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榜口述 岳一中、蔡世英整理
我表弟白玉臣给孙传芳当管账先生有年，凡经他手管的财务特别清楚,从无出过差错,所以很得孙传芳的信赖。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我在天津住闲，想谋事由，十月间我表弟来信叫我去大连,给孙传芳管理家务。我接到信后,立刻从天津乘火车奔赴大连。从此我在孙传芳家里呆了七年多的时间,为他家管理家务事,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才离开他家。
我刚到大连时，表弟跟我说，孙传芳到大连来说是为了避难，实际是想投靠日本人,以图东山再起。
还说一九二八年六月，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时，孙传芳正率部退缩在冀东滦河一带，后来阎锡山派人来收编他，他才跑到沈阳，寄篱在张学良的门下;并与张学良换帖,成了磕头弟兄。
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张学良为报杀父之仇,在督署府老虎厅命高纪毅把杨雨霆和常荫槐开枪打死，而后又於凌晨打电话叫孙传芳去。孙传芳到后,张学良拿出杨雨霆和常荫槐写给日本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商议谋杀张作霖的。杨雨霆本来与张作霖是磕头弟兄，张学良称其为伯父，张作霖死后，杨雨霆常在张学良面前以长辈自居，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张学良早有除掉杨雨霆之心，所以张学良一拿到这封信，以此为证据，便把杨雨霆和常荫槐给处决了。孙传芳看了这封信，又见到杨、常已被张学良处死，便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从此对张学良起了戒备之心。
这个时候常荫槐是北宁铁路局局长，杨雨霆是张学良的参谋长，孙传芳平素与杨雨霆交往密切，思想一致，力主张学良反蒋，因此孙传芳怕张学良怀疑他与杨雨霆另有密谋，招致祸端，便很快离开沈阳，迁居大连。以上就是孙传芳由沈阳迁居大连的根本原因。
孙传芳在大连买了两幢楼房，一幢在南山大黑汀;这一所花了二十多万块大洋，他的大太太就住在这儿，我到大连后就在这儿给他管理家务。另一处花了四十八万块大洋，因年代久远想不起地址名称了。这所房子建造华丽，铺陈构置格外讲究，归他二太太住。
孙传芳的大太太姓张，山东省人，早年孙传芳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在济南与她结婚。大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孙嘉震，二儿子叫孙嘉均。孙嘉震是我到大连后才结婚的，当时他才十九岁，媳妇是天津八大家之一正德店黄掌柜的二小姐。结婚时双方气魄都很大，黄家在天津包了一节车厢，在老龙头车站(今东站)上车，一直送到大连，陪嫁的东西很多，也十分讲究。孙家办喜事更是排场阔气,象阎锡山这样的人专门派人去贺喜，至於卢秀亭、王成宾这些人以及当时大连的显赫要员登堂贺喜的人更是数不清了。孙的二太太是湖北省人，姓姚，生了一个儿子叫孙嘉玉，另外还生了两个女儿。
孙传芳在大连时，主要与他来往密切的人有张宗昌时的国务总理潘复,大连的地方长官和日本人,以及他留日时的同学故旧等。他住到大连后仍然与张学良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继续在书信中劝说张学良投靠日本人,反对蒋介石,固守东北三省。但张学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反而助蒋,致使孙传芳感到压力很大。劝说张学良投靠日本人，并企图依靠张学良东山再起的美梦破灭以后，於是便决定离开大连，搬迁到天津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孙传芳感到不好再在大连长期居住下去,便於一九三二年春天,携带全家乘座轮船迁居天津，我亦随同前来。当时孙认为坐轮船安全，坐火车不保险，怕路上发生意外事故。孙在来津以前，早就托人买好了房子，公馆设在英租界二十号路(即现在的XX)。孙自己常说搬到天津来主要是故旧部下多在天津，在这儿办什么事都方便，会对他有利。但是他到天津后对蒋介石始终存有戒心，整天提心吊胆，怀着惧怕的心情，因此在天津开始采取了深居简出的办法，不愿在公开的场合下露面。不过有时也去看电影，但极少去看戏。原因有两怕:一怕时间长，耗消精力;二怕人多眼杂，自卫难防。其实后一怕是主要的。
孙传芳来天津后，冯玉祥曾来看望过他一次。据孙自己说:他在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帅时,因实力较强,在军阀中有一定威望,对1924--1925年的直奉战争,曾亲自出面调解过，劝他们停止打仗。那时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派去的代表叫张梅声，双方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很快便停火。
冯这次来天津看他,一再表示钦佩。孙也热情地招待冯玉祥。饭后冯玉祥提出要和孙合影留念，说:“联帅，咱们合影留念好吗?”孙愉快地笑着回答:“好，好。”孙答应后见冯玉祥上身穿着一件短布褂子，而自己却是绸缎衣裳，觉得和冯一起去照像，不太合适。於是便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快去在勤杂人员中给我找个布褂子来。孙身高一米七,借比他高的挑不起来,比他矮的穿上不合适,我找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一件，孙穿好后,便和冯玉祥坐上汽车到东马路一家照像馆去照相，孙与冯玉祥的这张照片，他十分珍惜，在他被刺以前，一直在三楼的书房里挂着。
孙的书房非常讲究，里面挂有唐伯虎、郑板桥的真迹字画和摆着王羲之的墨迹象牙雕刻。但留给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另一件东西。孙传芳当五省联帅，有一个时期住在上海，名扬海内外，不少人为他捧场喝彩。当时章太炎曾为孙传芳写过一篇赞词。大意是赞扬孙年轻有为，三十多岁就当了联帅，堪称当世英雄。孙传芳对章太炎给他写的这篇赞词，甚为满意，便刻在一块高四尺半、宽二尺半的铜牌上，悬挂在书房的正中，视为珍宝。
此外，孙达芳在脾气禀性乃至生活方面留给我的印象，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孙传芳比较平易近人，常和勤杂人员坐在一起谈身世，叙家常。因此，对于他的家庭身世和早年出逃当兵的一些概况，他手下的人都知道一些。
孙传芳原籍是山东省泰安府,家庭贫穷。他十五岁那年，为了谋生，托人介绍到济南府一家茶馆里做杂工干零活,每天就是拉风箱、烧水、扫地、给客人沏茶斟水。
一天,他在倒水时不慎,将一把磁壶掉在地上摔碎了。掌柜的一看很生气，瞪着眼睛说:“你怎么不小心点!”孙因胆小,怕到晚上挨打,便趁掌柜的不在时，就溜出茶馆逃走了。到了晚上，无处可去，流落街头，心想到哪儿去呢?回家吧，不行，到家后生活还是没办法。回茶馆吧，这一天没干活，掌柜的就更火啦，这一关也不好过。思来想去，于是便下了决心，跑到保定找他姐姐。
他姐夫姓王，外号叫王胖子，当时是袁世凯部下军法处长。孙到后便给他补了个兵额，在生活上才总算有了出路。后来在保定上了军官学校，三年毕业后，又被保送到日本的士官学校去读书。毕业回国后，在二十七岁那年当上营长，后逐步升到师长。带领十二师援闽时，把王勇打跑了，他又升任福建督军。在长江流域连战几年，胜多败少，到三十七岁时便升任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帅。
二、喜欢读书、写字。他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平时主要是阅读二十四史、三国志等。字写的也不错。
三、生活上比较有规律，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他说他打太极拳是在南京时跟武术队长武会川学的，武会川是北京武术家杨禄潭的学生。从那时起，从未间断过。在饮食上他喜欢吃鱼虾，但也吃肉，相对而言吃肉少些。他喜欢吃大饼、火烧、不喜欢吃馒头、米饭。他爱喝酒、不抽烟，几乎每顿饭都喝酒，喜欢喝白兰地，但不过量，平时多在一两半左右，最多时不过二两。有时为了应酬来客，偶尔也抽一支烟，他说他那只是逢场作戏。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讨华北停战问题，曾几次电请孙传芳去庐山参加会议，孙终因怕蒋介石对他下毒手而不敢前往。是年靳云鹏出面联合孙传芳，经与天津绅商李颂臣说妥将东南角的清修禅院(原李氏家祠）改为天津“佛教居士林”，并由靳当林长，孙当副林长。后来教徒发展到三四千人之多。
一九三四年春天，孙的大太太张氏，不幸因病死在北京，灵柩用火车运回天津后，灵堂设在天津国民饭店的大厅里。当报丧的帖子送出去以后，各界人士送挽联挽帐的很多,大约收了挽帐二三百块,送祭席的人也不少。像蒋介石、张学良、宋哲元，于学忠等这些人都送了挽帐。蒋介石的挽帐送到的时间最晚,送到时灵堂早已布置好了,正中是挂的张学良的挽帐,上面用自缎子写着“瑶池添坐”四个字。
在开吊的头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联帅，帐子都挂好了，现在南京蒋先生也派人送来挽帐，挂在什么位置好?”孙传芳听了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那就动一动吧，把少帅(指张学良)的帐子往后挪一挪，还是把蒋的挂在首位好。”蒋介石送来的挽帐是一块黑色绸子，上面用白纸写着四个大字:“驾返瑶池”，下署蒋中正挽。所送的祭席，也都十分讲究，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帅送的那一桌面人席，是请天津泥人张家捏的面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价值一二百大洋，摆在了首位，吊者均赞不绝口。
泥人张作品
开吊期间，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难以数计。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第一天就去了。吊唁后孙传芳在招待大厅里陪同于学忠谈话，我亲耳听到于学忠说:“馨远若欲出山，我可让出走开。”其言外之意，是怕孙传芳东山再起，造成局势混乱。孙传芳听了赶忙解释说:“孝候公差矣，千万勿听谣传，馨远此番绝没有这个意思，唯愿做个虔诚的佛门弟子以度晚年……。”当然孙传芳的这些话在当时是难以使于学忠置信的。实际孙传芳也并非想真的长期隐居下来，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
一九三五年孙传芳被刺以前，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一是孙传芳有个姐姐跟着他生活，孙传芳很尊敬她，可是他的二太太却与他姐姐关系不好，经常吵闹，其姐常常背地里落泪，孙传芳知道后则安慰其姐姐说:“姐姐不用难过，我私下还有七万七千块大洋，这是太太不知道的，还不够咱姐俩花的吗?”另一件是孙传芳比较迷信，早些年曾请过算命先生为他算挂，说他的寿限只能活到五十岁，他便信以为真。孙传芳平时很爱写字，文房四宝常常摆在桌子上，在他被刺的前一天，他曾写了两句话:“自料寿数不过五(十)，不料五十又加一。”放在桌子上。他还和别人解释说:“这两句话，一是对算命先生的否定;二是对自己过了五十大关的高兴。”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午饭后仍未停止，孙的二太太说:“馨远，今天下雨，恐怕不会有人去居士林听讲经，你也不要去了，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孙传芳说:“不行，我和靳云鹏有约会，有些事情要商量，我得去。”过了一会儿孙传芳便叫司机送他到居士林去。因为下雨靳云鹏没去，听讲的人也不多。
这天施剑翘,她原以为天下雨孙传芳不会去的,所以她也没有带枪去。结果去了一看，孙传芳正坐在前边木栅栏内的一把藤椅上听讲，施剑翘又见去的人不多，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便急急忙忙的从佛堂里溜出来,雇了一辆人力车,拉他回到家中,拿出勃郎宁手枪,顶上子弹，又坐上人力车立刻返回居士林。
她坐在孙传芳的背后，孙正聚精会神的听讲，也没有对她注意，过了一会儿施剑翘便悄悄地把手枪从衣袋里取出，对准孙传芳的后胸，叭的打了一枪，孙虽没死，却一头栽倒地上，施剑翘纵身跃起，跳过栅栏，毫不迟疑地将手枪对准孙的后脑勺，紧跟着又是一枪，孙传芳当即死亡。枪声一响，又见孙传芳被打死，听讲的人顿时乱作一团，施剑翘便趁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传单散发出去，并高声大喊:“诸位莫怕，我姓施，名剑翘，乃是为报杀父之仇，今已将孙传芳打死，抵偿了血债，目的已达，我不会逃走，我要去自首投案……。”
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奉张宗昌之命，截击孙传芳北上，不料他乘坐的铁甲车行至枣庄附近，铁路已被孙部代前敌司令师长卢香学扒毁，不能前进而被抓住，卢即将施从滨枭首示众，并将施的人头在铁甲车上挂了三天，施剑翘把这笔杀父之仇的血债就记在了孙传芳的身上，从此产生了报杀父之仇的决心。
这次施剑翘从太原潜伏到天津，并没有急着下手，先是摸清了孙传芳各方面的情况，而后又做了比较细致的准备，第一次她得知孙传芳的小女儿在耀华学校读书，施也把自己年岁不大的女儿和儿子送进耀华学校读书，通过接送孩子摸清了孙传芳汽车的号码，以便得手时可在路上或乘孙传芳上下车的机会开枪射击。第二申请加入佛教居士林，准时去听讲经，即可认准孙传芳其人伺机行动。在此期间南京方面蒋介石也准备暗杀孙传芳，委派已下野的天津市长何其巩与蓝衣社成员组成暗杀小组，也正待伺机行动。蒋介石暗杀孙传芳的目的是怕孙传芳投靠日本人以后，政局无法收拾了，但始终未得下手。
孙传芳被刺的电话打到家以后，我亦随同大伙到佛教居士林去给孙传芳收尸。我到达居士林时，看到施剑翘已被逮捕，戴上手铐，但尚未带走，她个子不高，器宇轩昂，面不改色，仍在大声宣讲，说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这样干的。因当时天津警方多系孙传芳的故旧关系，很快给施剑翘做出有期徒刑十年的判决，施因不服上诉，后改判七年，但南京方面很快把她要走，到南京后又改判为三年，实则几个月就释放了。
再说孙传芳的尸体运回公馆以后，就停放在大厅里，不知从哪儿请来两名护士，给孙传芳洗脸整容，先把伤口缝好，又把血迹擦干净，穿好衣服。这时孙的二太太提出要把三颗珍珠放在孙传芳的嘴里，两个护士不敢撬开孙传芳的嘴，我就拿起这三颗珍珠，把孙传芳的嘴掰开，放在里边，这三颗珠子大小相等，用一根线穿在一起，比蚕豆小，比玉米粒大，当时每颗价值大洋二三百元。我给孙传芳往里放珠子时看到，头部的一枪是从后脑勺打进去的，子弹没有打穿，顶在前额上起了一个大包，整容时也没有拿出来。
入殓前二太太提出棺木要买好的，因当时天津买不到，从外地买也来不及，正好前国务总理潘复给他父亲从南方买来一口沉香木的寿棺放在家里，经众人说合，折价大洋一万元，拉来后就把孙传芳装殓起来。开灵时请了一棚和尚念经，共念了七七四十九天,天天开三顿宴席,虽然钱没有少花，但比起大太太出殡时的声势可就逊色了。其原因是一怕折腾大了再出事;二是孙传芳的亲朋故旧见孙传芳已死，从感情上就淡薄了,很多人也就不愿再来了,故而显得冷落。
出殡后他的灵柩用火车运往北京,埋在了香山附近。最后算账时孙传芳私存的七万七千块大洋没有花完，他的二太太为了不给其姐留下生活费用,将剩下的一部分款项给了孤儿救济院和一个学校。孙传芳死后，我并没有急着离开孙家，又给他大儿子孙嘉震管了两年家务，到七七抗战暴发后，我就离开了孙家，辞职不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