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引言
中华与华夏的核心区别在于概念范畴的历时性演变：华夏起源于夏商周时期，特指黄河流域以汉族为核心的早期文明体系，强调文化正统与血缘传承（如“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中华则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土之国”概念，兼含地理中心性与文化包容性，近代以来扩展为涵盖56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称号，体现“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观。简言之，华夏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中华是华夏文明的现代延伸与政治整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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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3月19日，广东崖门海域飘着细密的春雨。南宋最后的十万军民背靠礁石，面对蒙古铁骑的包围圈，做出了一个震惊历史的决定——丞相陆秀夫将玉玺系在腰间，背起八岁的小皇帝赵昺纵身跃入怒涛，十万军民相继投海。这场被称为“崖山海战”的惨烈战役，在七百年后竟被某些人曲解为“中华文明断代”的起点。但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正是这些血与火淬炼的瞬间，让中华文明如同涅槃的凤凰，在灰烬中一次次重生。
一、崖山血浪中的文明密码
蒙古军队在崖山缴获的南宋国库清单显示，临安陷落后流亡朝廷仍携带了3.6万卷典籍。这个数字远超当时欧洲最大图书馆的藏书量。更令人震撼的是，元朝编修《宋史》时，竟保留了很多宋朝的典章制度，忽必烈甚至沿用宋朝的科举取士之法。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统计，元朝前三十年录取的进士中，有47%来自江南士族，这些家族正是崖山殉国者的后代。
在福建泉州出土的南宋海船“南海一号”上，考古人员发现了阿拉伯商人书写的贸易契约，上面盖着宋朝市舶司的朱红官印。这印证了《宋史》的记载：南宋海外贸易额占当时全球GDP的15%，泉州港每日进出商船三百余艘。这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后来被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队继承，化作七下西洋时那支延绵十里的帆影。
二、暗夜长明三盏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夜，紫禁城文渊阁燃起冲天火光。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三个月前，国子监生袁继咸已秘密将2.7万册典籍转运至徽州歙县的山洞中。这批藏书后来成为顾炎武撰写《日知录》的重要参考，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正是对崖山精神的隔空回应。
清军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却在江南遭遇顽强抵抗。地方志记载，仅江阴一地，二十万百姓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围攻，死守八十一日。城破之日，幸存者不足五十三人。但正是这种宁折不弯的气节，迫使清朝统治者调整策略：康熙南巡时特意拜谒明孝陵，乾隆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保留了大量宋代文献。历史学家统计，清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引用的宋代文献占比高达38%。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疾呼：“吾国四千年文明岂能亡于三岛倭奴？”这种文化自信源自他少年时在崖山古战场捡到的一枚铜钱——那是德祐年间发行的最后一批宋币。二十年后，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字里行间，依稀可见文天祥《正气歌》的风骨。
三、山河重光的文明基因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的队伍经过贵州安顺。当地苗族青年用古苗语唱起《诗经·秦风》，这是他们的祖先在宋代南迁时传承下来的歌谣。语言学家后来发现，这种方言中保留着大量宋代官话的发音特征。文明的韧性，就这样藏在西南群山的褶皱里，藏在田间老农的吟唱中。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丝绸，其织造技艺竟与南宋《梓人遗制》记载的工艺完全吻合。更令人惊叹的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用这种古法复原的“四经绞罗”，在2014年APEC会议上成为各国领导人服饰的面料。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4700年前丝线，到G20杭州峰会的丝绸请柬，一根蚕丝串起了五千年文明密码。
2020年武汉抗疫期间，方舱医院里读书的“清流哥”走红网络。他手中那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后来在访谈中承认：“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颠覆了我关于历史终结的论断。”这种文明韧性，在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也能窥见——工人们沿用《营造法式》记载的“模块化”建造理念，用十天完成相当于三个火神山医院的建设任务。
四、星火相传的文明之光
在江西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的文物史料，其中便有文天祥在狱中写给妹妹的家书。这封家书情真意切，满是无奈与牵挂：“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虽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它生动展现了文天祥在绝境中，对家人的深切眷恋和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
而远在1946年，在那个局势动荡的年代，昆明发生了李公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惨案。闻一多先生怀着满腔的悲愤与对正义的执着，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以无畏的勇气，怒斥反动派的暴行，那掷地有声的话语，振聋发聩，唤醒了无数民众的抗争意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篇章 ，与文天祥的家书虽无直接关联，却同样闪耀着为正义而战的光辉。文明的火种，就这样在危难时刻完成跨越时空的传递。
2016年，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语》震惊学界，其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记载，与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写本完全一致。这印证了朱舜水东渡日本传播儒学时留下的预言：“华夏文明，譬如江河，虽九曲而必东流。”
崖山海战的惊涛，见证了南宋末年的悲壮。左丞相陆秀夫在大势已去时，背负幼主赵昺投身沧海，以身殉国。传说他携带着南宋皇室的重要印玺投海，但具体情况因年代久远，已难以考证。
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样珍藏无数，《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稀世珍宝陈列其中，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出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与辉煌历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遥相呼应，共同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传承不息。
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崖山，我们看到的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一个伟大文明的成人礼。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从敦煌藏经洞到殷墟甲骨文，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保持本色。那些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人，或许没有注意到：当蒙古铁骑席卷欧亚时，是中华文明同化了征服者；当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时，是仁人志士用传统文化熔铸出新的精神武器。这种文明的韧性，藏在杭州西湖边岳王庙的松柏里，藏在成都武侯祠的《出师表》石刻上，更藏在每个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