻上海的特务机关也趁机加强了对租界的渗透。这些反应迫使法租界当局不得不对警务系统进行改革，增加了巡捕房的警力配置，改进了囚犯押解程序。

但这些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影响特科的工作。相反，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为特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科随后对行动进行了总结，完善了城市武装行动的战术。比如，他们发现在行动中制造多处混乱的策略非常有效，这一经验在后来的多次行动中得到运用。

此外，这次行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通讯联络系统还不够完善，在行动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信息断层。为此，特科后来专门建立了一套更为严密的联络网络，采用了多重确认机制。

在组织关系上，这次行动促使特科进一步调整了机构设置。原本分散的情报、行动、后勤等部门得到了更好的整合。特科还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了更为灵活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整体反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科在租界内长期经营的情报网络。这促使特科更加重视基层情报工作，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对基层信息的高度重视。特科在各行各业都培养了自己的耳目，这些普通的工人、商贩、店员，构成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为特科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