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博士11天捐精5次猝死，父亲带30斤“证据”索赔400万，怎么判

这是一个发生在2011年的真实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事件的主角是一名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医学博士的郑刚（化名），他在参加单位组织的捐精活动时，因心脏骤停而猝死。他的父亲郑某为了追究责任，带着30斤的医疗资料和证据，向捐精机构和相关医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400万元。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最终法院判决捐精机构向郑某赔偿19万元。

郑刚是一名来自湖北鄂州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很聪明刻苦，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校期间曾获得过国家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等荣誉，还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他的导师和同学都对他十分敬佩和喜爱，认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医学人才。

郑刚在读博期间，同时也在医院进行规培（规范化培训），担任心内科住院医师。由于他家庭条件不好，父亲是个体户，母亲是农民工，弟弟还在上大学，所以他经常为生活费和学费发愁。他每月只能拿到1000多元的补贴，还要承担高额的房租和水电费。他为了节省开支，经常吃方便面和泡面，身体也很瘦弱。

2011年2月初，郑刚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次捐精活动，号召男性员工为不孕不育患者提供帮助，并承诺每次捐精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贴。郑刚听说后，觉得这是一个既能帮助别人又能解决自己经济困难的好机会，于是报名参加了捐精。

2月4日，郑刚第一次去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进行捐精。在签署了《捐精知情同意书》后，他进入了取精室，并顺利完成了捐精。当天下午，他还去医院上班，并没有出现异常。

2月7日，郑刚第二次去捐精。这次他感觉有些不适，出现了头晕、心慌等症状。他以为是自己身体不适应或者累了，就没有在意。

2月9日，郑刚第三次去捐精。这次他感觉更加难受，出现了胸闷、气促等症状。他担心自己有什么毛病，就去医院做了一次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电图有轻微的异常，但不是很严重。他以为是自己过度劳累，就没有告诉任何人。

2月11日，郑刚第四次去捐精。这次他感觉更加不对劲，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吃坏了东西，就没有多想。

2月12日，郑刚第五次去捐精。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从取精室走出来。当工作人员发现他久久没有出来，打开房门进去时，发现他已经瘫倒在地，陷入了昏迷。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并对他进行了急救。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经过抢救无效，郑刚被宣布死亡。死因是心脏骤停。

郑刚的死讯传到了他的家乡和学校，引起了轰动。他的父亲郑某得知儿子的死因后，十分悲痛和愤怒。他认为儿子的死是捐精机构和相关医院的过错，他们没有对儿子进行充分的体检和健康指导，也没有告知儿子捐精的风险和注意事项，更没有限制儿子在短时间内多次捐精。他认为儿子是被捐精机构和相关医院逼死的。

郑某决定为儿子讨回公道，于是开始收集各种证据和资料，包括儿子的学习成绩、奖学金证明、科研论文、医学资格证书、规培合同、工作证明、收入证明、房租发票、水电费发票、生活费发票、银行流水单、捐精协议书、捐精记录单、心电图报告单、死亡证明书等等。这些证据和资料一共有30斤重，装满了两个大袋子。

郑某带着这些证据和资料，向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400万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郑刚已经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郑刚已经签订了《捐精知情同意书》，表明他已经知晓并同意捐精的相关事项和风险，并且没有被强迫或诱骗捐精。因此，郑刚猝死的责任需要三方共同承担。

法院认为，湖北省人类精子库作为捐精机构，在采集精液前未对供精者进行充分的体检和健康指导，也未告知供精者在短时间内多次捐精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且未限制供精者在规定时间内的捐精次数，存在过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作为郑刚的工作单位和规培单位，在未对郑刚进行体检的情况下，安排其参加捐精活动，并给予其经济补贴，存在过错；

郑刚作为供精者，在未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捐精的风险的情况下，主动报名参加捐精活动，并在短时间内多次捐精，导致身体超负荷，存在过错。

法院根据三方的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判决湖北省人类精子库承担40%的责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承担30%的责任，郑刚本人承担30%的责任。法院综合考虑郑刚的年龄、学历、收入、家庭状况等因素，确定其死亡赔偿金为47.5万元，丧葬费为2万元，精神抚慰金为10万元，误工费为5万元，交通费为5000元。法院最终判决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向郑某赔偿19万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向郑某赔偿14.25万元。

这是一审法院于2012年4月作出的判决。郑某对此不服，认为两被告的责任比例应该更高，赔偿金额也应该更多。他提出了上诉。

二审法院于2012年9月审理了此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三方的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没有明确的依据和标准，存在主观臆断。二审法院认为，湖北省人类精子库作为专业的捐精机构，在采集精液前应当对供精者进行全面的体检和健康指导，并告知供精者捐精的风险和注意事项，并且应当限制供精者在规定时间内的捐精次数。湖北省人类精子库未能履行这些义务，是导致郑刚猝死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作为郑刚的工作单位和规培单位，在未对郑刚进行体检的情况下，安排其参加捐精活动，并给予其经济补贴，是诱导郑刚捐精的间接原因，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郑刚作为供精者，在未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捐精的风险的情况下，主动报名参加捐精活动，并在短时间内多次捐精，是加重自己身体负担的内在原因，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二审法院根据三方的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判决湖北省人类精子库承担60%的责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承担20%的责任，郑刚本人承担20%的责任。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的确定不变。二审法院最终判决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向郑某赔偿38万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向郑某赔偿9.5万元。

这是二审法院于2012年9月作出的判决。郑某对此仍然不服，认为两被告的责任比例仍然太低，赔偿金额仍然太少。他再次提出了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受理了此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法院对三方的过错程度和责任比例有明确的依据和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的确定也合理适当，没有超出法定范围和社会公认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法院的判决没有错误，没有必要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驳回了郑某的上诉，维持了二审法院的判决。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作出的终审判决。这一判决结束了郑某为儿子讨回公道的漫长而艰辛的司法之路。郑某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结果，但也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并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够引起社会对捐精活动的关注和规范，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