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北朝书法批评的演变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华大地陷入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北地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书法艺术的发展相对受限。而在南方，魏晋文化的脉络得以延续，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推崇不减反增。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巨匠，在东晋时期便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他们的作品成为士大夫才艺的显著标志。正如唐朝书法评论家孙过庭所言：“王、谢家族，都、庾之辈，尽管未能尽展其书法之神奇，却皆能领略其独特韵味。”这些书法家均出身于东晋的显赫世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南朝，这种对东晋名门书家的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南朝的书法艺术创作，深受东晋影响，注重传承而非创新。然而，在理论层面，南朝的书法评论却比东晋更为繁荣。收藏、学习和讨论魏晋时期名家作品，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话题。南朝书法评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尝试从多个维度去解读经典名家的艺术特色。在继承魏晋理论的基础上，南朝书法评论创建了更多新的批评概念和范畴体系。这不仅体现在对名家作品的品评上，更在于对书法艺术内涵的深入理解和再认识。

这一时期，书法评论不再局限于对作品表面的赞美或批评，而是开始深入探讨书法艺术背后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和审美观念。这种深入剖析的评论方式，不仅推动了南朝书法艺术的进步，也为后世的书法评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因此，南朝时期可以说是书法评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和影响，不可忽视。

在探究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首先，社会对书法的普遍关注和珍视，使得名家作品成为炙手可热的艺术品。以东晋末年的桓玄、卢循为例，他们因收藏王氏父子的墨迹而声名远扬。据虞稣在《论书表》中记载，桓玄对书法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当有宾客来访，他总会拿出珍藏的书法作品供大家欣赏。有一次，一位宾客在品尝点心时不慎将墨迹弄脏，桓玄此后便规定，观赏书法前必须洗手，且不得食用点心。

这一时期，许多书法鉴赏活动都与帝王紧密相连，如宋明帝诏令虞稣等人编纂“二王”书迹，梁武帝与陶弘景就内府收藏的魏晋名家墨迹展开深入的真伪讨论。这些书信成为当时书法批评的重要文献。皇家对名家作品的收藏，无疑推动了书法鉴赏的风尚，使得优劣、真伪的评判成为焦点。随着收藏品的日益增多，去伪存真、去劣存精的标准变得尤为重要。

人物评论的兴盛和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为书法艺术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自魏晋以来，人们对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表现出极高的关注，选拔人才需要精湛的鉴别能力和深厚的知识储备。

专门的著作如刘邵的《人物志》等应运而生。这些原本旨在选拔社会政治中有用人才的评鉴活动，逐渐转向了对人本身价值的探索。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才艺等都成为衡量其生命价值的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审美活动。

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将这些成果汇集于《世说新语》一书中。从这部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超越了具体的功利要求，对抽象的意韵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对于书法批评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尽管书法在东晋时期已经达到了巅峰，但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南朝时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对东晋时期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理论的解析。南朝书法批评的核心是围绕东汉以来的名家及其作品展开的讨论。

在崇尚名家的氛围中，涌现出了许多记录历史上名家事迹、探讨名家优劣和风格的著作，如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稣的《论书表》、王僧虔的《论书》、袁昂的《古今书评》等。甚至有人将历史上的书法家进行等级划分，如庾肩吾的《书品》。

南朝时期的理论家开始形成了书法历史意识，他们对历史上的名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评判，这为产生更具概括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北朝的书法理论文献相对较少，且大多不涉及艺术性的讨论。（全文1607）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3月3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