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一个冬夜，上海的一间简陋屋子里，传出一声沉闷的惨叫。男人握着一把菜刀，静静地伏在地上，脸色灰白，身旁是他的妻子——她早已没有了呼吸。这个男人名叫陈长捷，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天津警备司令。十多年前，他还风光无限；如今，他却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
傅作义的相遇陈长捷与傅作义的友谊始于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陈长捷在傅作义的推荐下，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开始了他在军队的职业生涯。刚到步兵第七团时，陈长捷担任的是见习排长。
在晋军中，陈长捷迅速晋升，从排长到连长，再到团副，每一次晋升都是对他军事才能的认可。他在团队管理和战术运用上的才能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
到了1927年，陈长捷被提升为第十五旅旅长。作为旅长，陈长捷负责指挥数千人的部队，他的领导风格严谨而有效，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0年，第十五旅在陈长捷的带领下扩编为第十一师，此时的中国内战形势复杂，各路军阀争斗不断。第十一师在陈长捷的指挥下，参加了反蒋的“中原大战”。他们沿着津浦铁路线南下，展开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济南、泰安、曲阜和徐州等地，为晋军赢得了声望。
然而，战争的变幻莫测也给第十一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冯玉祥的部队倒戈，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乘虚而入，使得陈长捷的部队陷入两难境地。面对前后受敌的局面，陈长捷不得不做出撤退回山西的决定。
回到山西后，第十一师经过重新整编，改为二○八旅。1935年，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惨遭暗杀，陈长捷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任命为新的师长。在新的职位上，陈长捷继续展示他的军事智慧和策略，稳固了晋军在复杂政治和军事环境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华北发起猛攻，南口战役成为重要战场之一。日军对南口展开了猛烈进攻，汤恩伯所率部队在坚守中损失惨重，阵地频频失守。南口一旦彻底失陷，将直接威胁晋察冀地区的防御体系。危急时刻，陈长捷接到命令，率部驰援南口，展开反攻。
陈长捷带领第七十二师快速集结，赶赴南口战场。当时日军已经占据了南口的多个重要据点，依托坚固工事和充足火力严阵以待。陈长捷在短时间内制定了周密的反攻计划，针对日军防线的薄弱点展开突击。他所率的部队在复杂地形下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多次与敌人进行近距离的白刃战。经过23次反复的血战，南口阵地终于被收复。
就在陈长捷率部艰难守住南口之时，察哈尔方向却传来了失守的消息。刘汝明部队在面对日军的进攻时表现不力，未能有效抵抗，导致张家口陷落。张家口是晋北地区的重要战略节点，一旦失守，不仅威胁南口，还使得第七十二师处于日军重围之中。陈长捷部队的补给线被切断，所处形势越发严峻。
敌军发现陈长捷所部被围后，迅速调集兵力加强围堵，企图一举歼灭第七十二师。面对层层封锁，陈长捷并未采取守势，而是迅速研究敌军部署，寻找突破口。他通过侦查发现，日军的防线虽然严密，但兵力分布不均，有些地段火力较为分散。他抓住这个漏洞，决定从敌军最密集的方向发起突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开突围通道。
突围行动开始时，陈长捷组织部队进行了分散部署，以掩护主力突击队。他亲自指挥核心部队，用炮火覆盖敌军防线，随后迅速推进。
敌军因未预料到陈长捷会从最密集的方向发起突击，一时陷入混乱。七十二师趁机快速突破，击溃了敌军的外围防线。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陈长捷最终成功将部队撤出包围圈。突围后，七十二师虽损失严重，但主力得以保存，成为日后抗战中一支重要力量。
天津警备司令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这一重要职位直接关系到天津的安全与国民党在华北的防御体系，陈长捷的任命是在傅作义的强力推荐下实现的。当时傅作义在华北防区中地位举足轻重，他认为陈长捷作战经验丰富，尤其在防御战中表现突出，能够胜任天津的防务工作。
陈长捷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天津的防御体系，他调集精锐部队，增修工事，全面提升城防能力，并进行了大规模搜查和逮捕，意图清除潜在的威胁。他在短时间内使天津的防御格局焕然一新，甚至赢得了蒋介石的表扬。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的局势日益恶化，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将主攻方向转向华北地区。1949年1月2日，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完成了对天津的战略包围。解放军采取了“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先攻克外围较易攻取的城镇和据点，然后集中兵力对天津这个坚固堡垒发起总攻。
林彪和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陈长捷及其部下，劝其放下武器，实现和平解放。他们在信中强调战争对人民的巨大伤害，并指出解放军不会对投降的部队和人员进行报复，试图以此争取天津守军的投降。
陈长捷接到信后，仍试图拖延时间。他回复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件，表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放下武器是最大的耻辱”，并要求对方派代表前来商谈，试图借此维持现状，争取更多时间加强城防或者等待外部援助。
东北野战军对陈长捷的态度早有预料，在确认其无意投降后，再次向天津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否则将展开全面攻击。
解放战争的抉择1月8日的最后通牒已经过去，陈长捷未采取任何投降行动，仍在城内加强防守。解放军对此早有预料，迅速调整部署。两天后，解放军通过广播和传单再次发出严厉通告，要求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将在1月14日展开总攻。
这次通牒让天津局势更加紧张，城内的守军虽然士气低落，但在陈长捷的命令下仍然死守岗位，继续加强防御工事，同时增设街垒以应对巷战的可能性。
陈长捷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心存疑虑，他再次向北京的傅作义请示下一步行动。傅作义对此依然采取强硬态度，要求陈长捷坚守到底，并强调只要城池能够坚持住，就一定会有转机。
傅作义的回复表明他仍寄希望于通过政治谈判或者其他外部因素来解决危机，完全忽视了天津城内守军所处的危机状态。
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总攻正式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天津城内，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火海和浓烟之中。解放军的炮火精准地打击了守军的指挥中心、通信设施和重要工事，守军的防线在猛烈的轰击下迅速被削弱。
陈长捷与他的参谋团队撤入地下室，利用临时搭建的指挥设施继续指挥部队作战。然而，通讯中断和火炮轰击带来的混乱使得守军的防御体系逐渐失去控制。
当天晚上，陈长捷试图联系华北“剿总”，请求支援或新的指示。他设法通过地下电话线路拨通了参谋长李世杰的电话，但对方的回答依然是模棱两可，让他“再坚持两天”。解放军的攻势逐渐深入，外围防线不断崩溃，守军伤亡惨重，粮草和弹药的储备也即将耗尽。
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激战，到1月15日上午9时，解放军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天津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批部队涌入城内。
解放军对守军的指挥中心发起了直接攻击，目标明确地指向陈长捷所在的地下指挥部。很快，解放军的士兵冲入地下室，彻底控制了现场。陈长捷见大势已去，站起身举起双手，宣布投降。投降之后，陈长捷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解放军的临时拘押点。
晚年的困境陈长捷作为战俘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期间，生活清苦但相对平稳，他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接受思想改造和学习新中国的政策动向。这些曾经在国民党军中身居高位的将领，在功德林的日子过得沉闷而枯燥。
他们每日的活动被严格安排，学习、劳动和讨论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陈长捷听到傅作义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水利部长。对于傅作义的起义和之后的高位任职，不少人心怀不满，尤其是陈长捷。
陈长捷始终对傅作义的做法耿耿于怀。在他的认知里，傅作义在北平通过和平谈判保全了自己，却命令他死守天津，使得自己沦为战俘，成了阶下囚。
他对此深感愤懑。一次，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被关押的国民党将领，试图以自己的身份安抚这些昔日的同僚。但当傅作义出现在监狱时，陈长捷对他的态度冷淡甚至带有敌意。
随后，他在私下对其他人说：“他在北平谈判，成了起义将领，身居高位，而我却成了战犯，天天在这里受教育，这事我上了大当！”
1959年，新中国对战犯实行特赦政策，陈长捷成为首批被特赦的人员之一。这一年，他走出功德林，结束了多年的战俘生活。作为曾经的高级将领，他在特赦后并未受到冷遇，而是被安排到上海政协秘书处担任专员，主要从事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
然而，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陈长捷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他被划入“黑五类”之列，成为被批的重点对象。他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身体和精神状态也逐渐衰弱。
最终，这些接连不断的冲击使陈长捷走向了人生的尽头。在一次家庭争执中，他情绪失控，用菜刀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随后，他选择以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76岁。
参考资料：[1]刘震,吴信泉.天津方式 陈长捷顽抗被歼[J].神州,2009(1):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