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坨大白菜 一坨大白菜
张红梅站在厨台前，拿着菜刀把案板剁得咚咚作响。等到驴肉被切得足够细碎后，她再给左手戴上一次性手套，熟练地用刀背把碎肉拢在一起，然后夹进烧饼的中间。她有着一张总是带着笑容的圆脸，穿着黑色的棉袄，长长的麻花辫垂在背后。每当她俯下身擦拭桌子，或者挪开桌面的胡椒粉、醋或者辣椒油时，辫子的末梢就会轻轻地左右来回摆动。
当客人掀开厚重的门帘，再用身体推开大门时，屋外的冷气就以肉眼可见的白雾钻了进来。在这家叫作“开心驴肉火烧”的小店，一碗豆腐紫菜汤只要三元，十元的火烧总是夹满了肉馅。因此尽管面积并不大，一共也只有五张木桌子，但每张桌子前却总能坐满人，传来“呼呼”的吸溜声。
张红梅的儿子王小兵坐在屋子最里面的桌旁。他今年四年级了，看起来却比同龄的孩子更加高大，不过脸颊上稚嫩的酒窝仍然暗示着他的年纪。他双手托着下巴，斜盯着面前的英语书。这时，屋外传来清脆的敲锣声，一个老人正缓慢地骑着三轮车经过，喇叭里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新鲜出炉——白面馒头。”
王小兵抬头向外看去，窗户的玻璃上已经结了一层蒙蒙的薄雾。他愣了一会神，等待锣声远去，然后重新低下脑袋，拖长声音继续朗读起课文：“Where do you want to go?”
张红梅一边收拾着桌子上的碗筷，一边回头指导道：“狗蛋儿，再读得有感情一点。”
王小兵咯咯地笑起来，尖叫着说：“为什么叫我狗蛋儿？”
“在你爸小时候，你奶就是这么叫他的。现在名字归你了。”张红梅对儿子的反应很满意，露出一副得逞的表情，“这就叫传承，你懂不懂？”
张红梅的丈夫叫王志军，他是个脖子有点前倾的高个男人。他总是站在炉灶前，使劲地用擀面杖把面团揉成圆形，再把它贴在炉壁上，这样一个火烧就做好了。最近在休息的间隙，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嘟囔。张红梅靠站在儿子身边，看着喝水的丈夫，笑眯眯地说：“你爸看别人都有车，心里痒着嘞。”
王志军的梦想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不需要多么大的品牌，二手的也能接受。他将自己买车的理由归结于涞源的交通。“到哪里都需要车，”他叹了一口气，这样说，“尤其是在涞源，太不方便了。”
涞源的意思是“涞水源头”，但事实上，这里同时是拒马河——抗拒军马的河流，与白沟河——白色水沟的河流，共同的发源地。从任何一个方向朝四周望去，一连串纷乱的山脉此起彼伏，穿插错落，向天边延展。如果是在晴朗的夏日，绿意盎然的山麓清晰可见，但在雾蒙的冬日，纵横的沟壑只会若隐若现，阴沉的灰色天空像一席帘幕低垂在山后。
涞源地处深山区，是从华北平原进入太行山北端后的第一个城市，这里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方式只有大巴：在汽车站等候每小时一趟的班车，或者站在国道上伸手拦停。经过任何一个村庄、路口或者槐树，车上的乘客都有可能随时对司机大喊，要求下车。尽管这便利了山村的出行，但也无疑延长了抵达山外的时间。在沾着污渍的摇晃车厢里，无聊的旅人们只能看着单调的窗外景色发呆：无尽的山峦、杂乱的枯树枝以及飞扬的尘土。
不过张红梅并不如同丈夫一样坚持。“有钱就买，没钱也照样过。”她说话的速度不快，轻轻地笑了起来，眼睛弯成一个弧度。她站起身，把两个空碗端进水池，又用抹布把桌子上的饼渣扫进垃圾桶。高中毕业后，她先是到保定——永远保持安定，一个太行山东部的平原城市当了四年服务员。攒了一些钱后，她回到这里，和丈夫一起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店。
六年的时间又已经过去了，她没有想过再离开。这里装载着她的全部世界。她的世界很小，但她精心呵护着。
翻越太行山进出涞源的路线并不多，而易县是华北平原上最近的通道。在冬天阳光的照射下，路面垂着投射着一排排树干的阴影。路肩是一条浅沟，混杂着碎石、黄土和堆积的枯败树叶，偶尔摆放着废弃的汽车，车窗玻璃早已不翼而飞，车身的框架露出生锈的绿色油漆。
临近年关，路旁拥挤着赶集的人们。灌满猪肉的香肠被吊挂，正在阳光下闪烁着油亮。粉条被一捆捆的码放整齐，一扇猪肉被平放在桌板上，血块已经冻得凝固。两只羊腿被塑料薄膜紧紧包裹，三张羊皮搭在路边的护栏，颜色是灰白的，皮层下还连着血筋。
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戴着毛绒的护耳和瓜皮帽，手藏在棉大衣的袖子里，坐在风中，议论着今年的气温。一个烤红薯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罩衣，趴在桶炉上，正用熄火后的余温取暖。
易县得名于流经的易水河。冬天的河面结了一层薄冰，河的中心有一片枯黄的芦苇，风萧萧地响，把河岸边吹得十分寒冷。在河岸的北部，有一座八角形的青石柱，它有五米高，顶端用工整的楷书竖写着“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唐代玄宗皇帝为《道德经》作的英明神武的注释。
这位信奉道家的皇帝，认为自己拥有对于这部被认为囊括了天地间终极道理的经典的解释权力。根据已经有些风化的石字，在开元二十六年——一千三百年前，象征着皇帝意旨的文字，从遥远的长安向东翻越太行山脉，最终由易州刺史田仁琬迎立在这个华北平原最西侧的小城。此时距离席卷全国的叛乱只剩下十七年。
石幢的周边是一片整齐的褐黄田地。一个老年的女人杵着一根弯曲的木棍当拐杖，佝偻着腰，注视着开裂的石缝。她脸上的皱纹和身后黄土地的沟壑一样密集。她戴着暗金色的耳坠，穿着灰色的羽绒服，手上拿着一个红色薄塑料袋，里面像是包裹着什么。走起路来，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边的身体，拖动着左腿前行。她扬起了手中的木棍，问我说：“听我姑爷说，这有两百年了吧？”
“不，”我回答，“唐朝到现在一千多年了。”
“这么老久了！”她惊讶地提高音调，眯起眼睛，注视着眼前古老的文字。在她面前，从上到下铭刻着皇帝对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这句话的理解：让万物生养而不占为己有，让人各得其所却不自恃有功，这样天下才会迎来太平。“这么老多字！”她笑起来，又一次问我，“这是谁写的？”
我歪着头想了想，告诉她：“以前的领导。”
她笑起来，露出豁口的牙齿：“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她出生于山东德州——德水安澜之州。她这样描述曾经的家乡：“离这儿得有六百多里地。”不过在二十岁那年，她嫁到了中国最北端的嫩江市，那里与俄罗斯只有一江之隔。“都是老毛子。”——浑身毛发的俄国人，她说。
又过了三十年，她的女儿从嫩江嫁到了易县。从此每到冬天，她就和老伴一起南下过冬，等到夏天再返回避暑，“东北的冬天太冷了，哈口气都能结冰。”她描述道。就这样，她用五十年的时间在北中国的地图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不断在这个重合的轨迹上移动。
然而如今，她却连走几步路都感到困难。五年前，她在石家庄的医院做了关节置换手术——切开大腿，将坏死的关节取出，再装入人工的骨头。这为她留下了一条像蜈蚣扭曲的缝合伤疤，以及瘸跛的左腿，但她更在意的是手术花销。“花了六万块钱。”她叹了一口气。
“干活干坏了，”她将疾病的原因归根于年轻时的辛劳，回忆道，“我和我老头——丈夫，种大棚，两个人三亩地。天没亮就下地，天黑了都没能直起腰。现在干不动了，只能把地租出去，三年，一年一万二。”她絮叨地说道，脸上是一种平静的表情，好像在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或许正是这样，她才仍然对土地怀有一种温情：“东北的黑土地真漂亮，能种大豆。”她又指了指身后的黄土说，“这里的土太薄，玉米都种不出来。”这种温情又扩展到东北的方方面面：充足的暖气、低廉的物价以及可口的食物。“河北的菜太咸，尤其是饺子馅。”她又一次对比地说道。
每次往返易县和嫩江时，她都要经过北京，但是她从来没有踏出过车站一步。“北京太大了，太吓人了，怕给我整丢了。”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一起，像是心有余悸地说，“听说离城市多少里地的郊外，楼还老贵了。啥人能待在北京啊？”
每当她使用“里”作为空间单位时，总是给我一种恍惚的错觉，好像她描述的地方就在不远之外。最后她总结道：“还是自己家里好——快回家吧。”
可是，家在哪里，又还回得去吗？出生的德州，半生的嫩江还是老年来到的易县？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扰她。“生活过的地方都算家。不管在哪里，哪怕就待几天，也要像永远能在那里过下去似的。”她支吾地说着，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不太会说话，大概是这个意思。”
她和我告别，拄着木棍慢慢地走了。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家在哪里，因为暂时我还回不去，而在今晚，舒幔酒店就是我的家。我打开台灯，坐在桌前写着今天的笔记，窗外是一个长着杂草的院子。风把窗户吹得砰砰响，不知道哪里挂了一个铃铛，总是传来忽远忽近的声音。
屋里的暖气近乎没有，像一个冰窖。我又要了一床被子，穿着棉裤和毛衣，把羽绒服压在最上面，然后关上了灯。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大巴继续向西出发。在易县平原进入山区的交接地带，有一片清代皇帝的陵墓。旅游宣传单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想看看皇帝死后的豪宅吗？那就快来清西陵！”下面是旅行机构的联系电话。
但或许是在北京待太久了，我感到自己患上了皇室审美疲劳症：金黄的屋檐和红色的门柱，永远对称的结构，长而坑洼的石板路，一股混合陈腐木头和新鲜油漆的刺鼻味道。于是我不打算在这里停留——反正北京的陵墓已经足够多了。
没过多久，清西陵的大门从窗外一晃而过，门前的石墙上用红漆刷着一行语气强烈的大字，提醒来往的人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从易县向东到涞源，再朝北到蔚县，这一段穿过北太行山的路线被称为“飞狐陉”——只有狐狸可以飞跃的道路。光秃嶙峋的山石逐渐升高，偶尔有一两抹零星的暗绿色，那是矮松。在大多数时刻，山体的颜色永远是枯黄的，零星的树木枝丫向四方奇特地延展，秸秆杂乱地散布在田地中。
山谷中的河道淤积着沙洲，缝隙冻结着冰层，大概有三厘米的厚度，清澈的水流仍然寻找着没有堵塞的空间流动。深蓝色晴朗的天空呈现一种特殊的空旷，但时间稍久，苍茫的情感就会为单调和枯燥所代替，让人昏昏欲睡。
不过孙少良是个例外，他始终把脑袋贴在玻璃上，注视着窗外稍纵即逝的风景。他今年七十岁，早已不再年少，两鬓已经变成了灰白色。他生活在北京，这是三十年来他第一次回到家乡，不过他的口音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河北方言，声调忽升忽降，听起来就像是在唱歌。
少小离家老大回，每一处铁轨，每一个熟悉的路口都让他感到兴奋，由于坐得近，于是他选择向我分享他的心情：“看那个隧道，里面的铁路通向紫荆关——长着紫色荆树的关隘，每天有一趟火车到北京。”“这里叫孤山——使人感到孤单的山。”
当汽车越接近蔚县时，孙少良的目光就越贪婪。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县城比北京热闹多了，北京路上什么商店也没有——你说是不是？”我点头表示同意，下了车，和他握手分别。他系好围巾，整理了一下绒帽，东张西望地走了。
华北的县城似乎没有什么差别：横平竖直的狭窄街道，交错延伸的电线，新开发的几处商品房突兀地竖立。冬天的蔚县就更是如此，喧闹而又萧瑟。树枝光秃，阳光斜照，人们穿着厚重的衣服不紧不慢地走着，一根高耸烟囱喷吐着白烟。在没有风的时候远远望去，白烟垂直地上升，然后一点点地消散在空气中，就像静止的一样。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时间在这里是循环的。而在空间上，度量衡则是与北京之间的距离。依照这个标准，蔚县无疑属于是偏远的。
蔚县的地形是盆地，北部海拔最高，群山耸立，一丝不乱地沿着主峰的脉络层层递进，山顶覆盖着一层粉末一样的白雪。因此，这成为了当地人们确认方位的坐标。这里的房子大多是平房，由于不时被大风卷起的扬沙，门前大多挂着厚厚的布帘。但如果身处室外，那就只能低头闭住呼吸，闭上眼睛。
房顶的平台上铺晒着玉米，已经晒干的玉米被装在用铁丝围做的篮筐内，上面盖了一片木板，并用石头压着。房子底部用石头垒起基座，再用土黄色的砖砌起围墙，枯败的玉米杆从墙头伸出顶端来。无事可做的老年人喜欢在背风处，靠着墙根，低着头晒太阳，很难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任何表情。
一个孩子蹲在桦树下，树枝上有一团杂乱的鸟巢，上面的乌鸦不时发出呀呀的叫声。他的脸颊红润，吸溜着鼻涕，正不停地把红色塑料桶里的水浇在土里，然后站起身跺跺脚，把鞋底裹上泥浆，再在水泥地上踩出一连串的脚印，边跑边回头，发出尖叫的声音。
他的爷爷戴着一顶陈旧的瓜皮帽，长着白花的胡茬，递来一瓶汽水。小孩仰起头，接过来，咯咯地笑了。爷爷退后两步，点燃一根香烟，眯起眼睛看着孙子，吐出的白色烟圈很快消散在风中。
老人请我到家里坐一会，并用生锈的铁壶倒来一杯绿茶。白色的墙壁是用油漆重新粉刷过的，考坐在椅子上，阳光暖暖地斜照在我身上，让人感到暖洋洋的。屋子的斜对面，是一座城隍庙——祭祀保佑城池神灵的庙宇，不远处还有真武庙——崇拜北方星辰神灵的寺庙。事实上，在华北平原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大小庙宇。
这些庙宇凝聚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固定日期的集市使人们在日常的单调中获得乐趣，灾难来临时的祈求让人们团结，获得应对危机的勇气和力量。在古代，这些分散在辽阔大地的孤独小城，实在与帝国的中心太远。相较于世俗的政治体制或者皇帝意旨的偶尔宣扬，供奉的神灵成为了一种更为实际的维系力量。
尽管在现代，神灵的作用已经退缩于满足人们许下的五花八门愿望，但只要站上蔚县的城墙遥望不远处巍峨的雪山，在自我渺小的面前，任何人都将不难理解这一点。
天色越来越暗，夕阳的光线洒在雪山上，壮观的点点磷光闪烁，金黄的底色映衬着变幻莫测的天空。东方的天空开始变得深沉，群山闪烁着深蓝色的微光，山顶上空飘着几朵毫无重量的云朵，在橙色和粉色之间变化着色彩。月亮泛出银色的光晕，面对幢幢的山影，我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孤独，与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