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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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一家三代二十平方的房子，新婚夫妻不觉得别扭吗？1957年12月7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人总是要适应环境。
一般来说，不管日子怎么穷，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中国人都能承受。
在中越战争的资料中，萨沙看过这么一段内容。
中越战争打响了，部队随时可能开拔去前线打仗。
上面通知，让官兵们尽快同家人见面，再迟就可能见不到了。
一支驻扎在山区的部队顿时接待了大量亲戚，尤其是军官的妻子们。
这可是生离死别，妻子能来的都来了，大多带着孩子。
这支部队在山区驻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小小的招待所早就住满了。军营所有闲置房间都满了，甚至连猪圈的小屋也住了一对。
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的妻子最后赶到部队，实在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两个军官劝老婆回去，女人都哭着不愿意。这次分别以后，夫妻两人很可能就见不到了。
怎么办？只能在官兵的大活动教室凑合凑合。
一对在这个角，一对在那个角，关了灯后，夫妻的动静尽量小一点。尴尬自然尴尬，尤其年轻的排长还是新婚，新娘子肯定羞死了，但又能怎么办呢？
这就叫人要适应环境。
六七十年代，城市的住房是很紧张的。
在1949年中国人口5.42亿，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毛时代鼓励生育，中国很快出现人口大爆炸。
1978年，中国人口猛增到9.6亿，几乎增加了一倍。
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人口增加速度更是夸张。
1949年中国城市有居民5000多万，1978年则有接近2亿，数量翻了4倍。
这就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住房不足。
新中国建国前，老百姓房屋都是私房、私地。
你有钱可以向别人买地皮，自行去盖房子，或者干脆直接买二手房，借此解决房屋问题。
我们看看鲁迅在北京的两次购房。
第一次是在1919年，鲁迅在北京新街口的八道湾11号买了房。
这个房子是一套三进式的四合院，有高达21间正房，加上厢房耳房，总计32间屋子。此外还附带一个小花园加一个小跨院。
这套房子即便放在当年，也算是很奢侈的屋子。其中32间屋子的房屋面积，就超过500平方米。
加上院子、花园，房屋总面积高达1300多平方米。
这次买房、支付中介费、税费和装修改造，鲁迅一共花费了约4000块大洋，其中房款为3500块大洋。
这在当时也是巨款了。为此，鲁迅将绍兴老宅卖了1000块大洋，加上自己和弟弟周作人的积蓄，还差了几百块大洋。于是，鲁迅跑到银行贷款500块大洋，三个月还清，凑齐了房款。
那么，4000块大洋对鲁迅兄弟算是承受不起吗？当然不是。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挂职，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月薪300银元。而二弟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教授，月薪240银元。如果再算上兄弟俩的稿费，那么他们各自的月收入在500银元以上。
1924年，因为调戏门事件，鲁迅被弟弟周作人赶出八道湾老宅，只能再次买房。
由于兄弟反目，此时鲁迅对于房屋面积，就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能够容纳母亲和原配妻子朱安即可。
这套位于阜成门西三条胡同的四合院，只有6间正房和2间厢房，包括院子，面积一共400平方米。
由于面积小了，房屋价格也比较便宜。房屋自身售价为800块大洋，加上装修改造和中介费、税费，不超过1000块大洋。
以鲁迅的收入，花费3个月就可以支付这笔钱。
普通老百姓没有鲁迅这么豪阔，买不起房，但还租得起。
年轻的毛泽东到北京时，和朋友罗章龙他们在东城区吉安所东巷8号，租了一个小院居住。小院有三间正房，还有耳房、厢房共四间。
三间正房是住人的，总面积是40平方米，平均每间10多个平方米。
这个小院月租金8块大洋，毛泽东回忆一共住了8个人。那么，他每月只需要支付1块大洋的租金。
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毛的月薪是8块大洋，也就是租房的钱只占收入的八分之一。
对比今天北京的北漂族来看，这个租房负担并不算重。
建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城市土地都是国家的，不能随便买卖土地和建房，住房完全依靠国家解决，就更为紧张。
如果你的工作单位比较好的，还可以期望单位分房子。虽然这种解决方法的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
那么，老百姓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是全家挤一挤。
同时代的苏联，解决的方法是建造赫鲁晓夫楼，也就是中国的预制板楼。
预制板楼的特点是造价低，建造速度快，面积小，是一种廉价应急住房。
苏联的预制板楼分为30平方米一居室、44平方米两居室、60平方米三居室共三种。
虽然这种楼的平均居住面积很小，却只有让苏联老百姓有了房子。
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苏联已经有5000多万居民住上了预制板楼，大体满足了实际的需要。
中国也搞了一些预制板楼，但数量非常有限，投入到建房的资金很少。
建国后30年内政府的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
代价就是，中国人的住房条件有很大的下降，甚至不如落后的解放前。
1949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到了1979年反而降到3.6平方米。
建国30年，人民翻身，住房条件却越来越差。
要知道，一张床就有2平方米大小，可见当时居民居住的条件有多差。
关键在于，这还是广大老百姓平均居住面积。当时中国是分等级的，干部的居住条件较好。
这样一算，城市普通居民还达不到3.6平方米。
朱普乐老先生回忆当年这么写：城镇居民的住房就紧张多了。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系统安排住房。单身汉数人一间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当教师，住的是四人一间的民房和两人一间的披厦。次年到文教局，与人同住一间。
1962年到潘村中学，住在大门口厢房内，约6平米。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凳。1963年到文化馆，三人同住一间大约十多平米的房间。以屏风隔成内外两个空间，王静山住里间(他先来)，我与潘德平住外间；二人各一张单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
1967年结婚的时候，文化馆给我半间房，好在是独立空间，约八、九平米。除一张双人床以外，岳母给了我们一张六仙桌和两张椅子。自己又买了个煤油炉，似乎有点像个样子了。后来，文化馆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间 (有房者不安排) ，约十五、六平米。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出生。“文革”中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于在文化局领导的关照下，在大会堂一块空闲地上盖了两间极其简陋的平房和半间厨房。待买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条件，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随住，房间会大一点，尚可腾出小块地方作厨房。都没有“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没有“卫生间”“洗手间”这样的词汇，直呼“厕所”“茅房”)。我常去县委会葛兆铣、吴宗庆等人家。他们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缝隙多大。户与户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睡梦中翻个身隔壁人家都能听得真切。城关小学也多为这种民居。
我的同学H某在那里当教师时，与一位女教师合住一间——中间以木板隔断，分别走两个门进出，相安无事。房顶上只搭了一方竹帘，实际上是通的，用他的话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那女教师有个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间如胶似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天夜里，相好的进了她的房，H某睡在这边床上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用被子将脑袋捂得严严实实……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两种情况：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仅够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状况必不太好，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人十个八个挤在一起。这种私有房产是不允许多的，一旦多了，政府就要把你的房子无偿收走——谓之“没收”。
“土改”时这样做了，“土改”以后在城市里还搞过所谓“私改”——私营工商业改造，“没收”多余房产。我的朋友曹远芳，他父亲五十年代在南街开书店，有一些房子，后来“私改”时就把他家房子“没收”了。
二是无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
一家三代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无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内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为公厕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你攒我挤。趿着鞋子者，拎着裤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气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质香烟而言语不清者;扶老携幼，大呼小叫……为市井一观。
各家各户多无单独厨房，而是一大间里集中了若干炉灶，较为均匀地遍布各个角落；与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橱，柴禾，及锅碗盆勺。早先烧柴禾，尔后烧煤球，使用煤气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挤在一个空间煮饭烧菜，叮叮当当，磕磕碰碰，既嘈杂又热闹。你家吃什么好的，我家吃什么孬的，一览无遗。
如果大家相处通达和谐，也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通融人情，增进友谊。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满一升还你;细声细语，一团和气。如果“阶级斗争”之弦绷紧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语的，不声不响把饭菜烧好，赶紧端进自家房间。没有自来水。各家备一担水桶，到西门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为职业，十分辛苦。
夏天，泾县奇热。每年总有那么一段日子，夜里热得不能睡。于是将凉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边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腾半夜待微微合眼，东方即发白了。那时候没有空调，用得起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少数。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于是深秋时节即去附近农村弄些稻草，反复晒干，梳理干净，厚厚地铺于床上，再铺上垫絮、床单。老伴说她上大学之前从未睡过垫絮和床单，只铺稻草，稻草上铺张草席，上面盖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损常划伤皮肤。我说“那不冷?”——“开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觉得冷了。”
老伴家住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看来比我们泾县还要穷苦。冬天洗澡是一难题。全城仅一南门澡堂，又老又旧又小，远不能满足百姓需求。“饮服公司”下大力气，终于新办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拥挤。尤其大年三十前几天，澡客盈门，排队等候，洗上一个澡得花几个小时。女同胞更难，根本无处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帐”，大盆沐浴——房间里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造成恶果。
我的同学Z某，在一次聚会时谈及她侄子无房结婚，想买“经济适用房”又找不到人，结论是“还是计划经济时候好”。我不服，与之争辩。那时候，她也是弱者。她家成分虽然不坏，但母亲是“一贯道”，“反动道会门”，属于“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就是衣食住行也颇为艰难。改革开放以后，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儿子当教师，有两套住房。计划经济时代，她能有这般日子?为人要实事求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其实，Z某不是邪恶，不是无知，而是大脑意外“短路”;造成所储存的资料缺失，“程序紊乱”。晓之以理，拒绝遗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关键在于，建国以后得住房问题是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6年9月，大陆99个城市中，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职工有110万户，全国估计有250万人左右。
到了1985年城镇居民中缺房户增加到1054万户，占总数的26.5%，是以往的10倍。完全无房户128万，占3.2%；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
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22.1%。
1982年，政府研究报告坦率的指出：城市住房状况非常紧张、严重，“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无房或缺房”。无房导致“五难”，即“烧饭吃饭难、休息睡觉难、全家团聚难、夫妻生活难、孩子复习功课难”
大家注意，这个夫妻生活难五个字，说尽了小夫妻的尴尬。
这种情况，到了1995年也没有彻底好转。
1995年武汉有40%居民住房困难，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基本都是睡同一张床）；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
那么，一家几口睡在一个屋内，夫妻生活咋办？
只能忍呗。
大家看过王朔的小说《无人喝彩》吗？女配角韩丽婷想方设法要嫁人，用尽了各种手段讨好离婚的男主角李缅宁。
小说生动的写了这一幕： 小个男人正在和他的妻子，一个高他一头的丰满女人拥抱在一起，两广一边急切互相摸索着，一边像鸟儿似地彼此啄着，发出，阵阵啁啾声。“你妹妹不会马上回来吧？” “不会，起码十一点，互相通报完一般情况也得这时候，其间还得打会儿贫呢。”“哗”地一声，小个男人掀下小褂，露出广东武师的那种排骨。女人已接近于一摊泥，于兴奋、痴迷中犹有抱怨：“本来是明媒正娶，回回弄得跟通奸似的。”
小个男人于鱼跃中蓦地有所警觉，停在半空。女人立刻觉察到了质量的变化：“怎么啦？”“外边好像有人。”小个男人如去时那般敏捷撤“磅”下身。小个男人开了房门探头，韩丽婷坐在洒满月光的台阶上。屋内灯开了。这是间狭窄逼仄的旧平房，柜子挤柜子，箱子摞箱子，在大床和单人床之间挂着塑料布。单人床上摊着一件织一半的女式毛衣。女人装裹得像个伊兰妇女广塑料布帘后转出去亲热地对韩丽婷说：“没关系，不合适咱们再找，千万别将就，明儿再让你哥陪你去小树林蹲一晚上。”韩丽婷朝嫂子笑笑，笑得很难看。
韩丽婷为啥要讨好男主角，就是因为李缅宁有个房子。只要两人结婚，她就可以迅速搬出去，不用住在娘家。
娘家只有一间平房，韩丽婷被迫同哥哥嫂嫂挤在一个小屋内，哥嫂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很难进行。
韩丽婷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没办法。
如公婆和儿子媳妇住在一屋，解决方法就是中间挂个帘子，晚上动静小一点，不然还能怎么样。
有些公婆明事理，有时候明明一天工作下来累的不愿意动弹，也会拉着老伴，拖着孙子孙女，在深夜出门“散步”。“散步”之前还要特别告诉小两口一声：我们能出去了，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只会迟不会早。
小两口自然心领神会，妥善利用这点时间！
很多人说，以前不要花钱买房，都是国家分房子，关键是你算哪颗葱，你分得到吗？
当年想分到一套房子，真的是千难万难。而为了得到一套房子，很多人无所不用其极同单位闹，跳楼上吊喝药都不算什么。
冯裤子拍过一部电影《一地鸡毛》，改编于刘震云的小说，萨沙看过原著。小说中很多就是说刘震云自己的故事，他本来就是河南小县城出身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落户北京。
电影中，男主小林最头疼的，就是住房问题。
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又是国家大机关的公务员，按道理来说在北京城算是不错了。
然而小林却难以解决住房问题，苦不堪言。虽然妻子小李是北京人，也是大学生和公务员，家里同样没有住房。最终就是，小两口婚后还需要各自住本机关的单身宿舍。小林同宿舍的2个哥们比较仗义，偶尔选择去其他宿舍挤一挤，让这对小夫妻能够在宿舍过一过夫妻生活。妻子小李怀孕七八个月，肚子已经很大，马上就要生了，还只能住在单身宿舍。小李忍无可忍，找到丈夫小林吵闹。小林没有办法，只能去求办公室的干部们。
他的运气很好，一来有暗恋他的女同事小彭帮助，二来办公室的处长老张正好荣升副局长，手上有了权力，要耍一耍威风。
最终，在两人的帮助下，小林得以住进去单位的合居房（其实也就是副局长一句话的事情）。合居房就是将一套很小的两居室，由两家人合住，基本都是两对夫妻各住一屋，狭小的客厅则是公用空间，如果还有厨房、卫生间也是公用。当然，北京也有很多合居房压根不是什么单元楼，就是小胡同里面平房、瓦房，破破烂烂。
虽然居住条件还是很差，小林夫妻毕竟有了自己的窝，尤其是马上就要生产的妻子小李，她和孩子也有了落脚地。
这种合居房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居住条件差，而是容易有邻里矛盾。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尚且有矛盾，更别说被拼凑在一个屋内两个陌生人家。有些矛盾是难免的，有时候甚至会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在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中，就有一起杀人案是合居房搞出来的。这集的名字叫做《同室杀戮》，说的是医院职工合居房的杀人案。
刚离婚的锅炉工老万带着农村的老母亲，同刚结婚的年轻的化验员小胡与护士妻子小史，住在单位分配的“团结户”合居房。
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双方从互相客气、尊重，转而恼怒、嫌弃，到暴怒、争吵甚至打架。
打斗中，老万毕竟年龄大了，被年轻的小胡一拳打倒。吃亏后，老万恼羞成怒，拿起一把水果刀就刺。小胡中刀后倒下，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老万也被判了死缓，蹲了20年牢房。
《同室杀戮》和其他十二起案件不同，杀人者和被杀者根本没有稍微大一些的矛盾，是各种小事长期积怨后的爆发。
我们再回来说小林，当时小林的唯一方法就是等待单位分房。
虽然小林表现出色，最终也是等到女儿都上了幼儿园，才分到一处自己的房。
他带着妻子小李兴冲冲的赶去看房，才发现这个房是一个楼道，经过简易改造的。
小林大感失望，却仍然对着妻子高谈阔论，夸耀这屋的种种好处。
《一地鸡毛》说的是90年代初期的故事，也是当时北京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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