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马家军，自称忠良之后的马鸿逵为何看不起马步芳

民国时期的西北，处处都是＂马＂字号的势力，马家军几乎成了这片土地的代名词。然而在这看似同宗同源的马家军中，却暗流涌动，尤其是宁夏的马鸿逵与青海的马步芳之间，更是存在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每当提起马步芳，马鸿逵总是一脸不屑，常常强调自己乃是忠良之后，与马步芳不是一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渊源，让这两位同为＂马家军＂的实力派人物之间产生了如此深的芥蒂？马鸿逵为何总是要在＂出身＂上做文章？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科举世家与军阀新贵：马氏两支的不同起源

西北的马氏两支，一个出身科举世家，一个源自军旅新贵。光绪年间的一场春闱考试，让这两支马家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那一年，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禄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这位出身河州望族的年轻人，凭借着过人的文才，一举夺得了武进士的功名。与此同时，马步芳的祖父马海宴却在军营里擦拭着刀枪，为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准备。

马福禄中进士那年，朝廷特意在甘肃增设了武举名额。马家族中的长辈们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光耀门楣的大好机会。马福禄的父亲马千龄更是不惜重金，为儿子延请名师，终于在光绪元年一举夺得武举人，六年后又中了武进士。

要说起马福禄的这个功名来，还真是来之不易。当时河州一带的武举考试，讲究的是＂三场＂取士。头场考的是骑射，二场是武艺，三场则要考察兵书战略。据说马福禄在二场考试时，遇到了一位难缠的考官。这位考官让他演示＂八十四式长枪＂，马福禄不慌不忙，将这套复杂的武艺一丝不苟地完成，赢得了考官的赞赏。

科举入仕后，马福禄被派往京师神机营。这支清朝最精锐的炮兵部队，专门配备了洋式火炮，在当时可是一等一的新型军队。但就在马福禄仕途正旺之时，家中突传父亲病重的消息，不得不辞官回乡。

与马福禄的仕途不同，马步芳的家族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其祖父马海宴跟随马占鳌起家，在军中一步步升迁。马步芳的父亲马麒更是继承了这份军事传统，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马氏两支的不同起源，在后来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光绪二十一年，河湟地区爆发叛乱，固原提督雷正绾征调马福禄组织团练。这时的马福禄虽已离开朝廷，但凭借着进士功名和在京城的从军经历，很快就组建起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而此时的马步芳家族，已经在青海站稳了脚跟。他们凭借着世代积累的军事经验和地方势力，掌控着大片的青海地区。尽管没有功名在身，但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已经成为了当地实际上的统治者。

就这样，一个靠科举入仕，一个靠军功起家，两支马氏家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根源上的差异，也为日后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二、从合作到对立：宁马青马的初次交锋

民国初年的西北，风云突变。1912年，马安良正式宣布就任甘肃都督，这位马家军的实际掌门人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权力布局。谁料到，这一场权力分配，却让宁夏马家与青海马家结下了难解的仇怨。

那年春天，马福祥原本已经收到了西宁镇总兵的任命书。按理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就在马福祥准备赴任的前一天，一纸新的任命书突然传来：西宁镇总兵改由马麒担任。

这道突如其来的任命书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12年2月的一天，马安良在兰州城南的将军府里召开军事会议。会上，马麒的一番话引起了马安良的注意。

＂西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若要镇守此地，非得有一支精通本地情况的部队不可。＂马麒说这话时，目光直视马安良。

马麒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西宁地区多年来就是马麒的防区，他的部队对当地的地形、民情了如指掌。而马福祥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强，但对西宁的情况却并不熟悉。

就这样，马福祥被改任宁夏镇总兵。这一调动看似平常，实则暗藏玄机。马安良此举，既是为了安抚马麒，也是为了分散马福祥的势力。

马福祥到达宁夏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他先是在宁夏城内修建了新式军营，又在黄河沿岸设立了多处炮台。短短几个月内，宁夏的军事防御体系就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在西宁的马麒也没闲着。他一边扩充军队，一边笼络当地势力。特别是在青海湖周边地区，马麒通过与当地土司结盟，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1913年夏天，一场意外的冲突打破了表面的平静。马福祥的部队在巡防时，与马麒的一支运输队在宁夏与青海交界处发生了摩擦。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这场冲突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但两家的梁子却结下了。从此以后，宁夏马家与青海马家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

更让马福祥难以接受的是，1914年，马麒竟然把部队扩编为＂镇西军＂。这支军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人数众多，一下子就压过了宁夏马家军一头。

面对这种情况，马福祥也不示弱。他开始在宁夏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在银川城外建立了一座小型兵工厂，专门生产步枪和子弹。这座兵工厂虽然规模不大，却为日后宁夏马家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原本同出一源的马家军，在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道扬镳。宁夏与青海两支马家军的较量，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三、权力与地位的角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宁夏马家与青海马家的较量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次，双方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延伸到了文教、经济等多个方面。

1921年的一天，马鸿逵站在宁夏新建的崇文书院门前，看着工人们把最后一块匾额安上。这座书院可是他花了大价钱请南京的名师设计的，光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就有上万册。

＂要想成为一方之主，光有兵马还不够。＂马鸿逵常常这样对部下说。为此，他不惜重金从上海请来了十几位知名教师，专门为宁夏子弟讲授新式课程。

这座书院刚一开张，就引来了不少关注。当时在西北地区，能够同时开设中文、英文、算术等新式课程的学堂并不多见。马鸿逵更是特意设立了＂武艺堂＂，让学生们既能读书识字，又能习武强身。

然而就在同年，青海马步芳也不甘示弱。他在西宁城内创办了＂新民商业学校＂，不仅教授商业知识，还开设了实用技能课程。更让人惊讶的是，马步芳还从德国购买了一批最新的机器设备，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家机械工厂。

1923年，马鸿逵为了彰显自己的文人身份，特意在宁夏城内举办了一场大型诗会。这场诗会邀请了众多文人雅士，其中不乏当时的知名学者。诗会上，马鸿逵还展示了自己珍藏的一批古籍，引得众人连连称赞。

谁知道，马步芳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重点放在了发展实业上，先后在青海建立了毛纺厂、皮革厂等多家现代化工厂。这些工厂不仅为青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

1925年，马鸿逵在银川创办了西北第一家新式印刷厂，专门印制教科书和报纸。这家印刷厂的开办，让宁夏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就在第二年，马步芳就在西宁开办了一家更大的印刷厂，不仅印刷书籍报纸，还承接了青海地区的货币印刷业务。这下可让马鸿逵颜面无光。

到了1927年，两家的较量更是白热化。马鸿逵筹建了宁夏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创了西北女子教育的先河。不料马步芳随即在西宁也开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还特意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女教师。

这场教育与经济的较量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马鸿逵虽然在文教方面投入巨大，但青海马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却更为显著。马步芳建立的那些工厂，不仅为青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还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为青海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让两家的矛盾更加深化。马鸿逵虽然一直强调自己的文人身份，但在实际发展上却渐渐落后于马步芳，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为日后两家的激烈冲突埋下了更深的伏笔。

四、抗战时期的明争暗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西北两支马家军的较量并未因抗战而停止，反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

那年秋天，重庆国民政府派来一位特使，带来了一份重要文件。文件中要求宁夏和青海两地驻军积极支援抗日前线，并保证西北后方安全。马鸿逵在接到文件的当天，就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组建＂抗日援军＂。

不料，就在马鸿逵准备派兵支援抗日前线时，一个消息传来：马步芳已经抢先一步，向兰州方向派出了一支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还配备了最新式的德制山炮。

1938年春，马鸿逵终于找到了一个扳回一城的机会。当时中央政府正在筹建西北战区，需要一支熟悉地形的部队驻守河西走廊。马鸿逵立即派出了自己的嫡系部队，抢在马步芳之前占据了这个重要位置。

然而马步芳也不是省油的灯。1939年，他以支援抗战为名，开始在青海大规模扩军。短短几个月内，青海马家军的兵力就增加了一倍有余。更让马鸿逵气恼的是，马步芳竟然在西宁建立了一座军需工厂，专门为前线生产军用物资。

1940年的一天，一场意外的较量再次上演。当时中央政府正在征调军粮，马鸿逵和马步芳都接到了征调令。马鸿逵立即从宁夏各地筹集粮食，准备向中央交付。谁知马步芳不仅完成了征调任务，还额外提供了大批牛羊肉，一下子就赢得了中央的好感。

1941年，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日军在华北地区的进攻日益猖獗，中央政府要求西北各地加强防务。马鸿逵立即在黄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并组织民兵进行训练。

可就在同时，马步芳也没闲着。他不仅在青海境内建立了多个军事训练基地，还特意从德国购买了一批新式武器。这些武器的火力远超宁夏马家军的装备，让马鸿逵颇为眼红。

1943年，一个新的转机出现了。中央政府决定在西北地区建立军官训练所，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马鸿逵和马步芳都争相推荐自己的部下去担任教官。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派出了人手，但马步芳的人选却占据了更多的重要职位。

到了抗战后期，两家的较量更是达到了白热化。马步芳利用自己在青海的工业基础，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军需物资。而马鸿逵虽然在军事调动上很积极，但在后勤保障方面却渐渐落了下风。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虽然两家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但马步芳显然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上风。这也为抗战胜利后两家的最终对决埋下了伏笔。

五、最后的较量：西北军政之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迎来了重大转折。那一年的深秋，中央政府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组建方案》。这份看似普通的文件，却让宁夏马家与青海马家之间积蓄多年的矛盾彻底爆发。

＂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必须由忠良之后担任！＂在兰州的一次军政会议上，马鸿逵突然拍案而起，当着众人的面喊出了这句话。他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份泛黄的文书，那是他祖父马千龄当年获得＂兰翎都司＂的任命状。

这番表态立即在西北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马步芳当即派出了心腹赴南京，向中央政府陈述自己在抗战期间的功绩。一时间，两家为了这个职位，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

1946年春天，一个意外的插曲让这场较量更添几分戏剧色彩。某日，马鸿逵的部下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清朝时期的科举录册。这份录册详细记载了马福禄中武进士时的考试成绩，甚至还有考官的评语。马鸿逵立即将这份录册复印多份，派人分送给西北各地要员。

可马步芳也不是好对付的主。他立即派人整理了青海马家军在抗战期间的战功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支援前线、保卫大后方的事迹。这份战功册不仅送到了中央政府，还在西北各地广为传播。

1946年夏天，事态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派来的调查组来到西北，分别走访了宁夏和青海。在宁夏期间，马鸿逵特意带着调查组参观了他创办的学校和图书馆，着重强调自己家族重教兴学的传统。

而在青海，马步芳则带着调查组参观了他建立的军工厂和物资储备库。那些整齐的厂房、先进的机器设备，都显示出青海马家军的实力。调查组离开时，马步芳还特意展示了一份详细的西北开发计划。

1947年初，一场关键性的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西北军政长官的人选问题。马鸿逵和马步芳都派出了代表参加会议。马鸿逵的代表不断强调＂忠良传统＂的重要性，而马步芳的代表则着重陈述实际治理能力的关键作用。

然而就在各方争执不下时，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国共内战的爆发，让这场关于西北军政长官之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两家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了更为紧迫的局势变化。

1949年，随着大局的变化，宁夏马家与青海马家的这场较量也走到了尽头。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竞争，最终因为时代的巨变而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