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老城隍庙的旧物市场，偶尔能翻到几张泛着霉斑的黑白照片：穿对襟衫的男人蹲在三轮车上，车斗里码着半人高的松木盒，盒角系着褪色的红绳。
这些被时光定格的身影，正是民国时期游走于生死边缘的收尸人 —— 他们用粗糙的手掌托起被世界遗弃的幼小生命，在封建禁忌与战火饥荒的夹缝中，踏出一条充满血泪的生存之路。
收尸人的出现，本质上是封建伦理与现实困境的畸形结晶。在《津门杂记》等地方志中，清晰记载着 "童尸不入祖坟，曝于野则招阴煞" 的民间禁忌：未满12岁夭折的孩童被视为 "讨债鬼"，不能享受棺木安葬，甚至连亲属都不得为其举哀。
这种陋习在民国初年的北平、南京等地依然顽固，富裕人家会将夭折子女装入陶罐埋在义地，贫寒家庭则直接弃尸街头。据1946年《申报》统计，仅上海法租界每月就有 300 余具孩童尸体无人认领，婴儿死亡率高达62%。
生存的残酷催生了职业的萌芽。这些收尸人多为逃荒的难民或残疾的乞丐，他们发现了其中的 "营生"：用捡来的木板钉成三尺长的木盒，内壁铺着稻草，车把上挂着写有 "善收婴尸" 的白布幡。每天天未亮就穿梭于巷弄，看到蜷缩在墙角的孩童尸体，便用草绳捆住手脚，再用旧报纸遮住面部 —— 这并非冷漠，而是对 "死者睁眼勾魂" 的民间禁忌的妥协。每具尸体能换5个铜板，若遇到大户人家施舍，红绳便会系在盒角，成为同行眼中 "有主" 的标记。
收尸人的日常，是一场与死亡的贴身舞蹈。他们的三轮车永远散发着福尔马林与霉味的混合气息，车斗底部钉着防滑的竹席，最多时能装下7具孩童尸体。照片是收尸人叼着烟，骑着三轮车。发现路边死去的孩子，他单手拎起，熟练剥下其破旧衣服，随后把孩子放上三轮车，带着尸体缓缓离开。那时，街头每天都能看到无人认领的尸体 。
这份营生伴随着极高的风险。1947年武汉鼠疫爆发，收尸人因触碰感染尸体，全身溃烂而死，临终前还抓着床头未送完的木盒。更致命的是社会的歧视，收尸人，因长期接触尸体被家人逐出，死后邻居用硫磺熏了三天屋子。
他们也有自己的 "行业规矩"：绝不收留有明显外伤的尸体（避免卷入命案），遇到脐带未断的婴尸必须绕道（民间认为会沾染血光），黄昏后绝不接单（怕冲撞 "小鬼头"）。这些看似迷信的规则，实则是在医疗匮乏年代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比如用艾草熏盒消毒，用黄酒擦拭双手，无意中暗合了现代防疫原理。
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加剧，收尸人的生存状态在1940年代发生了微妙变化。上海普善山庄的慈善士绅率先介入，他们购置了带铁制箱体的三轮车，配备专职收尸工，每具尸体在入盒前都要登记姓名（若有的话）、死因和特征。上图是收尸人装夭折幼儿所使用的木盒，门外站着一群家属。
1946年，南京政府颁布《城市尸体处理条例》，要求收尸人必须到警察局备案，领取盖有 "验讫" 红章的收尸证，北平甚至出现了由8人组成的 "官方收尸队"，统一穿着印有 "卫生局" 字样的背心。镜头下收尸人正在将夭折的幼儿准备放在推车上，有的夭折的幼儿家属在没有等来收尸人，会将夭折的幼儿丢弃在荒地中，此后在收尸人到来后，才会将这些不幸的幼儿带走。
这种转变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收尸流程变得规范，比如普善山庄会给每个木盒系上写有往生咒的黄纸条，在义地安葬时集体诵经超度，缓解了生者的愧疚；另一方面，职业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收尸人开始被视为 "卫生防疫员"，虽然仍遭嫌弃，但至少获得了微薄的政府补贴 ——1948 年，沈阳的收尸人每月能领到 2 斤杂粮，这在饥荒年代已是难得的保障。
几乎所有孩童尸体都呈现 "水肿型营养不良" 特征，腹部鼓胀如球，四肢细如芦柴，1943年，湖南灾荒期间，收尸人在衡阳街头发现的尸体，肠胃里满是树皮碎屑和观音土颗粒。
北方收尸人的木盒多为松木质地，刻着简单的寿字纹；南方因潮湿多雨，改用竹篾编织的敞口篓，底部垫着防潮的樟树叶。上海租界的收尸车偶尔能见到铁皮盒，那是用报废的饼干罐改制的，见证着殖民地底层的悲苦。
受限于防腐技术，夏季收尸必须在6小时内完成，1945年，重庆大轰炸后，因尸体腐烂速度过快，收尸人不得不将未装盒的幼尸直接投入长江，浑浊的江水中漂浮着无数小小的身躯，成为战时首都最悲壮的注脚。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收尸人连同他们的木盒早已消失在时光深处。但那些照片里凝固的身影，依然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伤痛：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祭品，是战争机器的齿轮，更是用麻木外表包裹着柔软心肠的普通人。当我们凝视这些影像时，看到的不仅是收尸人手中的木盒，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脊梁 —— 那些被装入盒中的幼小生命，终将在历史的记忆里，获得迟到的尊严与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