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德国媒体GIZ网公布调查报告《蒙古性别暴力》，其中四项数据引起全球哗然：第一，过半蒙古女性遭受过来自家庭的暴力；第二，过去一年内有17.3%的蒙古女性被非伴侣实施过身体暴力；第三，10.7%的蒙古女性在15岁之前遭受过性虐待；第四，超过25%的蒙古女性认为被丈夫殴打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过去十多年里，蒙古通常以“环境污染、经济落后”等等关键词出现在世人眼中，但实际上，蒙古的社会发展极其失衡，尤其是女性普遍没有社会地位，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都远远不如男性，最典型的就是同等岗位，女性月薪只有男性的一半。

那么，蒙古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么夸张的“男尊女卑”型社会结构呢？

直至参观了蒙古最大墓园（就在乌兰巴托城郊），我才明白“男尊女卑”早已贯彻蒙古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

蒙古女婴出生时不能庆祝，只在门口挂红布条，而男婴出生不仅挂箭矢，还要杀牛宰羊大摆宴席，上门亲友纷纷赠礼庆贺。

在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女孩的初中就读率不到70%，除此之外的城镇不足50%。成年后的蒙古女子，多数要按照父母意愿嫁人，在乌兰巴托之外的城镇，包办婚姻的比例高达80%。

蒙古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哪怕丈夫意外去世，遗产就算交给表亲也不会给遗孀。

蒙古女人死后很少会举办悼念仪式，没有专属墓地和墓碑，只能葬在丈夫或父亲坟边，在丈夫或父亲的墓碑上草草刻名就完事儿了。

在浓重的旧时代思想观念熏陶下，出现过半蒙古女性遭受家暴的现象，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场景，所以很多蒙古女性离婚后宁可一个人生活，再也不愿嫁人。

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不公平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让很多年轻的单身蒙古女性难以为继，于是就诞生了失足女这个行业。

在乌兰巴托北坡上，有个被戏称“寡妇村”的地方，居住着两千多位蒙古年轻女子，她们白天窝在蒙古包里睡到傍晚才起来化妆，再趁夜下山钻进一家家酒吧、澡堂或KTV里，直至凌晨再带着客人回来。

“为了让顾客分辨清楚，她们的蒙古包要么矮小，要么四周空荡荡”，向导指着这些临时蒙古包说：“每个搬到乌兰巴托定居的蒙古人都可以分到免费土地，但随着人数越来越多，能分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偏远，有人宁可低价卖掉土地去更繁华的城区，刚好满足了这些失足女的需求。”

稍微打听了一下，蒙古几乎所有建材都需要从中俄进口，导致蒙古建房成本极高，就连二手的一套蒙古包都得近千万图格里克（约2万元），难怪这些女人会扎堆住在这里，离开的人多，土地和蒙古包自然也更便宜。

按照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2006年蒙古就有1.9万名性工作者，多数集中在桑拿、酒吧、按摩院等大小数百个场所内，其中30%患有梅毒等传染病，另有95位艾滋病患者（蒙古政府曾自曝远不止这个数）。

经过几次清扫，乌兰巴托取缔了数十家桑拿和按摩院，导致部分失足女不得不上街揽客，如今在乌兰巴托各大广场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而酒吧KTV等等较为高端的娱乐场所只招收年轻女子，部分酒店也会招揽女子守在门口拉客。

法新社曾经报道过，蒙古至少有2万名失足妇女，由于竞争激烈，她们的实际收入并不高，以乌兰巴托为例，行情价只要2万图格里克（1万图格里克约等于43元）。

在一家酒吧里，一位名叫明珠尔的蒙古女子告诉我们，她只在冬天做这个行业，因为冬季低温就会失业，没有收入还要额外负担取暖费用，为了让家人顺利过冬，她不得不出来兼职。

我问她有没有被捕时，她居然笑着回答：每个冬季都得被捕几次，要么给钱，要么给人。

当我以为这些现象足够震撼人心时，向导又告诉我：“最乱的地方在矿山”。

原来，蒙古有几十座矿场和上万座私采矿点，合法不合法的矿工加起来超过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为了满足这个群体，蒙古又诞生了两个奇特的职业：“柴油女郎”和“矿工护士”。

“柴油女郎”是指守在路边等待货车司机光顾的失足女，如果司机给不起钱，抽点柴油代替也可以。

通过走访得知，这些司机多数都供职于澳大利亚投资的奥尤陶勒盖金铜矿，每个月领着固定的薪水（120-140万图格里克，约2500-3000元），而抽给失足女的柴油则是澳大利亚雇主的，久而久之也就打出了“柴油女郎”的名气。

“矿工护士”指的是白天在矿场里工作的蒙古女工，每个月辛辛苦苦也挣不到司机月薪的一半，只能晚上兼职服务矿场里的工人，通常每小时收费1-2万图格里克。

2018年蒙古政府有过一次大清查，发现在澳方矿场里工作的蒙古女性，至少有30%曾经或正在从事失足女行业。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很难想象现在的蒙古社会变得这么畸形，与不远处的内蒙古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而这一切，都是蒙古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