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30年，彭德怀投了毛主席一票，他后来说：这一票是起相当作用的》一文，文中讲到：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意外得到了关外张学良的相助，打服了冯玉祥、阎锡山，从而腾出了手，指挥谭道源、金汉鼎、许克祥、彭启彪、毛炳文、李云杰、唐云山等部猛扑江西苏区。
毛主席提出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应对策略，并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
红一军团已经退至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等地。并做好了破敌部署；而红三军团也渡过了赣江，由永丰等地区向苏区中部东固待命。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蹊跷的事：有人模仿毛主席的笔迹，伪造了一封信，以及一份《告同志和民众书》，送到了彭德怀的营中，意欲挑拨离间彭德怀和毛主席的关系。
这封信，以及这份《告同志和民众书》，是怎么来的呢？
真是说起来话长。
蒋介石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十大”阴险狡诈的阴谋家之一。
大家都知道，他在1927年4月12日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窃取了政权，活跃于中国大陆22年，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而他在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
这不？在1926年冬，北伐军刚刚占取了南昌时，他就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一个专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恐怖组织，从而夺取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各地方党部的领导权。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但它的寿命却是十分短暂的。
1927年4月，共产党人袁玉冰、方志敏等人领导群众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程天放等人，其即宣告解体。
但这个恐怖组织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在它覆灭后的第三年，即1930年春，有一批别有用心的人（主要是国民党特务）不断在江西苏区散布流言，危言耸听地说它已经死灰复燃，它的许多成员已经渗入到了红军内部，红军的指挥大权即将旁落。
谣言让江西苏区军民很快就陷入到了一种恐慌的氛围中去。
1930年的“二·七”会议过后，江西苏区的高层高度紧张，掀起了一个反恐的小高潮——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起了反恐宣传攻势，要求各级组织将群众中表现不好的份子火速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
随着反恐行动的深入，赣西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开始了在革命队伍内搞肃清、排除斗争。
8月，李文林出任了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他的反恐的积极性比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更高，手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布的《1930年，彭德怀投了毛主席一票，他后来说：这一票是起相当作用的》一文中也说了，红一方面军在草草结束了第三次攻打长沙的行动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下了吉安。
而在吉安，通过查阅缴获到的反动派的文件中，意外发现有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负责人与该恐怖组织“有关”。
如此一来，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都被列入了“首要”的怀疑对象。
总前委通过讨论，决定派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去捉人。
12月7日，李韶九到了富田，一不调查，二不研究，马上抓捕了李白芳、段良弼、谢汉昌等人，并把事态扩大化，致使省行委内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李韶九还认定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是恐怖组织的成员，12月9日，他带着红军一个排押着谢汉昌，来到了红20军的驻地东固，让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将刘敌从前线召回。
刘敌被迫铤而走险，在12月12日发动了武装反抗，逮捕了李韶九和20军军长刘铁超，解救出了谢汉日。
当日下午，他和谢汉昌一起率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抓了中央特派员易尔士。
老覃发布的《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为啥没有红三方面军？皆因一个人的反对》一文中提到，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成立后，毛主席担任总前委书记，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任总前委委员。不过，林彪、谭震林的代表性不够，即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就成为了著名的“朱、毛、彭、滕、黄”。
谢汉昌和刘敌冲击了省行委后，身为红20军政治部主任的谢汉昌出面鼓动起红20军主力，带领着他们到赣江以西地区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行动，却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革命的口号。
彭德怀收到那封信，以及那份《告同志和民众书》的时间，就是谢汉昌、刘敌冲击了省行委的第二天。
彭德怀看了信和报告，很是疑惑了一阵子，他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写：“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根据这一点，他从信末标注日期的阿拉伯数字判断出，这封信是别有用心者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的伪造信。
于是，他当即起草了一个简短的《红三军团宣言》，声明“坚决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稳定了军心。
然后，指挥三军团渡过赣江，将营地驻扎在离总前委驻地黄陂仅七八个公里的小布。他本人又亲自前往黄陂，把毛主席请到小布，给三军团的干部讲话，从而迅速化解了“伪信”所引发的危机。
1937年，毛主席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一段，不住口地称赞彭德怀
“维持了他指挥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的忠诚”。
到了1965年9月23日，他让彭德怀复出到西南大三线工作，单独与彭德怀谈话，也特别提到这件事，称赞
“这件事处理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