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东西的是马驽。他写的内容，我琢磨了下，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他讲的事儿都挺实在，没有啥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说了一些心里的想法和看法，挺接地气的。他提到的一些观点，我感觉都挺有道理。他没有用那种特别难懂的词，就是用咱们平时说话的方式，把事儿给讲明白了。整体看下来，他写的东西就是围绕着他想说的中心思想，用简单明了的话，把事儿给说透了。没有绕弯子，也没有加啥不必要的东西，就是实打实地讲了他的想法。这样一改，虽然跟原文差别挺大，但意思还是一样的，都是马驽他想表达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家里头，为了革命大业，一共有六口人献出了生命。
他们各自是：
我妹妹毛泽建，在1929年的时候走了，那时候她才24岁。
我老婆杨开慧，在1930年那会儿没了，才活了30岁。
我弟弟毛泽覃，在1935年那会儿，不幸离世了，当时他也就三十岁。
我的弟弟毛泽民，在1943年的时候走了，那时候他才47岁。
侄儿毛楚雄，他是毛泽覃的儿子，1946年那会儿，他刚19岁就牺牲了。
我儿子毛岸英，在1950年那会儿没了，才活了28岁。
巨大的付出背后，藏着无尽的辛酸。这次要讲的，是杨开慧烈士离世后，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兄弟，从老家跑到上海，在上海四处漂泊的故事。那时候，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家乡，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没有依靠，没有着落，只能在这座繁华而又复杂的城市里流浪。毛岸英三兄弟，带着对母亲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一步步地在这座城市里寻找着属于他们的位置。他们的经历充满了艰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了下来。这就是他们在那段特殊时期，所经历的一切。
1930年11月14号那天，毛主席的媳妇儿杨开慧，在长沙的识字岭，被湖南的军阀头子何键的手下人给害了。
杨开慧在老家板仓被抓时，保姆陈玉英和大儿子毛岸英也被一起关进了牢里。杨开慧牺牲后，经过努力，陈玉英和毛岸英被救了出来，回到了板仓。陈玉英带着毛岸英，还有毛岸青、毛岸龙两个弟弟，跟已经六十岁的向振熙住在一起。向振熙是毛岸英他们兄弟的外婆，她老公杨昌济，是教过毛泽东的老师。
过了好几个月，有风声传出来，说国民党那帮人打算捉拿陈玉英，原因是她帮了那些“匪属”的忙。大伙儿都劝她，赶紧离开杨家躲躲风头。可陈玉英心里挂念着家里的三个娃，死活不肯走。向振熙眼含热泪，劝她说：“开慧已经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闺女。我本来想着咱们能安安稳稳地一起过日子，没想到他们又要来抓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说啥也不能再失去第二个了！”
陈玉英走了以后，杨家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杨昌济老师留下来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家里只能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才能勉强过活。
毛泽民在上海管着共产党的出版事情，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跟组织说了，打算把毛岸英他们三兄弟接到上海来。但那时候出行真的太不方便了，光靠向振熙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走，那简直是难上加难。毛泽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有两个人特别靠谱，那就是杨开慧的亲哥嫂，杨开智和李崇德。
李崇德回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日子，真的是历历在目。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些经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李崇德开始细细回味。他想起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那些记忆，仿佛一部老电影，在脑海中缓缓播放。他记得自己曾经的奋斗和拼搏，那些汗水与泪水交织的日子。也记得那些温暖的瞬间，朋友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更难忘的是，那些让他成长的挫折和困难，它们让他变得更加坚韧和勇敢。李崇德深知，这些回忆是他宝贵的财富。它们陪伴着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也激励着他不断前行。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继续珍藏这些回忆，让它们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家里正忙活着过年呢，突然有个人悄悄摸进来，小声问：“李崇德在不在？”我点了点头，他立马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包递给我。我好奇地问他到底是哪位，从哪冒出来的？他摆摆手说：“别问了，这信经过好几个人手了。”说完，他就急急忙忙走了。我拆开纸包一看，里面是一封信。瞅瞅那笔迹，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是毛泽民写的。信里头让我们把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送到上海去，还写得清清楚楚，啥时候、去哪儿、怎么接头，都写得一清二楚。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商量了好久，一直到天亮。为了让孩子不落到国民党坏蛋手里，我们下定决心，照着党组织的安排做，要把三个孩子送到党组织那边去。我们还商量好，这个任务由我来负责送他们。
李崇德急匆匆跑到板仓，发现杨家过得挺不容易。为了弄清楚怎么走，还有怎么凑点钱，她特意跑到长沙，去找了杨昌济的老相识，那时候正当着明德中学校长的胡子靖先生，从他那儿借了50个大洋。
要是从长沙前往武汉，路上可能会碰到麻烦，所以他们打算直接去白水坐火车。可板仓距离白水有好几十里远，既没车又没船，这可咋去呀？这时候，邻居缪佩秋站了出来，主动说要帮忙，哪怕有风险也不怕，打算用他的那辆“鸡公车”（一种木头做的独轮车）送他们。就这样，他们一行人走了整整两天，才走完这段路。
为了保险起见，五个人商量好不用真名，都给自己起了个临时名字。毛岸英改成了杨永福，毛岸青呢，他后来工作了就一直沿用杨永寿这个名字，这也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是毛主席儿子的原因。毛岸龙则变成了杨永泰。他们管外婆向振熙叫奶奶，而李崇德，他们不叫舅妈，直接喊“妈妈”。
到了武汉后，我们在杨开慧以前搞革命时用来打掩护的一个店铺里买了张船票。坐上小江轮，那船慢悠悠的，要好几天才能到上海。这一路上，又下雨又下雪，冷得要命。李崇德回想起那段经历说：
我们呆在最低层的统舱里，自己带了睡具，找个角落铺开，就算是睡觉的地方了……孩子们冷得直往一块儿凑，但谁都没喊冷。为了不让反动军警和特务盯上，岸英（那时候才8岁多）和岸青（才6岁多）大部分时间都窝在被窝里，连说话都压着嗓子。最小的岸龙（才4岁多），一直躲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不哭也不闹。
一到上海，我就按照毛泽民信里说的接头方式，找了家旅馆住下。那天晚上，毛泽民和他老婆钱希钧就赶到了旅馆，咱们终于见上面了。
钱希钧回想起往事：那时候，我心里头有好多事儿想说说。记得啊，那时候的日子，真的是挺有感触的。钱希钧我，现在回想起那些经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挺快的，但也发生了不少事儿。有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些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实话，那时候的我，也是挺有拼劲的。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我总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见到彩虹。而那些经历过的磨难和挫折，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所以啊，每次回想起那些日子，我都会感慨万分。那时候的我，虽然年轻，但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而现在的我，依然会继续努力，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因为我知道，只有不断前行，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到旅店，子扑进泽民的怀里，眼泪汪汪地说：“叔叔，叔叔，我要找爸爸。妈妈被坏人害死了，我要找爸爸报仇！”岸青还小，不太明白咋回事，我把他拉到身边，摸了摸他的头，眼泪就不争气地掉下来了。泽民搂着岸英说：“乖孩子，别哭了，要坚强。你爸爸不在上海，他在很远的地方打坏人，他正在给妈妈报仇，给所有受苦的人报仇呢！”……后来，泽民又跟我们说，现在得好好学习，把身体锻炼好，长大了才能当红军。他还说：“你爸爸托人带话来了，让你在上海听话，好好照顾弟弟。”
第二天，毛泽民亲自把三兄弟带到了大同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创办者，是个被叫做“红色传教士”的董健吾。党组织让他办这个幼儿园，主要是为了让那些革命烈士留下的孩子有个地方待。一开始没钱，董健吾就回老家，把他家那几十亩祖传的地给卖了，换了五百多大洋。然后他又回到上海，找朋友帮忙，在戈登路（现在叫江宁路）找了间房子，幼儿园就这么开起来了。
毛岸英三兄弟来学校之前，学校里已经有了不少孩子。比如李立三家的两个闺女，还有彭湃烈士的一儿一女，杨殷烈士（他以前当过中央军委书记）的儿子，蔡和森的儿子，另外恽代英烈士的儿子也在这儿上学呢。
毛泽民瞅了瞅大同幼稚园的环境，感觉有两个大问题得解决：第一就是地方太小了，孩子们都得挤在屋子里玩；第二就是这地儿离租界巡捕房太近，要是真有啥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撤。
毛泽民提议把幼儿园换个地方。董健吾一听，觉得毛泽民说得挺在理，立马就找人帮忙找新地方。他通过各种门路，最后找到了环龙路324号，就是现在的南昌路那儿。这地方环境特别好，离法国公园也很近，现在叫复兴公园，孩子们可以在那里面尽情玩耍。
没多久，毛泽民和钱希钧夫妇就被调到香港去工作了，他们特地跑到公园去和毛岸英三兄弟见了个面，道了个别。毛泽民夫妇对三个孩子说：得用功读书，听老师教导，和小伙伴们好好相处。岸英年纪大些，得多照顾两个弟弟。钱希钧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后来，我们实在是舍不得，但还是分开了。岸英突然想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让我们帮他交给他爸爸。泽民就答应说：‘放心，我们一定找人把信送到你爸爸手里。’”
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兄弟，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坏事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首先，要说的是小弟弟毛岸龙遭遇了不幸，他在1931年7月时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毛岸龙才4岁大，他突然发起高烧，拉肚子拉个不停。幼儿园的保育头头陈凤仙，她后来改名叫秦怡君，还是“左联五烈士”里李求实同志的遗孀，看到这情况可急坏了，立马就抱着小岸龙跑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去看病。但不幸的是，毛岸龙得的是那种很厉害的“禁口痢”，啥也吃不进去，吃了就吐。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实在不行，幼儿园也没钱把小岸龙送到更好的医院去，结果小岸龙就在那天晚上没了。
之后，上海的党中央处境越来越糟，高层领导要么跑到莫斯科，要么去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就连幼稚园也开始面临威胁。有天，一个保育员出门后就没再回来，这事儿让董健吾觉得不对劲。他赶紧跟组织汇报，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得赶紧把大同幼稚园给关了。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有的爸妈来接，有的去亲戚家住，可毛岸英和毛岸青这俩兄弟，在上海一个亲人都没有。这可咋办呢？董健吾又去问组织。他那个单线联系的人，王子春，也叫欧阳新，给出个主意，说可以把毛岸英兄弟俩放到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家里养着。
起初，董健吾每个月会给家里20块生活费。但之后党中央离开了上海，董健吾也就不再做牧师了，他转到了地下工作，这样一来就没了收入。黄慧光家里原本就有4个孩子，再加上毛岸英兄弟俩，一家老小七口人，全靠着黄慧光一个人给人洗衣服、做纸花赚点微薄的钱。生活过得紧巴巴的，特别不容易。毛岸英兄弟俩作为被“寄养”的孩子，他们的处境，想想都知道有多难。
一连串倒霉事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毛岸青的脑袋被人给打伤了，结果就留下了残疾。关于动手的是谁，有两种不同的传闻。
一种说法是，小岸青有天在报纸上读到了他叔叔毛泽覃已经牺牲的事情，他特别生气，然后就找了根粉笔，在电线杆子上写了“帝国主义滚出去”这几个大字。结果，正好被巡逻的警察给撞见了。那警察二话不说，拿着警棍就冲了过来，把小岸青狠狠地打了一顿。小岸青被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还留下了残疾。
另一种说法是：毛岸英和他的弟弟在黄家暂住，但董健吾负担不起他们的生活费用，这让黄慧光特别不高兴。有回，黄慧光让毛岸青去生火，可岸青没把火生起来。黄慧光火了，拿起捅火的铁棍子就打了岸青的头。毛岸英回到家，一看弟弟鼻子里、耳朵里都在流血，气得不行。倔强的岸英，背起弟弟就离开了黄家，俩人在上海开始了流浪生活。
那时候，毛岸英也就十三四岁的光景，他弟弟毛岸青呢，比他小个一岁。按说这么大的孩子，本该在爸妈身边，安心上学，啥都不用操心。可他俩呢，却得在上海滩这地界儿，一个人生地不熟、啥人都有的地方，靠卖报纸、捡破烂、拉黄包车来养活自己！
1936年6月那会儿，冯雪峰从延安赶到上海，目的是找那些还活着的地下党员。他找到了董健吾，却发现董健吾过得挺惨，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还是冯雪峰掏了腰包，给董健吾解决了眼前的困难。
冯雪峰让手下的人去找毛岸英两兄弟，结果在城隍庙碰见了两个长相、岁数都差不多的小孩。一问之下，得知他们是湖南人，接着又仔细问了问他们的过往，这才大致确定他们就是毛岸英两兄弟。
没过多久，张学良悄悄地跑到上海，跟李杜将军碰了头。李杜这家伙，以前是张学良的手下，他给张学良出了个主意，说让自己去苏联跑一趟，把那边流浪的原东北军将士们都叫回来，一块儿回东北打游击。张学良一听，立马就点头答应了。
张学良又跟董健吾碰了头。董健吾因为老往西安跑腿送信，还用过“王牧师”这个假名给陕北送过东西，所以跟张学良挺熟的，张学良也挺看重他。这回，董健吾借着机会跟张学良说，李杜要去苏联，不如顺道把三个小孩也带过去。这三个小孩，头一个是毛岸英，第二个是毛岸青，第三个嘛，就是董健吾自家的儿子董寿祺。
张学良帮了忙后，李杜带上手下还有三个小孩，总共9个人，坐船去法国。可没想到，他们的行动被日本特工给发现了，日本那边立马向苏联抱怨。苏联不想和日本结仇，所以就不给李杜他们发签证，只让毛岸英两兄弟进了苏联。
他们在巴黎待了整整4个月时间。到了1937年年初，康生自个儿跑到法国去，直接从苏联在法国的领事馆把毛岸英两兄弟给接回来了。
上海那段不容易的日子，他们一直记在心里。对于那些帮过他们的人，他们心怀感激，从没忘记。新中国刚建立那会儿，毛岸青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写了封信。信里头他说：“在上海那段危险的日子里，我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多亏了董伯伯和你们一家人的照顾，我和岸英一直记在心里，特别感激。”
从毛岸青写的信里头看，可能打伤他的，是第一种情况——会不会是租界的巡警干的？
真挺让人难过的，毛岸青因为头部受伤后得了癫痫，一直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现在要说清楚他这伤是怎么来的，可真是不容易了。除了毛岸青自己，唯一知道内情又还活着的，就只有毛主席那个健康的大儿子毛岸英了。但不幸的是，1950年毛岸英非要参加抗美援朝，跟着第一批志愿军就去了朝鲜，结果在11月25日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8岁。
我琢磨着，毛岸英肯定跟他老爹说过他弟弟受伤的事儿。按照毛主席那宽宏大量的性格，他肯定不会去翻那些老账。
可能还有一个知情者，那就是康生。他亲自跑到法国，把毛岸英兄弟接到了莫斯科。不过，考虑到康生的地位，他嘴巴紧得很，肯定不会随便往外说。
李立三的俄罗斯老婆李莎说起以前住在“留克斯”公寓的日子，有回李立三从康生那儿带回两个小男孩，大的叫谢廖沙，小的叫柯里亚。他俩刚看完马戏，兴奋得不得了，在李莎家又翻又滚还乱跳。到了吃饭时间，小的那个不小心把热汤洒了一身，李莎慌忙拿了植物油给他擦肚子，生怕他被烫到。后来她才晓得，这俩孩子其实叫毛岸英和毛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呢。
从李莎说起的事情里，咱们能琢磨出这么几点：首先，康生连自家孩子的真名都瞒着李莎，更别提跟“犯过错”的李立三透露啥秘密了；其次，毛岸英和他兄弟俩，那叫一个活泼，整天动个不停；还有啊，毛岸青要是玩得太疯，太兴奋了，可能会有点行动不便。
最后再简单说说毛主席的伴侣贺子珍。贺子珍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虽然活了下来，但她多次负伤，体内留下了十多块弹片，每天都被这些伤痛困扰。这也是她性格比较急躁的一个原因。
贺子珍和毛主席一共有六个孩子，但其中只有李敏顺利长大。其他五个孩子，有的很小就离世了，有的则不知去向。这真的是一种很大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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