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兴宗时期，除了他与母亲的恩怨轨迹最为触动人心之外，另一个最能说明辽代盛世局面颇有变化的事情自然就是与西夏的重大摩擦。
之前论述辽圣宗隆绪时期已比较详细的梳理过，党项势力盘踞于西北已正式形成局面。他们能够在李继迁的带领下从中原宋朝的管辖之下摆脱，这一幕本就与圣宗隆绪的拉拢和庇佑有相当的关系。
不过也值得强调，由于李继迁的野心很大，与契丹辽朝就不能说完全没有矛盾，但他总体与之建立了结盟并且维持下来。随后李德明，也包括李元昊的前期，原本双方关系大体上都过得去，多数时候的党项是联合契丹帮助他们在河套与河西地区做大。但李德明时期，也就是圣宗隆绪的晚年也一度双方翻脸。开泰九年（1020），史称“辽主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
辽代上京遗址
其实圣宗为何忽然要兴兵讨伐李氏，史书记载有些含糊其辞。可能是李德明在继承李继迁事业之后，一方面对辽宋双方都采取平衡策略，并没有像李继迁那样相对突出亲辽；另一方面，李德明同样在积极壮大自身实力，尤其非常鲜明的朝河西拓展。
虽然李德明取得河西的时间耗费了差不多二十年，但这份基业毕竟在一步步壮大，所以圣宗后来对李德明对待辽朝的态度多少有一些不满，一度想要动用武力进行震慑或打压。但煌煌几十万辽军居然败绩，可能是圣宗后期的辽军用兵太过频繁，战力确实不如往年。反过来也能印证，当时党项的实力明显在日益强盛。
当然，李德明也知道辽人的总体实力还远在党项之上，要是接二连三的来征讨，以当时的条件是吃不消的。而辽圣宗也及时止损，反而继续封赠和笼络李德明。因为辽军西征败绩，连带西部诸多部落都相继反抗，圣宗又要腾出手去摆平其他的麻烦，也就难以真正专注于对付党项。
于是，辽和党项又恢复了正常交好的关系。到太平六年（1026），李德明还一度与辽军一起进攻甘州回鹘，这是党项能够顺利占据河西的一个重要节点。为表达感谢，李德明就遣使向辽请婚，进一步巩固双方盟约，这就是儿子李元昊娶辽兴平公主的背景。
圣宗隆绪当时对李德明的提亲还是很满意，经过一番选择，定了宗室女兴平公主。当时没有立刻将公主送往党项，似乎挑选和准备耽误了时日，不凑巧的是，到太平十一年遇到圣宗驾崩（隆绪病故于夏六月，1031）。党项遣使来祭拜，经过一段时间，公主于年底到达党项部落成婚。次年冬，李德明也死了，年五十一岁。
西夏李元昊的塑像
据年纪推测，兴平公主应该是兴宗耶律宗真的某位族姐，而李元昊的年纪比宗真要长十二三岁，即便以兴平公主小元昊十岁来说，她也比宗真要大两三岁。因为李元昊一向不喜欢年长女子，他的原配卫慕氏之所以招到不满，一方面是出自母亲家族，另一方面就是年纪比他大，身份上属于他的表姐。不过兴平公主到底多大其实难以确定，推测可能只小元昊几岁。
兴平公主嫁给李元昊后，几年下来双方关系始终不好。此时李元昊图谋大业将成，作为盘踞西北的一方豪雄，他对这位嫁来的契丹公主所拥有的尊崇地位并不怎么放在心上，经常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享乐。
史书后来已经对李元昊的悲剧有所指摘，大都过于看重元昊为人贪色，对解释其个人悲剧是有相当理据。但在宏观看待他的命运走向，尤其和辽人之间的恩怨，从贪色这个视角来分析恐怕过于草率（包括此前提到卫慕氏的关系也未必如此）。
笔者反而认为李元昊疏远兴平公主的确有年纪和族别的双重因素。他真的不大喜欢这样的大龄女子。在李德明身故之际，元昊已三十五六岁，如之前推测，若公主只比他小几岁，恐怕已经三十左右。哪怕就小十岁，也二十五六岁。而且，李元昊极度排斥这样有强势亲族背景的女人介入生活，他应该是有心理阴影存在。
反过来，兴平公主也的确多半是心高气傲，因为她是大辽天子的姐姐！几时受过这种委屈？来党项以后方知李元昊之为人和喜好，数年下来得不到什么尊重和礼敬，很快郁闷致病，最后一命呜呼。
公主病故的这一年，无独有偶，偏就是李元昊正式建立白高大夏的时候（1038），只是正式建号是当年冬季（十月中旬），公主之死推测稍早一些。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故意张扬，李元昊还派人向辽方通报消息。
客观来看，笔者认为前者可能性大。李元昊已决定要建号，等于做好有与宋辽都翻脸之准备。只是当时对宋的态度更加激烈，李元昊既然为人精明，按说不至于打算同时作对，所以至少相对存有暂时要和大辽维系的意愿，他也不便故意欺瞒公主身故之事埋下安全隐患，及时告知辽方，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挽救策略。
辽兴宗的画像
耶律宗真得知消息，当然震惊意外，于是派人持诏"切责"，前去执行使命的是北院承旨耶律庶成。让耶律庶成去了解兴平公主的情况，一个原因固然是他和宗真的关系亲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通一些医术。史称宗真曾让他整理医书，由此逐渐学习掌握了不少医理。尽管未必称得上神妙精湛，也极不简单了，足见庶成的才学过人绝不是浪得虚名。
身为大辽使臣前往西夏，虽然出于礼数受到相应招待。可在公主身故原委方面各种迷雾遮掩，庶成确实没能打探出什么一二三，最后不了了之，以至于各种八卦消息均有，甚至还有认为兴平公主是被李元昊在病中禁锢致死。
等辽方探查公主一事刚了结，李元昊的头等大事已不再是建立西夏的洋洋自得，他要全力以赴应对宋军的讨伐。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到五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辽兴宗重熙九年到十一年，公元1040年到1042年），分别是宋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宋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一带）东南方向六盘山区的好水川之战，还有镇戎军西北方向的定川寨之战。这著名的三次大战中，宋军尽皆落败，不过夏军的消耗也不算小。而辽方颇有渔翁得利的意思，就在这三次战役结束后，辽军紧跟着向西夏出手了。
前面在宋夏开战之际，其实辽兴宗宗真早已经蠢蠢欲动。他看到两边都把大辽视为一种倚重和支持者，心里自然就有一些飘飘然。
《辽史·萧孝穆传》记载：九年(1040)，当时天下无事，兴宗每每谈及后周夺取十县，总是感慨愤激，有南伐之志。群臣大多顺从旨意。（唯有）孝穆劝谏说：“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还，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比之囊日，虽曰富疆，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盟约。”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虽然反对南伐，但也有以南院枢密使萧惠为代表的好战大臣们极力附和。
《辽史·萧惠传》记载惠曰：“两邦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萧惠所言正符和兴宗想趁宋夏打得难分难解时，趁机捞一把的贪利心理，反过来，兴宗后来对西夏翻脸开战，同样是出于这样一种“趁火打劫”的动机。
此时的耶律宗真还未满三十，正值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大辽仍维系着面上的鼎盛。他很想像祖辈们那样建功立业，如今连发动战事的由头似乎都难以寻觅。虽然宗真对兴平公主的事已经很不满李元昊，但毕竟明面上公主确实没有“被害身亡”迹象，西夏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并没有正式开罪大辽。
而李元昊在西边连连生事，对宋朝撕破了和平面纱，宗真这时候想要的就是利用双方冲突自己独占鳌头。他的本意也不是趁机与夏人一起对付宋，只是想趁着宋夏纠缠之际，拿回此前后周收复的燕南三州地盘，也算是一种压制宋人的试探。
辽兴宗派南院宣徽使萧特末（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索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并责问宋兴师讨伐夏及在沿边地区疏浚水道、增加兵将戍守的缘故。为了进一步威慑宋人，又做一些武力支持的姿态，兴宗派遣太弟耶律重元与萧惠率军兵临宋境。
影视剧中的宋仁宗形象
宋方与辽使进行谈判的主要是富弼，当时年届四十。对此次富弼出任使臣，最终结局自然算是成功，但充满戏剧性的是，能够令富弼在史书大放光彩，千秋扬名，推荐富弼的人却是口碑并不太好的吕夷简，反而试图阻止富弼接受此命的，却是深受后人钦佩的欧阳修。
《宋史·富弼传》记述在雄州迎接萧特末（萧英）和刘六符，了解辽方索地一幕确实充满传奇色彩。起初，萧特末为了折辱富弼，称腿脚有病不打算行礼拜见，富弼表示过去出使北方也曾卧病在车中，但是“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萧特末觉得理屈，起身与富弼行礼，随后两人展开详谈，居然十分投机，史称“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将辽方的底细用意全数告知富弼。这也就罢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萧特末还为宋人提供了“解决方案”：“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
因《辽史》有关萧特末的资料非常少，只说他与萧和尚为兄弟，早年曾经是圣宗末年的郎君班详稳，后升左夷离毕，为人任气，重熙十年方才出任北院宣徽使。也就是说之前他基本都在左夷离毕的职位，这是掌管律令和刑狱的北面官，说明萧特末应该是有一定严谨性和靠谱的人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萧特末会对富弼和宋人这样示好？虽不排除富弼为人刚正忠直和富有魅力值得萧特末欣赏，但是否会真被富弼一番话语就彻底折服，过后还为宋人交底和提出应对建议，萧特末这番举动，显然是大大违背夷离毕职责，说严重一些颇有出卖大辽利益之嫌。《宋史》记录两人结交细节的可信度，实在很值得存疑。
富弼心中有了底细，回来请示仁宗，得到增加岁币或结亲的意愿再前往辽方。这一次刘六符出面先到别馆来宴请，然后带富弼去觐见辽兴宗，双方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交涉。
正因此后的记载，所以笔者认为先前富弼与萧特末的私下交底多少有“小说笔法”和戏剧性，感觉富弼通过一番表现令萧特末改观是有可能，富弼存心通过结交辽人进行试探辽方真正的意图也算是实情。但萧特末会不会当真凭一番吃吃喝喝就违背辽兴宗的任命，在接触中为宋人交底甚至替对方谋划方案，着实有夸大富弼施展“策略”的嫌疑。
富弼通过与萧特末和刘六符的几番交往，确实打探到辽方的意图，然后凭借自身胆识和聪慧，抬出当年真宗亲征结下的“澶渊之盟”，其实是以大智大勇的姿态放过圣宗和萧太后平安回去。然后调转枪口，指辽兴宗为了私利而发动战祸，出征的将士和大臣拼命捞好处，最终失败的坏名声往往会归于君上，因此奉劝发动战事的人最好想想清楚。
辽兴宗宗真的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就奇怪询问为何会招致失败。富弼又拿当年后晋与契丹的案例进行分析，当年正值兴盛的契丹攻掠已经颇为衰弱的后晋都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如今的大宋是明君在位，局面也算鼎盛。试问辽军若是打算进犯中原，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当真就有把握一定获胜吗？
如此一番对比，耶律宗真虽然是雄心勃勃，可自问他不敢与当年太宗德光、圣宗隆绪和承天太后等雄主相比。而大宋如今确实是十分兴盛，他的心里多少就有了一些动摇。
影视剧中的李元昊形象
富弼再次解释边界地区的一些措施目前都是为了防范西夏李元昊，辽兴宗就趁机提到宋人没有打招呼就出兵讨伐西夏，富弼很机敏地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指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如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语和旁边大臣交流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然后辽兴宗再约富弼射猎，与刘六符一起提出结亲的要求来化解双方边疆的争执。富弼自然也有盘算，坚持说双方结亲之后，久而久之也难免生出恩怨，依然会令宋辽双方产生隔阂。即便当真安排公主出嫁，所给聘礼不过十万缗，哪有像之前岁币那样年年赠与，无穷无尽的好处呢？为此辽兴宗其实已经很满足，只是面上说让富弼先回去同宋朝天子再商议，下次再给一个能够接受的提议，带上盟约誓书前来。
富弼取得仁宗同意增币和结亲的两套方案，然后于八月份再往北方觐见兴宗，希望辽方能够支持宋朝迫使西夏臣服，如此宋就增加岁币二十万；否则就十万。果然此番筹码打动了兴宗，但在宋人盟约的表述上要求使用“献”或“纳”。富弼为此不满，再度争辩，甚至守在兴宗的大帐外要以死抗争，最后被驱赶回去，表示另外派人去宋朝交涉。
九月份，辽兴宗另派耶律仁先（娶萧孝穆的女儿萧燕哥，与兴宗是为连襟）和刘六符前往宋朝交付盟书，富弼对仁宗建议如辽人言辞无状就拒绝认可盟书。但宋人急于要搞定西夏，当真把“纳”字的盟书交还给辽方。为此，辽兴宗看到了宋人与西夏相争的契机，在此事上确实大大获利，得了莫大好处。
既然辽方从宋人这边得到每年多二十万"岁币"，所以大辽天子也自当“一言九鼎”，不得不拿钱办事，开始站在宋方说话，多番劝阻李元昊不要伐宋。此前说李元昊对宋三战大胜，定川寨一战就发生在辽宋谈判期间，侧面证明为何仁宗对辽方的咄咄逼人基本无心计较。
宋军当时锐气尽丧，像范学辉等研究者就以此断言，宋人起初培养的禁军在仁宗之时完全暴露了训练和机制的缺陷，所谓几十万人马已经徒有虚名。但客观一些来看，这并不是说宋军将士全都一味怯弱和毫无斗志，实际与夏人开战后，宋军将士的战场表现并不能笼统用差劲来评价，敢于应战和英勇赴死者不少。
宋军真正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和遏制，带兵将领确实大多毫无战术韬略，临战时指挥无当，而军士的训练也不得要领，或是颇为敷衍，导致整体战力确实发挥不好，这才是宋军的要害问题。
有关辽代的史书《契丹国志》
剩下个别名将几乎都在镇守，比如对西北最有震慑的镇戎军名将曹玮，便是曹彬之子，仁宗著名的曹后伯父，在天圣年间身故，年五十八岁。虽然宋军无力再主动讨伐，而李元昊毕竟也属于全力应战，自身消耗巨大。同时，他也恼怒辽人在背后的反复，面对辽的压力和内部的损失，出于西夏的实际，只能屈从双方意愿，希望尽快与宋议和，为此还派使臣到汴京签约，最后也愿意向宋朝称臣。
这样一来，辽兴宗确实感到非常骄傲得意，西夏与宋人的恩怨都在他的积极谋划下取得解决，当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辽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夏，宋仁宗派使臣册封李元昊为夏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朝又一次花钱买来暂时的安宁。
当时大臣蔡襄还继续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凌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已极度厌战，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富弼劝说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继续守边，但晏殊等都附和仁宗，根本没有心思再做戒备。
李元昊与宋人的恩怨算告一段落，而对辽人背后插手干预开始报复。为了填补三次与宋交战后的人丁兵力损失，明目张胆拉拢辽境山南党项百姓，包括夹山一带的呆儿部族归附西夏。
呆儿族八百户于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归附，紧接着又有部族节度使屈烈率五部众前往西夏。辽的边将随后要求送还逃人，被李元昊严词拒绝。重熙十三年五月，辽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发兵进入西夏追讨，李元昊亲自率兵阻击，辽军作战失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战死，双方的矛盾迅速升级爆发。
辽兴宗耶律宗真终于震怒，准备调派大军征讨西夏。正在此复杂背景之下，李元昊急忙转变态度与宋方极度隐忍谦恭，还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和宋人大开贸易。宋方使臣前往册封夏主时，只是在夏的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部，唐代前期著名六大羁縻塞外部族的州均在这一带，也正是朔方军宥州为天宝年间增设，从名字就可见对胡人的羁縻之意。宥州相邻就是党项崛起的根本之地夏州），从未到过兴州(今银川)。
而在西夏都城内，元昊的一切礼仪规制其实没有变过，依然是天子等级。当年其父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宫内的匾额陈设暂时撤下，李元昊连这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都城"。
影视剧中的李元昊形象
当辽夏双方正式开打，客观上还是“重熙增币”导致，让李元昊感到辽人从中作梗，随后就进行报复。而他主要是从实际出发，疯狂拉拢部族人口资源以便补充人力和维系实力。
辽方的确在“增币”中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使宋接受了“纳”贡，看似完胜。正因耶律宗真希望在宋夏矛盾中贪利，甚至自视甚高，不断逼压西夏迅速走向敌对，实际也反映出辽兴宗策略上的偏颇和失误。还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耶律宗真的确不是太宗德光、圣宗隆绪和承天太后那种英雄豪杰，甚至都不是人家李元昊的对手。堂堂大辽天子最终尴尬落败，深刻体现出他不具备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总揽全局的掌控能力。
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九月，兴宗亲统十万大军进发西夏，命南院枢密使萧惠、兄弟耶律重元、东京留守萧孝友等分三路出击。萧惠是很得耶律宗真器重的心腹大臣，他是宗亲萧排押、萧恒德的从侄。
史书指萧惠起初跟随伯父萧排押从征高丽有功，开始受到提携。圣宗开泰六年（1017）为右夷离毕（掌刑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东京留守，没多久改西北路招讨使。到太平六年(1026)奉命参与西征甘州回鹘，与阻卜部落战于可敦城失利，然后调任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宗真继位后，萧惠表现出和新君非常默契的样子，一路受到眷顾高升。重熙六年(1037)五月，复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加太师，徙封赵王。十一月，拜南院枢密使，改封齐王。
为了继续受天子恩宠，也为了扬名立万，宋夏矛盾爆发之际，萧惠就积极唆使兴宗趁机南下伐宋谋利。为此，兴宗宗真安排萧惠与太弟重元率师前往边境给宋人巨大压力。萧孝穆等老臣反对劝阻，宗真虽没有真与宋人发生武力摩擦，还是通过谈判赢得“增币”。萧惠以此功进封韩王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后升为北院枢密使，成为兴宗跟前最得意的当红人物。
李元昊闻知辽军动向，迅速派遣使者到之前长期受辽欺压的阻卜部落，试图结盟共抗辽军。阻卜是辽金时期最重要的北方部族之一，经常与达旦并称，后世一般视为同源部族。从圣宗后期到道宗后期，阻卜部族与辽发生过多次冲突，双方矛盾很深。此次辽军规模庞大，甚至是天子亲征，阻卜酋长乌八不敢贸然反抗，不光派其子押西夏使者至辽，还请求出兵为辽助战。
耶律宗真又一次感到大辽声威有着空前强大的震慑力，这一下又上头了，并且以牙还牙，派延昌宫使耶律高家奴将征讨西夏的消息告知宋（这里的延昌宫是当年辽穆宗耶律璟的宫帐，高家奴的另一身份是南面林牙，表明他颇有才学。其实高家奴家族本就是汉臣，他是著名的韩氏家族后裔）。宋仁宗也非常开心，《辽史》记载，宋派余靖送礼金给辽兴宗。这时，李元昊有些担忧了，先后两次派使者出使辽方请求息兵，使者均被辽扣留。
李元昊于十月九日正式上表谢罪，十一日又向辽表示会缉拿逃人交还。二十三日，派使者进贡土产，二十四日更带党项三部逃人亲赴辽军驻扎在河曲（今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毛岱乡一带）的大营请罪。
兴宗宗真令北院枢密副使萧革对李元昊种种过错进行训诫。堂堂白高大夏天子李元昊终于一改桀骜跋扈的做派，像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那样能伸能屈，甘愿伏罪，哄得大辽天子龙颜大悦，连此前兴平公主委屈病亡之事都没有提，足见耶律宗真此时的傲娇自满达到何种程度。
宗真身边受到恩宠的北院枢密使萧惠虽然能力不足，也一直存着贪功之念。可他毕竟是参与过一些战事的人，不管李元昊眼下是真怕还是做戏，他都觉得可以趁机打压，于是提醒兴宗曰：“元昊忘奕世恩，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一番话令宗真又变了主张，命令辽军全线进攻。
西夏李元昊的塑像
这时候发生的事有些奇怪。庞大的辽军队伍深入夏境约四百里全然不见李元昊人马的踪影，可随后又很快中了夏军埋伏，史书的描绘表现出极大的戏剧性。笔者认为，李元昊当然不会毫无防范地前往辽军大营请罪。但他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天才，孤身犯险，担惊受怕，侥幸离开，火速逃跑，这一连串心理和行动感觉倒也符合事实。正好比当年刘邦赴宴，侥幸逃离鸿门一样，后人往往对这种情节桥段增加许多戏剧性渲染，对比李元昊入辽营的请罪也可以互为参照。
李元昊的家底资本多少比当年刘邦要强几分。虽然做了迎战准备，可他的人马聚集在数百里开外，就再有本事也没法准确预判，在塞外大漠中，夏军究竟会以怎样的情形和辽军相遇。从史书描绘来看，显然李元昊并不敢轻易使用诱敌战术引对方交手（至少第一次同辽军正面硬拼，应该对夏军极为不利）。更别提能让辽军精准地进入夏军的伏击，这与后来各种野史小说的神奇般作战描写根本是天壤之别。
当时辽兴宗下令全线进击是以三路人马前进，中路大军经金肃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马场壕乡）西南向前进，驻跸于得胜寺南壁（今鄂尔多斯市东胜与鄂托克旗之间）。太弟耶律重元将骑兵七千走南路准备包抄，而萧惠率领的北路军沿黄河南岸西进然后在今包头附近南下。
追击数日后的凌晨，萧惠的北路军终于寻到李元昊的人马。这一阵的夏军确实是以逸待劳，且战且走，可能有试探辽军底细之意。而李元昊的手下不过几千人接应人马，见萧惠引两三万大军前来，李元昊再次示弱求和。
萧惠一直存心有打压夏人寻求战功之意，当然不允，挥兵冲击，李元昊则边跑边烧毁草场。李元昊跑了两日才回击辽军，以为对方疲惫不堪，可夏军也过于大意，辽军并非不堪一击。
夏军这一番后撤是真的溃逃，辽军则奋勇追击。眼看夏军本该以大败收场，这时候再次上演戏剧性场面。忽然天气骤变，漫天飞沙，来了一场沙暴，辽军一时乱了阵脚，夏军趁机又进行反攻，辽军反而遭到溃败，驸马都尉萧胡睹（即前面提到参与领军的萧孝友之子，一度娶圣宗和萧耨斤之女秦国公主耶律岩母堇，但史书指岩母堇数次离婚改嫁，其丈夫除了萧胡睹外还有萧啜不、萧海里，甚至包括萧惠）等亲近侍从大臣数十人被夏人俘虏，士卒大多被杀或相互践踏而死，只有萧惠等少数将领突围逃出。
反败为胜的夏军在李元昊统领下，迅速冲向位于战场东南方向的兴宗大营。大营也被突如其来的沙暴刮得乱作一团，此时夏军忽然在风沙中出现突袭，完全令辽军措手不及，耶律宗真只好果断撤退。要不是跑得快，估计也被夏军俘虏了。
堂堂鼎盛时期的大辽天子，几乎落了当年宋太宗赵光义在燕京城下高粱河一役的翻版。兴宗非常狼狈地逃回云州，于这一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大辽五京至此完备。
由于西京是在面对西夏之战后确立，历来研究辽代五京建制的学者往往都容易联想，西京的最后出现自然就是因为应对西夏的威胁。可实际西京和所谓西京道所管辖的州县，未必如所想象的那样。
比如大同府本身辖弘州和德州，包括怀安县都不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境内，而是在河北和内蒙边界一带。后来西京道所涉及的丰州、应州、朔州、云内州、奉圣州，包括后在河东境内增设宁边州（今忻州偏关县）等等，其实往往皆是原“十六州”范围的一些地方，均以山西、河北居多，唯有金肃州是与西夏作战的前线，如仔细考量这些州县位置和背景就能发现，大多数都不是针对西夏作为西京地区的重点守备州县。
辽代的西京乃至西京道真正防备的重心，恐怕还是宋人，这一点当时兴宗宗真撤退之际已经有所警觉。当初以索地盘为名，捞了宋人许多好处，如今辽军对付西夏居然也是失利退走，所以兴宗很担忧宋人会趁势而起，为此他把加强与宋人毗邻的幽云全线都升级。这是为了保全辽宋维持现状的一种考虑，而且宋人这方面也是清楚的。
我们今天如雷贯耳的包拯，于仁宗庆历五年八月（1045，兴宗重熙十四年）前往辽。据说宋方使臣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辽人边境武备的升级，为此还留下互相指责谍报频繁的记载。不过毕竟就是一些口角摩擦，包拯回到宋朝向仁宗汇报，就指出辽的西京地区一是为了征收汉地税赋，二是有针对防范宋人之意，提醒需要小心辽人可能对之前索地没有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
尽管兴宗宗真和宋是维系了平稳局面，但最终我们能发现包拯的观察是有长远之见的，辽的确对未能得手的地区念念不忘，在道宗年间又一次为索地向宋进行了谈判。
李元昊对抗辽军的这一仗，说来半靠头脑实力，半靠天意造化，其结果的确是令西夏再逞威风。同时也深切感受，尽管出于侥幸获胜，终究西夏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与辽人为敌毕竟不能与宋人相提并论，所以李元昊果断地见好就收，很快主动派人请和。
而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内心着实一百个不情愿，他明明深信辽军有着强大实力，居然在一场沙暴之下就骤然大败，实在有些没缓过神。可他毕竟没有先辈那些久经战阵的经验和意志，不敢再鼓起勇气继续撕破脸讨伐李元昊，同意放回西夏使者保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