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嘛，到了晚年总会有些怀念过去的心情，李先念老人也是这样。尽管外界把他说得有点“玄乎”，但他终究还是个普通人，和大家一样，都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他能走上革命的路，多亏了有个好向导。说真的，要是没那个人，李先念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李先念特别敬重一个人，那就是王鉴。
1979年5月份，李先念回到了老家红安。在董必武以前住的地方参观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杂志，上面报道了黄麻起义的情况。他转头对站在旁边的陈丕显等几位同志讲道：“董必武对黄麻起义的功劳最大，好多领导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我就是在那年11月27日入的党……还有个人叫王鉴，跟我一个区的，王兴禄村的。他有个亲弟弟，王石桥，跟王鉴一样，对革命特别坚定。”
说到这里，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哼起了一首小调：
天上若有了君王的严酷审视，太阳月亮都会失去光彩；地上若有了君王的严苛监督，花草树木都难以生长；人心里若有了君王的威严压迫，心里头就会害怕得直打颤。
李先念解释道：“其实是那些反动家伙因为害怕和憎恨王鉴，才故意编造这些话来诋毁他。”
1988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李先念回到了他久违的家乡红安。在参观了董必武纪念馆后，他走进了休息室，再次提起了农民领袖王鉴。说到王鉴时，李先念的那种独特神情，让人难以忘怀。他右手轻轻敲打着桌面，眼睛半眯着，头微微摇晃，嘴里念叨着那句顺口溜：“天上有王鉴……”。当时在场的几位领导干部，曾多次在李先念回红安时陪同他，都被他对王鉴的深深敬意所打动。他们纷纷表示：“要是没了王鉴的那些歌，没了王鉴给李先念指的路，说不定李先念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一首歌，唱出了一个国家的主席啊！”
讲了这么多，王鉴这人到底是咋回事呢？关于他的记载真的没几句话。在《红安县志》里头，也就简简单单提了他一下。他在1921年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帮忙在当地搞了个党的工作小组。北伐军打下武汉以后，他顶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头衔，在当地发动农民运动，还当过县农民协会的头儿。之后，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完了还跑到洪湖那边去建立农村根据地。他还写了首诗，叫《怀故里》。
远听家乡传消息，据说受灾的人数又增了。
远离家乡没消息，不知那边啥情况？
《红安县的历史记录》里头最后提了一嘴，王鉴于在1928年夏天因为生病走了。他这一辈子啊，短得很，才活了30年。可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他教出来的一个学生，一个特别迷他的追随者，后来竟然当上了国家的主席，这都是受了他的影响。
早年间，高桥区的农民大会上，李先念听了王鉴做的政务分享，就这样头一回结识了王鉴。打那以后，李先念就在王鉴的直接指挥下干活，他心里对王鉴特别敬重，始终把他当成自己的楷模。
为啥反动派会琢磨出个顺口溜来狠狠骂王鉴呢？而后，乡亲们也编了首歌回敬那些敌人，这背后有段事儿：
1927年春天，3月份的时候，王鉴带着一帮人把紫云区郑家边村的那个大地主、反动头头吴芾村给抓了起来。在往县城送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群地痞无赖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村民，这些人把路给堵了。不过，后来经过一阵子的劝说和调解，那些人才慢慢散了。为了安全起见，王鉴和吴焕先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在七里坪的王锡九村，开个公审大会，直接把吴芾村给处理了。这事儿一出，整个县都轰动了。
后来，王鉴在巡查过程中，撺掇村民们去龙潭寺闹事。他直接站出来，指控寺里的住持老和尚跟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勾结，糟蹋姑娘，欺压百姓。住持和尚一听，吓得腿都软了，当天晚上就带着寺里其他那些不正经的和尚，从后门溜走，跑到武汉去了。王鉴胆子真大，敢在佛家清净地挑事，把龙潭寺整得空无一人，这事儿立马成了个大新闻，在周边各县区乡传得沸沸扬扬。就这么着，反动派还编了首歌来讽刺：
天上有帝王之镜，阳光月亮都黯然失色；地上有帝王之镜，花草树木难以生长；人心里有帝王之镜，心里头就忐忑不安，吓得要命。
很明显，反动派把王鉴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恨得牙痒痒，整天琢磨着怎么抓住他，甚至还出了赏金，势必要把他给解决了。可王鉴是老百姓心里的大英雄，村民们就借着老歌的调子，这么哼唱着：
苍天为证，太阳月亮重现光辉。
碰到地见王，就像干巴巴的木头遇到了春天，重新焕发生机。
大伙都知晓王鉴，他乐于助人，解救危难，扶助贫困。
一见到王鉴，鬼魂心里直打鼓，吓得要命。
过了好多年，李先念当上了国家主席，但他还记得关于王鉴的那些歌，这说明王鉴给李先念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李先念有次在北京聊起王鉴，他是这么说的：“王鉴他们啊，都是我以前的上司。至于他是怎么走的，我不太清楚。不过他在那会儿可是大名鼎鼎，算是我年轻时候的革命导师。记得有一次，李宗仁还特意问我：‘王鉴是不是共产党的人？’我直接就答了：‘没错，他就是。’李宗仁听后，感叹道：‘那家伙，可真是个厉害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