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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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家靠贤妇，退敌凭健马。”

在冷兵器时代，当别人还局限在苦练步兵时，西夏却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了战马与骑兵在战争中决胜的关键作用。

所以，西夏上下广泛蓄养马匹，并将大量优质战马配备给军卒，而在西夏对外战争中，其骑兵更是动辄以万数为计。

那么，在西夏时期，到底是如何善用马，如何“退敌凭健马”的呢？

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军持兵器供给门》记载了西夏众多“部类”装备供给的详细情况。

这些“部类”名目繁多，既有各级官员、大小首领，又有农牧主、使军等，然而各种“部类”的正军，均配有“官马”，而辅主、负担无马。

且规定“军首领、军卒等所有官马、坚甲、杂物、武器应依律令使数足、全备”，并不允许他人索借。

西夏骑兵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其佼佼者，当数史书中多有记载的“铁子”。

史载，西夏“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

事实上，通过宋夏战争中的诸多战例来看，西夏高素质的骑兵往往是西夏军队制胜的关键。

如庆历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军“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皆因西夏“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

再如庆历元年好水川之战中，宋将任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最终造成了宋军的败局。

又如熙宁五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的永乐城之战中,“夏人纵铁骑渡河(无定河)”，且“铁骑既济，荡冲突，大兵从之”，取得胜利。

宋人对西夏的铁骑极为忌惮。宋朝在三川口之败后，宋军上下皆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而西夏骑兵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更是让宋军惊骇不已。

西夏以武立国，而骑兵又是武备的关键。

西夏生产大量优质的战马，以此组建起数量庞大、素质较高的骑兵，这使得西夏在对外战争中，尤其是对宋朝的战争中往往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取得战场上的主动。

不能不说，这是西夏马在西夏国家里最主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马匹在西夏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来看，西夏对驼、马、牛等大型官、私牲畜皆有较为严格的保护规定。而对专门用以军队使用的“官马”，其保护则更为严格。

如《季校门》中规定，为军卒配发的包括官马在内的诸多装备，每年十月一日校验，若短缺、丢失、以次充好者，则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如:

“诸人不得宰杀、分用著籍官马。若违律时，领属者依偷盗法论处，买者、取用者及宰者依盗窃从犯法判断。”

“诸人不得以著籍官马祭葬。违律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军卒所有官马，上属行监、将、盈能等大小首领不得拘乘。若违律时，自拘乘日起每日算力价七十，以枉法受贿判断。”

“军人匿官马铠甲而卖之、铸钱敛钱等种种中获死罪”。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西夏信使被限制使用军用的“官马”,“附近有堪骑之他畜不用而无理用官马时，徒二年”。

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西夏政府从制度上确立了军队对优质马匹绝对且优先的使用权，并且这一点不会轻易触动。

马匹是古代社会最常使用的交通、运输畜力。无可否认，西夏的马匹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应用。

西夏马匹在公文、命令的传递中经常会被使用到，此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各藏有一枚西夏时的救燃马牌，二者形制略同，这就是西夏传递军令和紧急文书的信牌。

不过，西夏传递公文并不仅仅使用马，《律令》中对信使使用官马有较大的限制。可见，西夏政府认为，马在这一方面的应用仍属次要，而最大可能性的保证马在军事上的充分使用才是最为必要的。

在古代社会，马常常会成为皇家仪仗所使用的役备。通过诸多史料来看，西夏前期亦系如此。如元吴在青年时即“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

不过，至少到了西夏中后期，皇帝仪仗所用的牲畜已悄然从马变成了骆驼。

在西夏日常的驮运中，马匹亦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尤其是在战争等特殊条件之下，如《天盛律令》规定:“官马年老有疾病，不堪骑乘置极无力者，未暇更换，发兵马时不堪驮运，而以壮健私马代替驮运者，军头监当担保，是实言则勿以未来论”。

另外，身份较高的官员在代表中央政府承担检校、磨勘等任务时也是骑马，并且国家还为其承担草料的开支。

但是，此类材料数量毕竟不多，但更多的史料表明，作为交通、运输的畜力，骆驼的使用应当更为广泛。

西夏的马匹质量优良，具有较高的价值，因此西夏人对其马匹十分珍借。

如在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的一次战役中,“贼(西夏)置马平川，大持攻具来，众惧，广(林广)即被甲引兵开他门，示将出夺其马。贼去城救马，广复入，遂得益修守备。”

可见，在西夏人的眼中，马的价值远远要大于城池一时的得失。

元吴早在13岁时即与德明因以马易物而产生了争执，在少年元吴看来，像马这种西夏借以立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如果随意出口，只会增加敌对已的战略优势。

另外，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约二十余件卖畜契，内容详实，前人据此考证出了西夏后期黑水城地区各种大型牲畜的价格。

其中，一匹马在 4~7石杂粮之间，而相比较之下，骆驼则为3~6石，牛为 3~5石"，显然马的价值要高过其它的大型牲畜。

然而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西夏通过马的输出，往往能为其换取较大的利益。自党项政权建立始，西夏(党项)马匹出口的事例就不绝于史书。

马还是西夏对外献礼中最主要的产品。

西夏在给宋朝献礼时，凡有明确记载献礼内容的，几乎每献必有马(仅除庆历四年元吴献辽俘;元祐八年献兰州以换塞门寨等特殊事件)。

宋代马政相比唐代大大萎缩，马匹数量大减，质量亦不佳。而优质的西夏马匹对于宋朝来说确实是十分难得的资源，因而它也就成为了西夏对宋朝绝佳的外交礼品了。

辽国与西夏一样，也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备牧业亦十分兴盛，西夏的马匹对辽国并不见得有很大的优势，甚至辽国在统和四年将义成公主下嫁继迁时，还赐马三千匹。

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其他若干繁杂因素，夏对辽的献礼并不全是马，还有宋俘、鹘以及后来的僧、佛经、佛像等。

不过，即便如此，就现有记载来看，在西夏对辽的贡献中，马作为礼品依然占据大半。可见，即使是在辽国这种强大的游牧政权面前，西夏的马也依然是拿得出手的。

事实上，西夏依靠以马为主的献礼，或向宋朝贺寿、贺节等，以维护友好邦交；或谋取了诸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利益。比如向宋朝求取封号，求得宋朝恢复场，先后六次向宋朝求取大藏经等等。

另外，马还是西夏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出口物品，西夏以此换取经济利益。

自景德四年，宋朝于保安军置榷场与西夏贸易，其中马即为西夏重要的输出货物。西夏中后期，西夏的马亦向金国出口，史载“世宗大定三年(西夏天盛十五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

作为西夏四大官畜之一的马，其不仅在军事上组建成了威名赫赫的“铁鹞子”骑兵部队，让人闻风丧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输传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它一边因强大的机动性让宋朝畏惧，一边又以献礼的身份为宋朝政权的权威性增光添彩。

而在那个动荡争霸的年代，地瘠民贫的西夏却在强敌环伺中安然生存200余年，并多次在强国角逐中赢得胜利，谁又能否认马在其中不是居功甚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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