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支30人小队,在广西河池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时,不幸被土匪的秘密侦探所揭发。面对武器匮乏、弹药紧缺的困境,且兵力仅为敌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们依然奋勇抵抗,与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直至战斗的最后阶段。这30名战士无一幸免,全部英勇捐躯,为广西的剿匪行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了后人缅怀的典范,被尊称为烈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在同年12月,广西地区也迎来了全面解放。解放初期,广西行政区划包括10个专区,下辖102个县及765个乡镇。新生的人民政府迅速建立,并赢得了广西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然而,部分旧有势力利用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在一些地区策划并实施了武装叛乱,导致匪患滋生,影响范围波及92个县。
广西地区常言“山地八分,水田一分,水域一分”,意指其地形多山。加之林木葱郁,为匪患提供了良好的隐蔽与逃逸条件。1950年初,广西省委确定首要工作为“肃清匪患,确保治安”,相关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连续三天向广西发送电报,强调鉴于台湾匪徒可能侵扰广东,需加强广东的军事部署。
基于所述历史情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的第十四兵团第39军的三个师,即115师、116师与117师,被派遣至广西地区,执行剿灭土匪、肃清匪患的任务。
五月份,广西的天气已开始显现闷热。位于河池宜山县北牙乡的115师第345团3营的士兵们,依旧身着厚重的棉衣。鉴于在山区与土匪作战的不便,营长向上级团部提出了更换夏季军装的请求,并获得了许可。随后,副排长范祥云率领29名士兵,步行前往宜山县的军需仓库,以领取新的夏季制服。
行动即将开始,范祥云对30名士兵进行了动员。他面容凝重,直接说明情况:“鉴于我们排缺少运输手段,我们决定采用肩扛的方式,将这100套夏季制服带回北牙,目标是26日之前让每位士兵都能换上新装。这样,到了27日,我们就能身着轻便的夏装,进山执行剿匪任务。”他接着补充道:“各位同志,北牙乡距离宜山县城大约有35公里。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便于快速行进,我们这支30人的队伍中,只有我和二班长张治明各自携带一把驳壳枪。此外,二班的12名士兵将配备武器,也就是6把美式木柄冲锋枪和6支七九步枪。希望携带武器的同志保持高度警觉,负责好沿途的安全警戒。”
他们列队行进,踏上了旅程,肩上扛着竹篓,手中未持兵器。然而,他们步伐一致,展现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正规军队风貌。
他们穿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历经三小时的行程,行进了15公里,最终抵达了城障屯。此处距离宜山县城尚有20公里之遥。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城障屯扮演着“革命游击村”的角色,是游击队频繁活动的地点。为了促进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范祥云作出决策,让部队在城障屯过夜,并利用这个机会向当地居民传达解放军的剿匪方针。正是这一安排,给土匪提供了可钻的空子。
部队驻扎在村庄中的废旧庙宇后,范祥云指示炊事兵前往村民家中借用烹饪用具,以便准备餐食。晚餐结束后,范祥云分配了十名士兵负责看守军用物资,其余二十人则前往村落,协助村民挑水、清扫,并向他们讲解解放军的剿匪措施,旨在增进村民对解放军的认识与支持。
范祥云等人未曾料到,村庄中竟然潜伏着“广西第十区反共救国军”联队的一名密探,名叫周佐臣。周佐臣自他们踏入村庄的那一刻起,便悄悄尾随,对他们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探查,甚至了解到了他们仅携带的武器数量:驳壳枪两把,冲锋枪六把,步枪六支。
周佐臣迅速向隐蔽在塘头村的“广西第十区反共救国军”联队副指挥周林传达了情报。周林经过考量,判定有机会对这股约三十人的解放军队伍实施突袭。随后,两人选择捷径赶往矮山洛岩村的庙背屯,向头目韦作屏汇报了相关情况。
韦作屏曾任国民党第八十五军补给营营长一职。1949年11月8日,他接收了来自“湘鄂赣边区第一路指挥部”指挥官李棠的指令,返回广西以筹建“华中突击大队”。抵达宜山县后,韦作屏着手招募不法分子及特务人员,并亲自担任“华中突击大队”大队长,其麾下兵力达到1400余人。
周佐臣和周林向韦作屏通报了情况,韦作屏面色阴沉地表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将这块“到手的猎物”牢牢掌握。鉴于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正在宜山县城驻扎,而城障屯距离宜山县城不过20公里,存在增援的风险,一旦如此,局势将变得不利。因此,韦作屏决定在二隘对解放军进行伏击。二隘地处距离宜山县城五六十里的位置,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关隘,也是前往北牙的必经之路。那里山路蜿蜒,地形复杂,隘口四周山峰耸立,树木茂密。
随后,韦作屏紧急指示陆福才和李树德两位匪首,命令他们立即集结北牙附近活动的全体武装力量,务必在第二天黎明前抵达二隘进行埋伏。接到指令后,陆福才和李树德迅速调集了上千名匪众,直接前往二隘的入口与出口位置布下埋伏。
城障村的三十名解放军士兵,包括范祥云,对即将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次日清晨,用餐完毕后,他们迅速归还了向村民借用的炊具,随后整队启程。范祥云向士兵们传达指令,要求务必在夜晚前抵达北牙乡,因为次日部队需在拉利村开展群众动员,部署围剿行动。
临近正午时分,他们抵达了二隘之地,这里两侧布满了荆棘,古木参天,枝叶茂密,几乎遮蔽了天空,行走间充满了压抑与不安。范祥云判断此地不宜多做停留,随即下令部队提速,迅速穿越隘口。当他们行进至隘口中央之际,两侧突然爆发出密集的机枪与步枪射击声。范祥云立刻高声呼喊:“敌人来袭!快散开!就地隐蔽!”士兵们闻言,迅速放下背负的物品,分散开来,利用周围的环境进行掩护。
范祥云躲藏在一块岩石后方,审视周围环境后意识到,他们正身处一个类似山谷的地形,两侧山岭被土匪占据,而前后道路均被敌军封锁。四周枪声不断,显然,土匪意图全歼他们这支30人的小队。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范祥云判断,唯有保持镇定,坚决抵抗,方能有一线生机。
鉴于弹药稀缺,范祥云告诫身旁的士兵,务必在敌我相距三米时才可开枪,确保每发子弹都能命中目标。转瞬之间,解放军士兵们用手中的冲锋枪和步枪向土匪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十名土匪应声倒下。余下的土匪见解放军反击如此猛烈,吓得立刻转身逃离。
观察到匪徒撤离后,范祥云计划利用这一时机指挥士兵们尝试突围。然而,土匪在道路两端部署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密集的火力使他们不得不躲在山路两侧的低洼地带。韦作屏接连尝试了数次冲锋行动,但均被解放军士兵成功击退。
从清晨九点持续至午后三点,匪军仍未能攻克解放军的防御位置。然而,解放军的弹药已告罄。范祥云目光坚毅地向士兵们宣布:“既然子弹用尽,我们就依靠石块、木棍与匪军展开最终的对抗!”
士兵们皆历经诸多战斗洗礼,面对土匪的猛烈攻势,毫无惧色,反而斗志昂扬。韦作屏见六小时激战下来,阵地仍未攻克,怒不可遏,命令所有人再次随他冲锋。此时,子弹已尽的解放军战士,手握扁担、石块、刺刀,隐匿于石后、草丛之中,沉着地注视着逐渐逼近的土匪,蓄势待发。
土匪的射击声再度频繁响起,他们察觉解放军阵地归于沉寂,判断解放军子弹已尽,于是黑压压一片逼近。范祥云迅速拿起一根木棍,率先跳出低洼地带,向土匪冲去,战士们紧随其后,犹如勇猛的战士,一同冲向前方。
解放军官兵与大约一千名匪徒进行了激烈的近身搏斗。他们利用枪柄击打、刺刀穿刺、石块投掷、以牙还牙,甚至拳脚相加,战斗瞬间变得极为残酷,场景既悲惨又雄壮。战斗结束后,解放军方面有18名官兵壮烈牺牲。范祥云身受重伤,全身血污,倒卧在一块巨石旁,但他依旧紧握着一枚最后的手榴弹。此时,一群匪徒靠近,企图生擒他。范祥云艰难地睁开被血糊住的眼睛,猛然挺起身子,毫不犹豫地引爆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一同牺牲。
十二名战士不幸落入土匪手中,被带回到庙背屯,囚禁在充满异味的牛舍内。土匪企图通过优待他们来“劝降”,韦作屏甚至亲自送去清水与热食。但这些战士并未动摇,他们向土匪头目回以唾沫,坚决拒绝道:“别装模作样了,我们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怎可能与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为伍?你的想法太幼稚了!”
解放军坚守不屈,韦作屏失去耐心后,命令手下全部处决。暴虐的匪徒用铁丝穿透解放军战士的手掌,再将他们的手捆绑在一起,并对其中四人进行了剖腹。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折磨,其余解放军战士向洞口跑去,毅然跳入数十米深的福伟洞中。那些因伤无法行走的战士,随后均被匪徒用刺刀刺死,并被推入洞内。大约一小时后,土匪听到洞内传来微弱的声响,意识到还有人活着,于是点火焚烧。
在不利条件下,三十名解放军士兵面对敌我双方在武器与人数上的巨大差距,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坚决作战。即便身陷囹圄,他们也未曾屈服于土匪的诱降,最终壮烈捐躯。
此次伏击行动取得胜利后,韦作屏接着策划了宜山附近地区土匪的起义行动。
1950年7月底,宜山县中共委员会组建了反匪专项小组,该小组下设五个行动分队,针对县内17个区域展开清剿行动。同年10月底,人民解放军针对盘踞在北山地区的匪徒头目韦作屏实施了围捕计划,韦作屏的匪帮遭受重创。韦作屏的残余势力匆忙逃散,最终在卜船岭地区被彻底消灭。恶贯满盈的韦作屏本人被捕获,随后由宜山县政府依法执行了枪决。
韦作屏被执行死刑,标志着范祥云等三十位解放军英烈得以安息。与此同时,广西境内其他区域的剿匪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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