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深秋，风吹得格外凄凉，卷着落叶在院子里打转，像是在为奶奶的离去而哭泣。奶奶走得很突然，爸爸和二叔在灵堂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像两头受伤的野兽，彼此撕咬着，毫不留情。村里人都说是因为奶奶的突然离世，兄弟俩一时难以接受。可我知道，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之间的心结早已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结越深。
故事的种子，早在十年前的1985年就已经埋下。那时的我，还是个对白兔奶糖充满渴望的小女孩，爸爸的小卖部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柜台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糖果和孩子们最爱的冰棍。夏日的傍晚，小卖部门口总是聚集着一群乘凉的老人，他们摇着蒲扇，闲聊着家长里短，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闺女要出嫁了，这些琐碎的事情，构成了我们平静的乡村生活。
二叔一家就住在隔壁，靠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我至今还记得二叔骑着那辆掉漆的凤凰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大捆金灿灿的玉米，二婶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村口迎接他的场景。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像一层金色的薄纱，画面温馨而美好，却也透着生活的艰辛。
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深圳”这个名字，像一颗闪耀的明星，吸引着无数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村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蠢蠢欲动，茶余饭后的话题都离不开南下打工。据说深圳的工资比老家高出十倍，工厂还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攒下一千多块，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二叔也动了心，他每天都往我家跑，手里拿着从邮递员那里讨来的旧报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圈着各种招工信息，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他一遍遍地恳求爸爸：“哥，带我一起去吧，你在外面闯荡过，路子熟。”爸爸原本不想去，小卖部的生意虽然不算红火，但也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是，二叔的坚持，加上奶奶的劝说，最终还是让他改变了主意。奶奶语重心长地说：“带上你弟弟吧，他家里实在太难了，四个孩子要上学，光学费就够他们愁的了。”
就这样，爸爸把小卖部转让了出去，带着二叔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奶奶站在村口，一直目送着他们远去，直到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我记得奶奶的眼睛红红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两个孩子，从小感情就好，希望这一去，能把日子过好。”
去深圳的路上，爸爸和二叔挤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三天两夜的车程，他们只带了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奶奶亲手腌制的咸鸭蛋。初到深圳的日子异常艰难，他们住在城中村的地下室，阴暗潮湿，十来平米的房间里挤着六七个人，晚上热得像蒸笼。爸爸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晚上都轮流到院子里打地铺，虽然蚊子很多，但总比地下室里舒服一些。
白天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晚上就在路边摆摊卖些小商品。有时候碰上城管，就得抱着货物四处躲藏，跑得慢了，东西就会被没收。那年夏天，爸爸发了高烧，二叔背着他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诊所。为了不耽误工期，二叔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手上的老茧磨破了，渗着血也不肯停歇。
两年后，工地上的活越来越难找。爸爸头脑灵活，发现倒腾电子元件有利可图，便想和二叔一起开个小工厂。他拍着二叔的肩膀说：“兄弟，我们一起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是二叔却犹豫了，他胆子小，觉得打工更稳妥，还举了村里老王做生意赔得倾家荡产的例子。
爸爸没有勉强，独自一人东拼西凑，开了家小工厂。创业初期，他常常睡在厂里的小板凳上，为了省钱添置设备，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有一次接了个大单子，爸爸连续一个星期都没合眼，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但他脸上却总是挂着笑容，说这是好事，忙就说明有希望。
工厂慢慢走上正轨，爸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二叔在厂里安排了一个管理仓库的工作。可是二叔还是选择了继续在工地上干活，说是习惯了，而且工友们都熟悉。
爸爸赚了钱，就经常给奶奶寄钱，有时候一个月寄两三次，每次都是厚厚的一沓。而二叔，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寄回一点钱。奶奶心疼二叔，总是偷偷地把爸爸寄回来的钱塞给二婶，并嘱咐她们不要告诉爸爸。
这件事被爸爸知道了，他当场就和奶奶吵了起来：“娘，那是您的养老钱啊！您这样，让我以后怎么放心？”奶奶叹了口气：“你二叔家实在太难了，你看他媳妇，这些年都瘦成什么样了。再说，都是一家人，你还分得这么清楚？”爸爸气得直跺脚：“您就偏心眼吧！”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二叔喝了酒，在我家门口坐了大半宿，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哥，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第二天一早，他就默默地回到了工地。爸爸望着他的背影，手里的烟头烫到了手指都没察觉。
奶奶去世后，二叔提出要分奶奶留下的那点积蓄，说是要给孩子们交学费。爸爸一听就炸了：“那都是我寄回来的钱！”二叔也憋着一肚子气：“娘偏心眼，全给了你是不？”兄弟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从此，两家人就断了来往，即使是逢年过节回老家，也都刻意错开时间。村里人都觉得可惜，说他们小时候感情多好，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着吃，睡觉都要挤在一个炕上。
这些年来，每到清明节，奶奶的坟前总是零零散散地摆着两份祭品，爸爸和二叔，从来不曾一起去看望过她。直到二婶那通电话，打破了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沉默。二叔查出了肝癌晚期，这些年，他依然在工地上风里来雨里去，最终病倒了。
爸爸得知消息后，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抓起车钥匙就往医院赶。在路上，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掉了一裤子也浑然不觉。
深夜的医院，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惨白的灯光照得人心慌。推开病房的门，二叔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瘦骨嶙峋，早已没有了当年在工地上那股虎劲。爸爸站在门口愣了许久，红着眼眶喊了一声：“弟！”二叔转过头，眼泪顺着消瘦的脸颊流了下来：“哥，对不起，那时候是我不懂事。”爸爸快步走到床边，紧紧地握住二叔的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在收拾二叔床头柜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旧皮夹，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们年轻时在深圳工地上的合影，两个人浑身沾满泥土，却笑得无比灿烂。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大哥，这辈子你待我最好。”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可以辨认出是二叔的笔迹。
这让我回想起前几天在爸爸书房里收拾东西时，偶然发现他抽屉里一直珍藏着二叔一家人的老照片，有二叔结婚时的照片，有二婶抱着孩子的照片，还有二叔家老大考上大学时的照片……
原来，这些年来，他们从未忘记过彼此，只是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病房里安静极了，我看着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仿佛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模样。窗外，夕阳的余晖洒进病房，给他们的白发镀上了一层金边，也为这段尘封已久的兄弟情，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光芒。我轻轻地关上门，留下他们好好叙旧，走廊里传来压抑的抽泣声，那是两位倔强了大半辈子的男人，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心结，彼此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