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
1975年10月，在经历了又一次大手术后，周总理再也无法从病床上起来，但他仍然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极大的毅力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甚至每咽一口饭，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到了12月中旬，周总理已经完全不能进食，只能依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一天早晨，高烧中的周总理醒来之后，突然提出要约见罗青长，与他谈对台工作的问题。按照规定，当时只有政治局委员可以探望周总理，邓小平得知后发了话：
“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罗青长立刻驱车赶往医院，由于周总理再度陷入了昏迷，罗青长只得在病房外等候。一直等到中午，周总理苏醒过来，将罗青长叫到床边，听他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
“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特别不要忘了还在台湾的两个姓张的朋友……”在陷入昏迷前，周总理一再叮嘱罗青长。
周总理口中“两个姓张的朋友”，一个是当年处理李少石事件的张镇将军，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从西安事变到周总理病逝，近40年的时间，周总理对于满打满算只共事过九天的张学良一直念念不忘。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之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向外发展。向南，就要和张学良打仗，导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向西或是向北也并不适宜。结合实际情况，中央作出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的重大决定。
次年2月，毛主席和彭德怀亲自率军东征，周总理则坐镇陕北，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几次派人沟通之后，周总理决定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当时很多人担心周总理的安全问题，没想到周总理却爽快地说：
“我们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过去，周总理和张学良从未见过面，但延安初次相会，两人却一见如故。张学良坦诚地说，过去自己思想上存在一些错误，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自己认为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二是走国民党的路。
周总理顺势劝说张学良团结一致，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抗日。张学良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不将蒋介石争取过来，一致抗日的难度势必会增大，提议和共产党一起“内外夹击”，扭转蒋介石的错误思想。
整整一夜开诚布公的会谈，周总理和张学良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会谈结束后，张学良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激动地说：
“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
就在张学良和周总理会谈半年后，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还抱怨张学良和杨虎城作战不力。张学良当即慷慨陈词，劝谏蒋介石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惹得蒋介石大为恼怒：
“你这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轻言抗日！”
蒋介石的一番怒骂，令张学良忧心如焚。在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庆典上，张学良再次进言，结果再度遭来蒋介石的一顿呵斥。
屡次劝谏蒋介石未果，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张。张学良整整思考了一夜，终于同意了杨虎城的主张。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沦为了阶下囚。
消息传到保安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立刻动身，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征途。见到张学良之后，周总理给他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叮嘱他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为慎重。
这些天来，西安和南京两边的情况瞬息万变，弄得张学良束手无策，周总理的一番分析，让张学良逐渐清晰起来。与南京方面和蒋介石一番斡旋之后，张学良作出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定。
“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周总理听说张学良的决定后，沉默了好一阵后，一字一句地叮嘱道。但张学良没有作声，默默地与周总理告别而去。
不出周总理所料，张学良此次一去，就再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956年，政协召开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周总理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高度评价了张学良，称其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张汉卿二十年来始终如一，在蒋介石的刺刀尖上还是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改初衷。”
周总理所说的是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对于西安事变还耿耿于怀，让张学良写下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被幽禁了近二十年，张学良知道自己如何写才能让蒋介石高兴，但在西安事变中最重要的三点，张学良作了如实阐述：
“一是兵谏前并未同共产党商量，二是为何要请周恩来，三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作用。”
虽然张学良在文稿中的用词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
在这一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将纪念活动搞大，趁机向蒋介石施压，迫使他释放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周总理颇为了解，因此在听说有人意图大造西安事变的声势之后，周总理立即正色说道：
“营救张汉卿不要急切从事！”
5年后，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接见了许多张学良的亲友和旧部。当天晚上，周总理挥笔写下了16字寄语，托人想办法交到张学良的手中。尽管周总理对张学良极为牵挂，但直至病逝也没能看到张学良回到祖国大陆。
而周总理病逝之后，张学良虽然知道消息，但也无法表示，因此对于周总理的这一份情感，就转移到了邓颖超的身上。
1991年，张学良重获自由，中央为张学良归来作了一系列的安排部署，邓颖超特意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访大陆。张学良收到信后非常感动，一连读了两遍，又亲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遗憾的是，时隔一年多时间后，邓颖超在北京病逝。张学良听说这一噩耗悲痛万分，立刻托在香港的侄女给邓颖超的治丧小组打电话，以夫妻名义向邓颖超敬献花篮，并特意交代挽联上题写“颖超大姐”，而不是“邓颖超同志”。
邓颖超离世之后，张学良将对周总理的这一份情感，又转嫁到了周总理亲属的身上。1999年，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赴美考察，提出想见见张学良。当时已经很少见客的张学良，听说周总理的侄女到访，爽快地答应见上一面。
见面当天，张学良紧紧握着周秉建的手，讲述和周总理的短暂交往。临别之际，一同前来的周总理的侄孙女，请张学良题写一首最喜爱的诗句，张学良顺口吟出自己的诗作：
“好梦未圆愁夜短，虚名终久误人生。”
可当拿起笔来，张学良准备写下这句诗时，张学良只写了“好梦未圆愁夜”就停住了笔。究竟是提笔忘字还是另有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张学良和周总理短短九天的交往，演绎出之后40多年的友谊，这份友谊还被传承到了周总理的亲属身上，属实令人感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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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九凤.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深情厚谊[J].钟山风雨,2017,(06):7-11.
[3]周华章.张学良晚年三次会见周恩来亲属[J].湘潮,2006,(03):55.
[4]王爰飞著. 张学良幽禁秘史.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