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梁海光在直播的时候差点崩溃了 。
这是一场有2300名“股东”参与的“股东大会”。会上，不断有人对他所负责的公益机构满天星提出质疑，比如过多的资金是否用在了人员支出上，甚至被质问“做公益还能赚这么多？”。
根据公布的财务数据，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下称“满天星”）2021年的人力成本达332万，而截至去年年底的全职员工人数是30人，人均税前收入9.5万。而整个满天星2021年的支出也就876万元，其中满天星公益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款是237万元。
机构的工资支出甚至比项目的主要支出还要高，这是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的一件事。
| 梁海光在首届公益“股东人”大会上公布的数据
类似梁海光所遭遇的，来自捐赠人猝不及防的监督与质疑，是许多公益机构对公益“股东人”大会的担忧之一。
公益股东人大会，是公益行业最新出现的一个物种。按照发起方腾讯公益平台的介绍，每一位参与捐助的爱心网友，哪怕只捐了一块钱， 都有机会成为公益事业的“股东人”，对自己捐助的项目行使监督权利、履行推进义务。
作为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主要平台，以及公益机构最主要的募捐来源。腾讯公益平台去推进这种监督形式，可以说，相当于整个公益行业的“巡视组”制度出现了。
捐赠人对公益机构的不信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于数以万计、年募捐数额超百亿的公益机构来说，公益股东人大会，是一颗深水炸弹，炸出来的，有不少公益行业饱受诟病的问题，和不为人知的隐秘。
同时，慈善公益千百年来的顽疾，也被切开了一道口子。
自诞生以来，动辄能撬动巨额社会资金的公益行业，就存在不少暗箱操作与资金腐败行为。
公益股东人大会，瞄准的是公益资金的透明问题，亦即饱受诟病的公益“黑匣子”。
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在4月举行，现场涌入了2300名带着质疑的捐赠人，而在视频号直播间还有8万多关注这个尝试的公众。满天星创始人梁海光作为主讲人，需要正面“迎击”来自公益平台方、公益观察员、“股东人”以及视频号评论区的“诘问”。
首先是事先准备好的捐赠人最关心的五个问题，是为“公益五问”——
为什么捐款不能完全用到项目上，还要收机构管理费？
同样是捐书项目，为什么比别的项目贵？
你们是怎么样保证建的图书馆不会沦为摆设？
你们如何量化评估图书馆项目的收益成效以及投入产出比？
全国那么多偏远地区，你们为什么偏偏要选相对富裕的广东作为试点？
梁海光对这五个问题逐一解答后，又随即公布了运营财报，包括各项收支、公益项目进展、效果数据、人员薪酬行政分摊等。紧接着，便是紧张刺激的“答股东问”环节。
对公益机构来说，这简直像是一场面对公众的记者发布会——这也成为了众多公益机构畏惧公益股东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公益股东人大会联合发起方恩派公益的李爽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机构管理非常严格的公益组织，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募捐活动。”但当他们得知这一批股东大会必须进行30分钟的“自由答股东人问”环节，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他们乱问问题怎么办？我们回答不出来怎么办？”顾虑之下，这家机构选择退出了。
顾虑的背后，是过去多年里，公益机构与捐赠人之间，关于“透明”的一场博弈。不少公益机构认为，行业还在继续生长，这个过程里，需要容得下一定的不规范以及试错空间。
但公众对于公益机构的质疑与不信任，早已发酵累积了多年，并不因公益机构在这几年里不断推进的行业革命，而给予更多的理解。
顶着“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却高调炫富的郭美美，让公众第一次迫切地对公益慈善组织提出了“透明”的需求。
新周刊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5%的网友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说，仅2%的网友表示会捐款。而据中民慈善公布的监测数据：自郭美美事件后，当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郭美美事件“阴差阳错”地掀起了一场信任危机
2016年，罗尔“卖文救女”事件再一次点燃了公众对公益不透明的怒火。
当时刷屏的一篇《其实从初中起，我就对公益失望了》，作者“滋滋”讲了自己的故事。她第一次参加公益，是老师在班上讲了贫困山区的孩子没水喝的困境，于是跑回家向父母要钱，“想象着，自己出一份力，能够为一整个村子的穷人改善生活。”
但一年过去，两年过去，直到下一次捐钱，她也还是没等到关于他们生活变好的消息。后来的一次次，滋滋都以捐赠人的身份参与公益，但等到的是却是相似的结局，“我不知道，那么多由爱而生的善意，有没有真的帮助一些人。可能就是从小到大，毫无踪迹可寻的捐款，让我对公益日渐麻木，听起来全社会在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情，可是我总是看不到希望。”
字字句句之中，无一不是对公益机构的“灵魂拷问”：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这一年，监管也在倒逼着公益行业的“透明”。
《慈善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将原本对公益机构要求的年度检查调整为年度报告，一方面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另一方面向社会报告。同时明确，公益机构支出情况和组织运行结构都要向社会公开。
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各方的呼声没有倒逼公益机构们走向透明，反而让公益行业走向了闭门造车，与时代背道而驰。
李爽对当前公益行业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词——“封闭生态”。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觉得公益行业它不是在自己的封闭生态里边发展的，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
但期待与现实往往是有落差的。
去年11月发布的《南方周末中国公益品牌榜及其观察报告》调查发现：传播效果方面，即便是已经上榜的基金会，在外部渠道的账号更新频率依然低，只有35%的基金会可以做到日更或周更；此外，上榜基金会开通的绝大多数账号阅读量及点赞量较低，“自说自话”现象仍然严重，近半数项目信息传播链路闭塞，传播内容为通稿式的宣传口吻，缺乏趣味与深度，故事性薄弱，难以调动受众共鸣。
|品牌传播与影响是许多公益项目的弱项
公益机构们最典型的理由是人力不足。
李爽就表示，“我们行业内部也会有一些关于“透明到底要透明到什么程度”的一些说法，简单来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要成本的。如果我要做捐赠人维护，那我肯定需要投入人力。”
但如果往深一层挖，这或许不仅是人力问题。
往好一点说，是公益机构不懂营销也不喜欢营销，更偏爱埋头苦干。往坏一点说，就是公益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在乎公众乃至捐赠人的存在。他们更在乎合规——这里对应的是大额资助方、主管部门，更在乎有效性——这里对应的是服务对象。透明往往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在过往的案例中也不难看出这一事实。
上面提到的《其实从初中起，我就对公益失望了》一文刷屏时，公益圈立马响起了骂声一片：“公益不止简简单单一句话，更不是简简单单的捐钱”，“缺少公益界的声音，将公益的不足之处放大到整个行业污名化”......
没多少人关注到的是，这份“污名”背后是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公益透明的期待，分歧与误解反而让公益与公众渐行渐远。而在当时，没有人会否认在公益传播与公益透明度上，公益界是做得不够的。
|2015年的民间公益组织透明指数，平均得分仅为32.44，一半机构财务信息得分为0，这一指数此后未再更新
对透明的不重视，也让公益行业成为了滋生“丑闻”的温床。
总有人打着公益的名号，浑水摸鱼。前两年，大凉山伪慈善直播事件一度引起热议。多名当地的网络主播，在直播中为当地村民发钱、发放食物的“慈善”名义，要求观众“送礼物”作为捐赠。经警方调查，两个月的时间，相关主播敛财超过40万元。
这还是“假慈善”，真公益犯下的事也不少。
去年的99公益日期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的“不要烫伤我的童年”公益项目，以“捐后报销”为名，将资金化整为零、组织多人多次进行违规套捐。
前几年，关于性骚扰的指控也烧到了公益圈。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理事长刘猛、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陆续被指控对同事或朋友存在性骚扰、性侵害行为。刘猛的案子还成为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胜诉第一案，但受害人始终还是没等到刘猛的道歉。
在这些事件发生时，相关的公益机构却往往是隐身的。抛开被指控者往往是机构的负责人不谈，公益机构们也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更有甚者，是在借公益谋利的。有业内人士直言，有些机构的项目“打一枪换个炮，没事就搞些短期项目来圈点钱，这些项目根本不敢做公开”。
也不只是这些幽暗的一面。
从4月满天星的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到如今已有84场公益股东人大会召开。根据发起方腾讯公益的计划，到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将完成100场公益股东人大会。
|梁海光在公益股东人大会上公布项目财务数据
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数据是，截至今年5月，仅腾讯公益平台上就已经累计上线了11万个公益项目；截至今年1月，官方口径统计的慈善组织数量已经达到11260家。公益行业早已在互联网助推下，越加专业化、技术化，并且规模庞大——2021 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总善款已经接近100亿元，比五年前增长了4倍。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案，亦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公益问题解决里。
100亿元、4倍、100亿人次，当下，被数字化改造公益行业，就像一个互联交织并且可以无限循环共生的“克莱因瓶”。这个行业，早已被技术渗透与革命，尤其是当它成为了风口、成为了产业，甚至开始讨论每年营收几十亿几百亿的时候。
在这个关口推行公益股东人大会，给行业一个行之有效的“巡视组”，正是将公益行业的透明问题，加以制度化监督。
中国的公益，早变了模样。
公益1.0时代，公益往往被认为是官方主导、社会支持的事物。
希望工程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典型。这是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目的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项目主要内容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1991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7版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广告。其中的小女孩苏明娟，手握着笔，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向镜头。这张名为“我想读书”的照片，成为了这一时代许多人难忘的记忆。
|希望工程标志性的照片
公益2.0时代，又被称为“民间公益时代”。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期间涌现了一大批民间公益组织与志愿者团体。与此同时发生的，是2008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个人捐款达458亿元，占到全年捐款总额的54%。这是史上首次个人捐款超过企业捐款，完全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20%的格局。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当时的评价是，“从此以后，中国人心中都有公益、慈善的概念，知道大家都可以做、都应该做。”
但有概念还只是第一步。当时的人们参与公益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进入公益行业成为全职人员或是志愿者，另一种则是捐款捐物。两者事实上是割裂的——前者容易陷入“为爱发电”的困境，后者只能被动地“献爱心”，双方又存在着天然不信任的鸿沟。
直到公益3.0时代，人人皆可公益，才终于开始成为现实。而原本无法修补的裂痕，也慢慢有了解决的可能。
这就是“互联网公益时代”。
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16年。这一年，国内的个人捐赠额达到了293.77亿元，比上年猛增124.47亿元，同比增长73.52%。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慈善法正式施行，民政部也在这一年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等3家平台全年筹款达12.89亿元，比2015年增加了37.79%。
这一年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还透露了一个特别的数据：移动端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捐赠渠道，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
互联网公益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指尖公益”的便捷，而是参与感——走路、购物、点外卖、线下支付.......公众在线上、线下发生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成为公益的一部分。一元购画活动中，人们将自闭症、智力障碍的画作“收入囊中”；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冰桶挑战等活动中，参与者自愿成为了公益传播的一份子。
这份参与感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人们已经不甘于只是作为一个游离于公益项目之外的捐赠人，哪怕他们只是捐了一块钱、走了一万步。
赵静祎是满天星公益图书馆项目的月捐人，一开始她只是在腾讯公益上关注更新的项目进展，现在她想了解得更多，“我可能之前捐款的时候，只要看到图书馆建成了书买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可能关注的是，这些书孩子们到底有没有读？孩子们读了之后真的是产生了对于阅读的一个兴趣？”
她决定实地探访满天星的公益图书馆，计划当一回“公益真探”。
报名的时候，她认真地填上了自己想要探究的问题：1，图书馆在运营过程当中如何选择项目地？2，在建立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做了哪些工作？3，如何评估跟踪后续的效果？
这是腾讯公益联合恩派公益发起的一个实地探访计划，首批“公益真探”将在99公益日前后，分别前往全国56个城市，100个公益项目地实地探访，亲身体验、了解公益项目的真实执行成效，产出项目实地探访反馈报告，同时对可能出现风险的公益项目进行监督质询。
100名“公益真探”背后，代表的是更多捐赠人对于透明的追求，互联网公益时代，也是全民公益纪委的时代。
|“公益真探”探访路线图
越多人参与，越要求透明；越透明，越多人参与。这也是公益行业正在发生的正向循环。
一场公益“股东人”大会，让满天星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到了4万多，这已经是接近他们半个月的筹款量——梁海光统计过，目前腾讯公益上满天星一个月大概能筹十万多。
公众的参与同样不少，第一场由于有官方的推荐，除了腾讯会议上的2300名“股东”，视频号直播间也进来了8万多公众。第二场人数少了许多，腾讯会议上是190人，视频号直播间大概是8000多。但相对于日常的线下捐赠人活动只能接触到20个出头的人，这已经是梁海光颇能接受的数字。
现在，他计划满天星要每个季度参与一次股东人大会，因为要拿出“态度”和“行动”，想要“连接更多人”。
|公益“股东人”大会上，主讲人与“股东”对话
这或许也正是腾讯公益不断强调“透明”的原因。从“透明组件”、“冷静器”、“筹款项目上链”、“回响计划”，再到如今的公益人股东大会、公益真探计划，当“透明”成为公益圈的共识，公众的信任与项目的进步都会都会水到渠成。
正如长期从事公益工作的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说的那样，“好的制度会让坏的构成向好，坏的制度会让好的构成变坏”。
闭门造车乃至浑水摸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