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轻时，总会遇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异性。在当时的心里，都是那么地确信，对方就是自己这一生最终的伴侣。
但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们的人生轨迹会渐行渐远，最终只不过成了彼此的曾经。
虽然，很多年后再回首，你已经明白，那个人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但无论如何，他或者她，都曾在你心里留下过太深的痕迹。
那么，你们是如何从矢志不渝到分道扬镳的呢？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或许，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老家在湖南的山里，我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个小三岁的妹妹。
从小，我就是父母的手心宝。七十年代的农村，像我父母这样只生两个孩子的家庭还比较少。但我父亲一直认为，集中精力才能办好事，只希望能把两个孩子都送出农门。
所以，从我开始上学起，唯一的任务就是搞好学习，父母从来不会叫我干家里的农活，就是放农忙假的时候，也顶多安排我在家里煮煮饭辅导一下妹妹的功课。
而我也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从一年级开始到初中毕业，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的水平。88年的夏天，15岁的我考上了地区卫校。
地区卫校虽然只是中专，却也是那年代的农村学生的成才捷径。那时候，还不是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填报中专，首先就得通过学校筛选。
我们那一届考上了三个中专生，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考上了地区的商校，另外一个则考上了师范。
其实在当时，我们考取的这三所中专里，卫校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最吃香的当属商校，毕业后就能进供销系统，那可相当于农村人的“衣食父母”。
师范毕业出来当老师，当时老师的地位正在提高，也是很受学生们追捧。
相比之下，卫校出来都是回当地的卫生院，那年代的农村卫生院基本都处于荒芜状态，虽然是救死扶伤的医生，社会地位不错，但待遇却很差。
因为我父亲就是村上的赤脚医生，我从小就对这个职业非常神往，中考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填了卫校，以我的成绩，自然就不出意外被录取了。
我考上了中专，那就吃上了国家粮，这不仅对我们家是一件大事，甚至对全队乡亲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转户口后，责任田就要收回去，也间接增加了大家的资源。
于是，生产队还凑分子来我家道贺，一百块钱礼金在当地还轰动了一小下。
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也就是开学后我才知道，地区商校和卫校竟然是隔壁，中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街道而已。
对我这样刚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说，城市虽然更繁华，却也有了更多的思家之情，总希望能有个熟人一起说说家乡话。
于是，我很快就联系到了在商校读书的初中同学春梅，她见到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虽然还是在自己地区，离乡下老家却有一百多公里，也只有学期结束才回家见到熟人。如今能够和初中的同学随时见面，两颗心自然就慢慢靠近了。
三年的中专学习，我们恋爱了，春梅成了我的女朋友。在毕业前的那个寒假，我们甚至去了对方的家里，正式拜见了双方的父母。
两家的大人对我们的交往也相当满意，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又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完全是天作之合啊，只等毕业后正式工作了就订婚。
可事情的变化完全令我措手不及。
毕业之前，我一直坚信自己会分到我们老家的卫生院，如果运气好点，凭我的成绩，还有可能进区里的中心医院。
可现实硬是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结果出来了，我被分配到一个叫司徒乡的卫生院。
虽然也是乡卫生院，可司徒乡离我家还有八十几公里，甚至只有一条简易的公路通到临县，完全就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一个乡。
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很清楚这个偏远是什么概念。
举个例子，司徒乡的人一年到头基本不会去我们县城，平常赶集都是去临县，因为全乡唯一的公路就通往临县，隔临县的县城也不到二十公里。
而这里的人要去我们自己县城也有两条路，一是步行翻过一座七八百米的高山，走十几里山路再坐车。
二是坐车去临县，然后绕道隔壁的地区才有班车到我们地区，最后在地区坐车到县里。
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乡卫生院能有什么前途？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立即就像掉进冰窖，尽管是三伏天，却也没有一点即将参加工作拿工资的喜悦。
我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春梅就来找我了，主要就是核实我的分配情况。
春梅告诉我，她分在镇上的供销社，下周就能上班。今天来就是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司徒乡。
我只能没好气地沮丧地点了点头，根本说不出半句话，甚至在心里，也没有半点恋人分到好单位的喜悦。
春梅心事沉沉地走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临走前还是和我说了一句：要不找找熟人吧，千万别去司徒乡了，那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去了就出不来了。
听到她这番话的时候，我也确实心头一亮，但随即就一片黯然。我们家的亲戚我心里都有底，都是种地的农民，谁有这么大神通帮到我？
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老老实实去司徒乡卫生院上班，二是直接拒绝报到，那就算是自谋生路，没上岗就下岗了。
时间已经到了90年代，也确实有一些人主动砸掉自己铁饭碗的先例。
但我没有那份决心，主要还真是家里条件的限制，还有个妹妹要上学，父母需要我这个长子早点分担一些肩上的责任。
春梅上班那天，作为男友我自然陪同她去了区里的供销社报到，陪着她办好手续，竟然直接被安排在办公室。
我对春梅的羡慕更多了，只是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春梅的好运，其实是有人在暗中做了安排。
我的报到日期还有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去了供销社，但我清楚地感知到，春梅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一样，却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劲。
直到我的报到限期前两天，春梅和我摊牌了：要不就找关系避免去司徒乡，就算分到我们自己乡卫生院也行，要不我们就分手。
这个选择题其实并不难作答，因为第一个选项根本就不存在。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三年的春梅，就这么离我而去。
我毕竟还是去了司徒乡上班。
全县第一偏远卫生院的大名果然名不虚传，全院就三个人，除了我之外，一个老院长是医生，还有一个大婶负责药房兼职护士。
院长和大婶都是本地人，我这个外来人就成了卫生院的唯一住客。
每天下班后，整个卫生院基本就是一片死寂，想要找个人说话，还得下了那个小山坡去到乡镇府。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尤其是中秋节回了一次家，听说春梅已经订婚了，对象就是供销社主任的儿子。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春梅一上班就没有去当售货员，而是安排在办公室，原来，人家主任看得远比我们要长远啊。
我回到了司徒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想，这辈子或许就真的只能留在这个山窝窝里了。
人到了退无可退、山穷水尽的地步时，心理就会发生一些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变化。
就像我一样，既然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那就让自己尽量过得舒服一点吧。
作为卫生院的第一个科班医生，我开始尝试主动热情地接待每一个来看病的乡亲。
甚至还向院长建议，我们就这三个人马，占着这么大一个院子多浪费，不如和乡领导申请，用这个大院子置换乡镇府在公路旁的那几间平房。
院长是个老好人，对我这个毛头小伙一点也没有什么打压的想法。
很快，乡里的书记也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卫生院也搬到了大路旁边，人们要看病，再也不需要爬个小坡，慢慢地，病人也多了一些。
这些细微的改变，慢慢也让乡亲们改变了对卫生院的看法。
以前，大家有什么稍微大一点的病，第一想到的就是去临县的县城，可作为外县人，难免会受点白眼。
如今自己乡里的医生服务态度好了，医术也比之前高，渐渐地，我这个年轻医生在司徒乡也有了点名气，连书记乡长见到我都客气地叫声小黄医生。
一转眼过了五年，我就在司徒乡度过了最艰难的五年。
这五年来，卫生院从一穷二白到至少像个医院，几乎全是我的功劳。老院长自己就经常对书记说：我们一定要把小黄医生留住，不能亏待了他。
到司徒乡的第二年底，我也有了女朋友，她叫陈莹，是刚分配来的计生主任。因为和卫生院打交道的机会多，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在我们确立关系前，我对陈莹的家庭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隔壁市的人（那几年我们附近几个地区陆续地改市）。
时间来到了95年的撤区并乡，对我们县其它乡镇来说，无非就是临近的几个乡镇凑到一起过日子。
但对司徒乡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省里考虑到了司徒乡的实际地形，以及这么多年来人们实际的生活习惯，把司徒乡从我们县划给了临县。
这也就意味着，司徒乡从最偏远的乡摇身一变，立即就成了紧挨着新县城的中心乡镇。
其实，和陈莹恋爱期间，我的人生就开始起了变化。
就见识来说，陈莹比我不知道高出几个层次，一直督促我不要偷懒，坚持自学参加自考，一定要拿到大专文凭，将来有机会还可以去深造。
虽然我对所谓的“深造”完全不抱希望，但禁不住有阿莹红袖添香，也就老老实实参加了自考。
到司徒乡正式合并到新县时，我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还琢磨着搞个专升本呢。
陈莹这时候却要拉着我去见她父母，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家人，进屋后才知道，陈莹的父亲竟然是市里靠前的领导。
之后的几年里，我先是脱产去了省里的医学院培训，然后在省城医院进修一年，之后就回到县医院。
我和阿莹结婚了，两年后也调回县里。
再后来，我成了主治医师的那年就调到了市医院，而阿莹也成了市直局的干部。
如今，我们夫妻一直生活在市区，都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唯一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出国留学。
这些年的交通日益发达，昔日的司徒乡、如今的司徒镇与我们老家之间也有了高速公路，回我老家的时间基本就在一个小时内。
回老家的机会多了，对家乡的变化感受颇深，自然也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那些遭遇来。
只是自从分手之后，我和春梅就没有再见过面，关于她的消息，只是偶尔听到父母说起过一些零星。
供销社的发展过程，现在50岁上下的人都了解，从95年开始就急剧衰落，到2000年就几乎消失不见了，而下岗之后，春梅就离婚了。
我不知道，春梅是否知道我这些年来的发展，但我相信，都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们，她心中应该只有羡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