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兰，今年刚满六十岁，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我们那个村子叫陈家坪，村子不大，住的基本都是陈姓人家，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陈玉成，比我大八岁；二哥陈玉国，比我大五岁。
小时候家里穷，读书对我来说是奢望，哥哥们念了几年书就被送去田里干活了，而我连村里的小学都没读完，七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牛、割草。
十八岁那年，父母托人给我说了一门亲事，把我嫁到县城。
丈夫是个老实人，婚后我跟着他进了工厂，日子虽不算富裕，但也安稳。
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孩子都争气，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工作，女儿则嫁到了长沙。
我和丈夫在厂里干到五十五岁，他身体不好，早早离世。
一个人过了几年，我攒了点钱，靠着三千块的退休金，在县城买了一套小房子，日子过得简单充实。
去年年底，儿子给我打电话，劝我搬去广州和他一起住，说我一个人在县城生活孤单，又没人照顾。
我听了心里暖和，但终归舍不得离开熟悉的地方。
后来听说村里翻修了路，老家房子也还在，就想着回去住段时间，看看熟悉的山水和老邻居。
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扎根的地方。
可是，回村还不到半个月，我竟然被逼得连夜收拾行李走了。
回村的那天是腊月初十，太阳很好，路两旁的田野里还有些青菜和油菜花。
我坐着村里的小面包车回到陈家坪，村口的景象让我有些恍惚。
村里确实修了路，但房子却显得更加破败了，只有几栋新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儿。
我家的老屋倒是还在，只是墙上的泥已经脱落了不少，门槛也被虫蛀得不成样子。
我原本以为老房子能住人，回去一看才发现，屋顶漏得厉害，连床铺都发霉了。
二哥陈玉国听说我回来，赶紧过来帮我收拾屋子。他今年六十五岁，身体还算硬朗，家里有两个儿子，都住在县城，只剩他和嫂子守着老屋。
二哥一边帮我扫地一边说：“玉兰啊，早就听说你过得不错，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现在回来住几天也好，等过年热闹。”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不安，不知道这种热闹能不能让我安心。
住了两天，村里人都知道我回来了。
大哥陈玉成最先来找我。他六十八岁，家里条件不好，两个儿子都没出息，靠种地为生。
他一进门就开始打量我，笑着说：“玉兰啊，你这身衣服，城里带回来的吧，看着不便宜啊。”
我笑笑没说话，心里明白他的意思。
果然，没过两天，大哥就开口了。他说村里要修祠堂，需要大家出钱。
我问要出多少钱，他说：“你在外面过得好，怎么也得出个一万块吧。”
我一下子愣住了：“修祠堂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常住这儿。”
大哥脸一沉：“你这话就没意思了，咱们陈家的祠堂，你能不出力？你小时候吃的、穿的，哪样不是家里供的？现在你一分钱不出，说得过去吗？”
我被他这一番话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提到小时候的事，可我记得清清楚楚，长兄如父，大哥确实照顾过我，但也没少让我干活。
小时候家里穷，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的旧布，根本没大哥说的那么多恩情。
可我不想跟他争，拿了两千块出来：“我就出这些，再多没有了。”大哥接过钱，脸上的笑容却让我觉得刺眼。
原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才过两天，嫂子又跑来了。
她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玉兰啊，听说你每个月有三千块退休金，这日子过得真舒服。你大侄子最近找工作，差点钱，你能不能借点？”
我皱了皱眉：“嫂子，借钱的事我不方便，我这点退休金还得留着养老呢。”
嫂子一听，脸色就变了：“玉兰，你这话怎么说得出口？你侄子可是一家人，你不帮他，谁帮他？”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没再说话。这些天，大哥一家人隔三差五就来找我，不是要钱就是借东西。
我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来。更让我心寒的是，我听村里人说，大哥到处跟人炫耀，说我每个月有三千块退休金，还在县城有房子。甚至有人说，我回来的第一天，大哥就在村口说我是“肥羊”，回来是给村里“分福利”的。
最难受的一天是腊月二十。那天晚上，大哥一家人直接来了我家，说要在我这里吃饭。我买的米和菜不多，但也没办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做了饭。
吃完饭，大哥又提到了修祠堂的事，暗示我再出点钱。
我有些不耐烦了：“大哥，我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修祠堂的事我已经出过了，别再找我了。”
大哥听了脸一黑，把筷子一摔：“陈玉兰，你什么意思？你一个女人，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哥几个让着你，你现在有钱了却不认亲了？”
嫂子也在旁边帮腔，说什么“女人嫁出去不能忘本”，连侄子都瞪着我说：“婶婶，你这人心也太狠了吧！”
那一刻，我只觉得委屈，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回家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养老，怎么变成了这样？我没有吭声，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反锁了起来。外面的人吵了好久才走。
腊月二十一，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村里这些人，包括我的亲哥哥，早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索取的对象。我留在这里，只会越来越痛苦，甚至连最后的尊严都保不住。
我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留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信里写道：“大哥、二哥，我回县城了。不是不想认亲，而是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只想安静地过日子，求你们别再找我了。”
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心里五味杂陈。窗外的村子越来越远，我的心却越来越轻松。或许，我的根在这里，但我的归属早已不在这里。
离开陈家坪后，我把手机关了几天。我想，这个年，我就在县城安安静静地度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