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O年秋天，那年我七岁，按政策随军来到忻县，我们家先是住在军分区招待所（现在的中国银行大楼）的后院一排平房里，父亲很快便带我去东方红学校联系转学，记得当时接待我们的是李主任（后来才知道他叫李河德），我被安排在了一（二）班，李主任带我进了学校南面的一排平房里，找到了正在上课的班主任南老师，安排我进了教室。从此开始，到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我的小学到初中七年的学习生活便在这里度过。
东方红学校（1977）
当时，东方红学校是一所七年制学校。那个时候，我们军分区大院和地委大院的子弟都在东方红学校读书。学校的东面便是火车站，火车站的南边是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学校围墙南面是地区机引农具厂，西面是机引农具厂的家属院，学校马路斜对面是省建五公司办公楼和家属院。 学校占地面积不大，一进校门是一幢三层楼房，楼里东边是教室，记得每层有六间教室，西边是老师们办公区和宿舍。楼房南边有一长排平房，有六七个教室。学校大门的东面有一排平房，有几间办公室，学校的学前班教室也在这里。校园东围墙里是学校的伙房，伙房的旁边有一大间库房。院子的东南角是厕所，院子里的空地是土质的操场。 我们班里军分区大院里孩子不少，记得有李光、崔超勇、郭树兵、王振华、李建军、贾太祥、乔月峰、玉宝雁、刘跃明、黄国增、张小兵等，上初中又转来了李辉，还有因病留级留到我们班的尹军等，地委大院子弟有赵奋强、刘保东、裴晓兵、姜玲俐、车玉臻、索秀丽、边永梅等。每天早晨，迎着阳光，我们军分区大院的一群孩子呼朋引伴，浩浩荡荡地一起去上学，每天傍晚，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起放学回家，每天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愉快。
小时候冬天感觉很难熬。一到秋天，学校操场东面库房门前先是堆下一大堆煤面，没几天又堆下一大堆胶泥土，课外活动时间便看见老师们把煤面和胶泥土按比例用水搅和起来，反复搅拌均匀，然后把搅拌好的煤泥倒在一尺多长，一尺宽的木制的长方形模子内，用铁锨抹平，然后把模子拿起来，换一个地方继续倒煤泥、脱模子，院子里便有了一大片拓好的煤泥块，我们叫它煤糕，趁着秋末的阳光，一块块煤糕逐渐晒干了。学校便通知班里，领煤糕，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们年龄小，胳膊上没劲儿，大个子同学搬两块，小个子同学搬一块，百十块煤糕堆放在教室的角落里，这便是我们教室里冬天取暖的“干货”。
小时候，忻县的冬天真是冷，早晨上学走时候，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一路猛跑，到了学校，进了烟腾雾罩的教室，半天温不过来，教室里的火炉，烧着煤糕，热度也高不到那儿去。数九寒天，上课写字的时候，把手从棉手套里伸出来，写完字赶紧再把手伸进去，从早到晚，教室窗户上的冰花依然如旧，有的同学手上都起了冻疮。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好去处，上学路上路过地区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站，它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在火车站正对面，这个地方有暖气，而且是汽暖，候车室大厅里有好几组长长的暖气片，早晨上学时侯，从军分区大院出来，我们先是顶着寒风，一路狂奔，冲到汽车站候车大厅里，有的抱着暖气片，有的靠着暖气片，烤上一阵子，趁着热乎劲儿，一口气跑到学校，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候，冬天教室里生火炉的任务是由班主任老师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班的班主任南老师每天在我们到校之前就把火炉生着了。到了二年级时候，开始由学生们以值日小组为单位轮流提前到校生火，生火的柴草要从家里自己带，轮到我们组生火的时候，我们组其他同学早早到校就把炉火生着了，我印象中我没有亲自生过火，因为我瘦小，其他同学都照顾我，我最多打打下手。我从家里拿过几次桦树皮，这桦树皮是生火的好材料，记得还是我大同运输公司工作的三舅一次从大同捎下煤来，同时带下来的几梱。把玉米棒、小柴棍安置在火炉里，用火柴把桦树皮点着，从火炉炉条下往上引火，桦树皮燃烧很快，火苗子冲，一阵儿火炉就生着了。 遇上大风天的时候，烟筒里的烟往回倒，教室里顿时烟雾弥漫，呛得人直咳嗽，打开窗子，北风呼呼地往进吹，所以靠窗户的同学没等烟散尽又急着关窗子。一天下来，教室里始终在烟雾里。大家伙儿都已经习惯了。 记得三年级时冬天的时候，有一回五公司的同学李有成和彭怀亮不知从哪里弄回几块沥青来，用铁器东西砸成小块儿，一股脑儿往火炉里放，很快火炉里呼呼地作响，霎时热了起来，很快烟筒也被炙烤得通红通红的，教室里顿时变得少有的温暖。班主任老师进了教室，吃了一惊，但很快平静下来，什么也没有说，摇了摇头，只是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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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学校当时的校长叫焦廷璋，毕业以后，听人说先后调到二中和自来水公司当了书记，他中等个了，微胖，脸色发黑，脸上有不少麻子，不苟言笑，一脸严肃。李主任慈眉善目，很随和，他家属姓常，是学校学前班的老师。 记得从二年级开始，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换成了李美英，一直带我们到小学毕业。她是静乐县人，中等个子，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讲课娓娓道来，点点入地，从来不发火，也不训人，我们都喜欢上她的课。我还是数学课的课代表，记得上珠算课的时候，她教我们打算盘，我仗着自己脑袋瓜儿转得快，不认真学，每次老师出了题，让大家打算盘算计的时候，我一囗气把得数算出来了，然后拿过同桌同学作业本往过抄打算盘口诀和步骤，最终还是被李老师发现了。李老师没有责怪我，摸了摸我的头，笑了笑，没说什么。所以到后来我还真没有学会打算盘。 上四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秦京兰老师，她是原平人，中等个子，身材不胖不瘦，留着剪发头，带我们语文课，课讲得很好，对我们也要求严格。她老公是军分区转业的，在地区公路段工作，所以对我们军分区大院的子弟们比较偏爱，尤其是我。到了冬天调座位，我的位置始终不离火炉的前后左右，反正没让冻过。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秦老师的老公和我父亲在一个科里工作过。
班里头有几个挠头的学生，秦老师不愠不火，总有办法治他们。有一次有两个“刺头”学生在秦老师骑的自行车上做了手脚：在前后闸上垫了东西，秦老师骑车把式一般般，总是把脚蹬先弄起来，脚踩上去，一脚到底，趁着这个惯性，身子倾斜，跨上车座。车闸被垫得死死的，秦老师一脚下去，身子前倾，自行车没往前走，她连人带车原地摔倒在地了。事后，有人悄悄告诉了秦老师，没多久，在班会课上，秦老师不指名、不道姓地骂了一些同学，那两个捅了篓子的同学大气不敢出，头也不敢抬。秦老师骂人的一句话现在我还记得，她骂两个“捣蛋”学生：冯新，李新，气门芯！ 我们虽然小，但心里都清楚：老师是爱我们的，只是“恨铁不成钢”。
记得每天早晨和中午到校的时候，总有两个小商贩在校门口卖小零星，有瓜子、炒大豆、酸枣，他们也不用称，用的就是一个不大的圆形的钵盂，记得一毛钱就能买一钵酸枣，两毛钱能买一份瓜子或煮炒大豆，他们的摊位前总是围着一群孩子们，有的在买，有的在看。我和弟弟平时父母亲是不给零花钱的，记得每年过了“五一”节以后，每天中午上学走的时候，交代给我一毛钱，出了军分区大院大门，门口树底下去卖冰棍的小车前，三分钱一根的冰棍，每人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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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节余四分钱，我便攒着，等够了一毛钱时，我到军人服务社换成一毛钱的纸币。再攒着，够了五毛钱时，再把五张的一毛钱纸币换成一张五角的纸币。等秋凉的时候，终于换成了一张一元钱的纸币，我把它当成书签用，自此，我从小和弟弟养成了节俭、攒钱的习惯，从不乱吃小零食。
学校斜对面的五公司院子西面便是地区酒厂，记得厂子大门两边的照壁上写着“闻香则醉”，“醉亦知香”八个大字，当年的酒厂可是红火咧，上下学路过经常看见车进车出，车水马龙一般，一车车的高梁往进拉，一车车的酒糟往出拉，往出拉的酒糟远远地就能闻见一股酒香味，它是老百姓们喂猪的好饲料，有一回，酒厂的同学上学路上，用书包装得满满的，给我们众人分着吃伊拉克枣，后来才知道它的学名叫“椰枣”，枣核已被取掉，水分也不大了，像我们现在吃的果脯一样，咬在嘴里特别香甜，我一口气吃了好几颗，问同学从哪里弄来的，那个同学神秘地一笑，指着酒厂的院墙，说：院子里场地里多着呢，一麻袋一麻袋多了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进口货，做酒用的。结果让我们大伙儿享用了……
那个时候，我们军分区大院的子弟条件普遍比地方的孩子优越：书包都是清一色的军用挎包，春秋两季男生戴着单军帽，到了冬天清一色的棉军帽、棉手套，个子长得高的同学穿上了军用褂子。上下学路上，一群一伙地走着，也算是街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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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学校对我们的政治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记得学校请军分区的武副参谋长给我们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讲当年在延安的艰苦岁月，讲八路军南泥湾开荒种地，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请工宣队的阿姨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讲到老百姓在旧社会生活的穷苦：吃不饱，穿不暖。吃了上顿没下顿，食不裹腹，讲到穷得吃不起咸盐，只能到盐碱滩上挖回盐碱土来在锅里熬制土盐当调味品。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校园里发生过好多有趣的事情。
一次上课间操。按学校要求，学生们做操的时候，老师也要求跟操。高年级的一个数学老师，记得他姓刘，他比较懒散，春夏之季总穿一双敞口布鞋，但鞋子的后跟总是倒着的，做到第七节“踢腿运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右腿用力过猛，一下子脚上的鞋飞到对面的平房顶上，他吃了一惊，我们周围的同学们先是吃惊，然后便是哄堂大笑，至今还记得。我们升到七年级的时候，我们隔壁的七（一）班的班主任老师姓邢，他人长得清瘦，脖子有点向右歪，喜欢恶作剧的男生背后给人家起了个外号，叫人家“邢拐把子”，你说坏不坏？
同学们之间，有人动不动就给别人起外号，有个酒厂的同学，本名叫安得利，那个时候，总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有人顺便把电影里一个人物的名字“安德烈”安到了他头上，总叫他“安德烈”，“安德烈”，本名反而没有人叫他了。王振华人长得帅，是我们班的班干部，也有人如法炮制，给他起了个阿尔巴尼亚电影里一个人物的名字——“觅（米）拉”，又有人干脆叫他“二觅拉”。隔壁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平时不喜欢多说话，但逞强好胜，大家叫他“地主”。班里一个女同学，家庭条件比较优裕，平时总穿一双皮鞋上下学，大家约定俗成，开始叫她“小皮鞋”了。那个时候，童年的我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幸福而淘气！
每年到了大夏天，隔壁机引农具厂厂里便有汽水喝，我们便嚷嚷着让机引农具厂的同学们往回弄汽水，记得薄进财，梁志成等同学每天中午上学的时候，拿上我们给提供的军用水壶，从厂子里打上拿到学校教室里，我们男生一哄而上，打开水壸盖你一口，我一口，顷刻间便喝个底儿朝天，那汽水喝到嘴里淡淡的甜，凉嗖嗖的，喝上几口下肚，不一会儿，一个嗝儿打上来，甭提有多爽了。后来长大了，也喝过这样那样的汽水和冷饮，总是喝不出小时候，机引农具厂的汽水的那个味道来。
记得升入初中以后，学校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学工”“学农”活动。
记得七年级的时候，刚过了“国庆”，班里组织上到城边的张家庄村帮忙收玉米，那天早晨，同学们早早地到了学校，排好了队，在老师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城北出发。到了地头，班主任秦老师做了简单分工：大个子男生拿上镰刀割玉米杆，放倒在地里（村里头安排人跟我们接头，顺便送来了十来把镰刀），小个子男生和女生负责掰玉米，往地头堆放，顺便往地头抱割例的玉米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头一天，老师安排大家伙儿戴上手套，精明的同学走的时候，便戴了手套，有的同学没有戴，一个上午下来，好几个同学手上被划开了口子，疼得直钻心。有的同学嫌热，解开了领口，地里的毛毛钻进脖子里，直叫喊痒痒……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好些同学嚷嚷胳膊疼，有的人伸出手，让人看磨下的血泡、割下的口子，毕竞平时没有锻炼。但是对于从没有干过农活同学们来说，大家都感觉很新鲜，感受了一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大伙儿都有成就感。
那个年代，学校有了校办工厂，先是院子里有了一个粗大的化铁炉，紧挨有一个龙门支架，上边有固定的齿轮和铁链，铁炉奕的空地堆了好多废铁，伙房旁的大库房也改造成了一个车间，地上满是细小的铸砂，班里的谢龙真、赵奋强、董建平、彭怀亮等同学配发了劳动布制成的工装、手套，他们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和下午的自习时间和其他班的同学轮流劳动，有专业的师傅教他们倒腾铸砂，完成制模、填砂等工序，等化铁炉里的铁水加热后，把化铁炉用铁链拉拽倾倒，从下部流出通红的铁水，用特制的铁勺接上铁水，浇进已进预制好的模具中，倾刻间车间里热浪滚滚，烟腾雾罩……第二天，打开模具，用铁刷刷掉铸砂，各种形状的铸件便成了。
更大规模的“学工”活动，是停课一个月，到机引农具厂各车间去实习劳动。机引农具厂当时厂子规模很大，我记得我和班里个子一样最小的同学贾怀宁被分到了工维车间。其他的同学有的进了金工车间，有的进了检验车间，有的进了铸造车间。我和贾怀宁在的车间，工作环境很整洁，也没有喧闹的权器轰鸣声，我们俩跟着的师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师傅，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他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测量工具，他的工作任务也不大，所以我和贾怀宁便有时间在厂子大院里到处转，游走在偌大的厂区，找到了配汽水的地方，胆大的贾怀宁居然捉住了一只草丛中爬行的蜥蜴……
有一天，我和贾怀宁正跟着师傅干活，忽然听说金工车间钻床上发生了事故，一位同学的右手被钻床的钻头伤着了，我们急忙往金工车间跑，到了车间门口，只见两位师傅搀伤着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黄国增从车间里出来了，他的右手捂着块毛巾，毛巾上殷出了鲜红的血迹，原来，黄国增同学在一位女师傅的指导下正在操作钻床，不知怎么搞的，突然钻头把手套绞了进去，黄国增疼得大叫起来，女师傅一下子惊呆了，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发呆，幸亏旁边的一位老师傅手疾眼快，关了电源，机器才停下来，好容易才把黄国增的右手弄出来。众人把他扶进厂部的卫生室去处置，后来厂里派车送他去了地区人民医院……自此，好久不见我的同学。
“学工”结束后，上开课以后，终于见到黄国增同学回来上课了。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悄悄地问他恢复得怎么样了，只见他人人裤兜里伸出右手来，只见右手大姆指少了一截，皮肤上有明显的疤痕，大姆指不能完全伸直，也不像我们平常人一样灵活了，老同学苦笑道：总算是有惊无险，疼也疼了，痛也痛了，真是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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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仅次于过大年的好日子。要穿新衣服，白衬衫、红领巾是“标配”，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是“的确良”做的衬衫。过“六一”节”的那一天，我父亲会破例给我五毛钱零花钱，在这天，我会奢侈地和我弟弟吃一次五分钱一根的“冰砖”，比冰棍升级不少，因为它里边有了牛奶，个头也比冰棍大了些。
每年五月中旬，准备工作便全面展开：鼓号队、彩旗队、纱架队，为仪仗队部分，花环队、花束队、秧歌队等组成表演方阵，没有任务的同学便是以年级为单位组成游行队伍，老师把写好标语的彩色标语纸发给游行队伍的同学，同学们各自拿回家，把标语粘在细長的杆杆上。游行队伍训练难度不大，队伍走整齐，口号统一，过主席台（检阅台）时挥动标语旗就行了。我在低年级时就在这个队伍里。
记得升入初中后，我所在游行队伍里有了变化，选调了一百位男同学，穿着“劳动布”工装，戴着矿灯，扎着腰带，穿着雨鞋，俨然一支煤矿采掘工队伍。
每年“六一”节那天，七点半我们就到学校集合，然后从学校出发，步行到城里的红旗广场，参加集会，会场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城区及附近乡镇各个学校的师生都参加，主席台上讲什么，同学们并不在意，互相使眼色，轮流请假上厕所。回来时买上小零星、冰棍，大家一起分享……
当主席台上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游行活动开始！顷刻间，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哨声、口令声飘荡在会场上空，各学校的鼓号队便开始传出铿锵有力的鼓声，穿插着嘹亮的号声，各支队伍开始整队、踏步，整理，然后依次走过检阅台，接受检阅，走出会场，穿过旧城，所有队伍行进在新建路大街上，过街游行，整条大街上，游行队伍看不到头，见不到尾，鼓号喧天，彩旗飘扬，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伏，各学校表演队伍一边行进，一边表演展示。大街两旁观看的人也是人山人海……
回到学校，交回器材，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教室，大呼累，大喊热，但家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喜悦。
依稀还记得东方红学校的另外几位老师，一位是郭仲康老师，他高高的个子，乌黑的头发梳成偏分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冬天喜欢穿件呢子上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老帅老帅了。他带初中语文课，当班主任，博学多才，上课幽默风趣，听说后来调到忻县二中去当老师。他喜欢研究忻州古城文化，写过好多记录古城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那位踢飞布鞋的刘老师是奇村人，数学教师，上课一口忻县土话和方言，但幽默诙谐，很受同学们欢迎。那位邢老师，工作很严谨，语文课带的很好，听说后来当了学校的校长。
我们升入初中以后，开了地理课。带我们地理课的老师是黄龙王沟部队的家属，中等个子，长得很精干，喜欢穿翻领的女款军上衣，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她的两个孩子也在东方红学校上学，和我们同届，只是在另一个班里头。有一次上课，她一开口就提问“中国地形地貌"里相关问题：中国有几大平原？她接连叫了三个同学，三个同学前两个答不上来，第三同学吞吞吐吐回答了个“东北平原”就又“塑像”在那里了。老师点到了我，我站起身，脱口而出：中国有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老师点点头。让我复述，全班同学起立跟上念三遍……所以至今记得。
九十年代后期，我们母校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
一进校门的三层楼和院子里的平房都被拆除了。校门及到东面围墙全都没有了，改建成了一幢五层大楼，大楼东西走向，又朝南延伸了一部分，把校园围起来。一层为底商，由开发商经营，二层以上由学校占用，学校硬件条件实现了升级换代，功能齐全。只是院子变得比以前更狭小了。
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意外地在長征路中学校园里碰上了我的班主任秦京兰老师，她依然是那么精干利索，我们聊了很久，她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也祝福她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前十几年，工作的缘由，我结识了当时母校的校长马天良老师，他把当时新路学校那所城乡结合部的一所学校打理得井井有条，周边的家长争先恐后地把孩子们往新路学校送，创造了薄弱学校振兴的一个奇迹。到了东方红学校，他大刀阔斧搞改革，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大变样，吸引了大批学生到学校就读，学校一时间人满为患。他高高的个子，微胖的身子，声如洪钟，说话快言快语，为人豪爽，喜欢打篮球，烟瘾挺大，我有一次进了他的办公室，赫然发现他办公室有一座毛主席的半身铜像，让我吃了一惊。
马校长退休以后，东方红学校校长又由王伟接任，王伟校长是位学者型校长，教育教学理论功底扎实，眼界开阔，他引领全校教师努力做学习型、专家型教师，提高课堂效率，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东方红学校教学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连续几年中考成绩喜人，在东部城区独一帜，真正实现了“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每次路过母校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情愫在胸，我的欢乐的童年，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在这里度过，书声朗朗、歌声飞扬伴我成长，老师们大爱无疆、倾心教导让我难忘，好喝的汽水、香甜的伊拉克枣、酸爽书薄的酸枣、香香的瓜子、大豆，回味无穷，博学风趣的老师，可亲可爱的同学，还有那“六一”节鼓号喧天、彩旗飘扬、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祝福我的母校文脉传承，育人无数，万古常青！祝福我的母校书香传递，人才辈出，永沐暖阳！
作者:勇者柑桔HvS
来源:忻州记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