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学会适当的变通,这到题目是很多大人物都迈不过去的坎。
先说明下,开放式话题并没有明确结论,大家畅所欲言就是。
这篇举两个例子。
1、卢植。
黄巾之乱爆发后,朝廷派出中央军北军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前去平叛:
北线交由北军中郎将卢植,南方战场则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隽统管。
南方战场的皇甫嵩在长社之战大败黄巾,斩首数万级(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
此战对豫州黄巾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之前介绍过,黄巾军的军事体系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
估算下,豫州黄巾军大体在四万人左右,几乎被皇甫嵩一锅端了。
皇甫嵩随后与朱儁扫荡豫州,先后镇压汝南、陈国地区的黄巾军,黄巾军或降或散,三郡全部平定。
南线形式一片大好,北线战场却陷入了焦灼。
难道是卢植不能打吗,非也。
论综合能力卢植还稍胜皇甫嵩一筹。
三公是他老师(师从太尉陈球、大儒马融等),往来有大儒(与郑玄、管宁、华歆为同门师兄),后来还教出了一个皇帝(刘备)、一个枭雄(公孙瓒)
学识高,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
难得的是卢植还文武兼备。
熹平四年(175年),扬州九江郡蛮族叛乱,朝拜卢植为九江郡太守,卢植到任后,很快便平定叛乱(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
在河北,卢植一开始打的相当不错,连战连胜,将张角包围在广宗县城,里里外外挖了多重壕沟,等黄巾粮草耗尽,就是一场大胜。
结果,洛阳来了个小黄门左丰”视察军情”,军中将吏对这套很熟,不就是看你即将立下大功,提前向你索贿嘛,众人纷纷劝说卢植按照老规矩办事(或劝植以赂送丰)
卢植没鸟他,拒绝行贿。左丰怀恨在心,回京后向灵帝进谗言说:广宗本来很快就可以拿下,可卢植却躲在军营里不肯出战,浪费朝廷军费(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
一提钱,灵帝就冲动了,为了扑灭黄巾,一向抠门的灵帝勉强拿出中藏钱和西园厩马充当军费(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
卢植你还我钱!
灵帝即刻下诏逮捕卢植,押送回洛阳,差点就给他判了个死罪(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
后来换上去的董卓又无功被免职,致使河北战事拖延日久。
但是从道义来说,卢植错了吗?
自然没有。
再举一例:王允
和卢植一样,王允也是文韬武略精通的全才(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
在反宦官上,王允立场更坚定,他当晋阳郡时吏,当地有一小黄门赵津,贪横跋扈。王允二话没说,直接下令将赵津逮捕处死。洛阳的大宦官震怒,向桓帝施压,后来王允的上级为他顶罪,被下狱打死 (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桓帝震怒,征太守,遂下狱死)
黄巾之乱爆发后,朝廷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在讨伐黄巾中,王允展露出治军统略之才,大破黄巾别帅,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
在缴获的物资中,王允得到一份重磅书信,中常侍张让与贼军有染!嫉恶如仇的王允当即讲书信的细节全部揭发出来,上奏皇帝,要求将张让绳之以法。张让反复叩头谢罪,方才逃过一劫(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
好不容易脱罪后,张让自然对王允心怀忿恨,想致他于死地,先后两次将其逮捕治罪(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
最后靠了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合援手,才将王允保了下来(书奏,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
就这么一位性格极其刚烈,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在董卓乱京时的表现又如何呢?
董卓掌权后,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
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也开始了火箭般的升迁,从太仆,到尚书令、司徒(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学会了变通、隐忍的王允最终反戈一击,除掉国贼,匡扶汉室。
所以为了大局,牺牲下个人的气节、原则,这到底对还是错呢?
为自己活很容易,为别人活不容易。。。。。。
其中委屈又有何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