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孙传芳是北伐的劲敌，却不知这位雄踞东南的军阀，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师长。在1924年，他还只是一个被老同学欺负得走投无路的小军阀，手下仅有一个师的兵力。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短短14个月内，完成了令世人瞠目的壮举：从一个师的兵力扩充到20万大军，横跨苏、浙、闽、皖、赣五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王＂。这究竟是怎样的奇迹？他是如何在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又是怎样在短短时间内完成这惊人的军事扩张？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困境中的崛起（1924年上半年）

1924年初的福建，是一片混乱的战场。在这片土地上，直系军阀安插了两位重要人物：孙传芳和周荫人。两人都是北洋军校的高材生，还是同窗好友，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昔日的同窗情谊显得格外脆弱。

孙传芳的起点并不算低。他的姐夫王英楷是直系的元老，吴佩孚也看重他的才能，将陆军第二师师长的职位赐予他。这支部队是北洋老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在当时也属上乘。但在福建这块地界上，单靠一个师的兵力终究难成大事。

周荫人的第十二师初到福建时只有六千多人，但他很快就抓住机会开始扩军。利用福建本地的政商关系网络，周荫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扩充了三个旅。当地的土著势力看到周荫人如日中天，纷纷前来投靠，使得他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1924年3月，两人联手将盘踞福建的皖系旧将王永泉赶走。但随后，这对昔日的把兄弟就因为地盘划分问题闹翻了。周荫人仗着兵多势众，开始步步紧逼孙传芳的地盘。在福州，孙传芳的汽车被周荫人的部下炸毁；在厦门，周荫人派人暗杀孙传芳，两次都差点得手。更要命的是，周荫人开始拉拢孙传芳部下的高级军官，企图瓦解其军心。

但孙传芳并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在福建与周荫人硬拼，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于是，他开始暗中布局，一面派人与浙江的军政要员联络，一面将部队调往闽浙交界处驻扎。他还派人联系了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其中就包括后来在仙霞岭献城的张国威。

在这段艰难时期，孙传芳表现出了惊人的隐忍。他不与周荫人正面冲突，甚至在公开场合还称兄道弟。这种示弱的姿态，反而让周荫人放松了警惕。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孙传芳即将在福建销声匿迹时，他却在暗中为即将到来的江浙战争做着准备。

1924年6月，孙传芳获悉皖系旧部臧致平和杨化昭被卢永祥收编为浙江边防军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看到了转机。他开始暗中调动军队，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向浙江用兵。这时的孙传芳，就像一只蛰伏的猛虎，等待着出击的最佳时机。

二、仙霞岭之战与浙江扩张（1924年9月-10月）

1924年9月1日，孙传芳突然发表声明，指责卢永祥收留皖系旧部，危及闽浙边境安全。这份声明来得突然，但绝非无的放矢。当时的浙江边防军中，确实安置了不少被赶出福建的皖系旧部，这些部队驻扎在开化、淳安等闽浙交界处。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表面上看，这是江苏的直系军队与浙江的皖系军阀之间的争斗。在上海方向，双方打得颇为默契：上午开炮示威，下午歇息抽烟，晚上各自休息。这种＂绅士＂式的战争方式，与当时上海的特殊地位不无关系。双方都不愿意破坏这个财源地，以至于战事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军事表演。

但在闽浙边境，战况却截然不同。9月8日，孙传芳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对仙霞岭的进攻。仙霞岭是连接浙闽两省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是军事重地。明末清初时期，清军就是通过攻占仙霞岭，迫使郑芝龙投降。此时驻守仙霞岭的是浙军第二师第四旅的炮兵团，团长张国威正是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

张国威在皖系军中一直不得志，加上与孙传芳有旧，便暗中策划了献城计划。他先是调走了仙霞岭的主力部队，只留下少量守军。在孙传芳的部队进攻时，张国威命令守军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个小时后就主动投降。仙霞岭的失守，等于打开了通往浙江腹地的大门。

得知仙霞岭失守的消息后，卢永祥立即调集兵力增援。但为时已晚，孙传芳的部队已经借着地利之势，沿着山陵地带快速推进。他采用的是闪电战术：白天急行军，晚上突袭，不给敌人喘息之机。短短两周内，孙传芳的部队就推进了数百里。

9月19日，卢永祥被迫撤离杭州。此时的浙军已经陷入混乱，各部难以协调。卢永祥将主力撤往上海方向，准备集中兵力保卫这个最重要的据点。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后院已经起火。

皖系的谋主徐树铮看准时机，联合杨化昭和第四师师长陈乐山，逼迫卢永祥下台。在这个危急时刻，徐树铮想出了一个奇招：命令全军躲进租界，企图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来化解危机。这个计划最终适得其反，反而被租界当局抓住把柄，提前瓦解了他们的武装。

趁着这个机会，孙传芳一举吞并了原本属于浙江的五个师，军队数量迅速扩充。这些投降的部队大多保留了原有的建制，只是更换了高层将领。通过这场战役，孙传芳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军队和装备，还控制了富庶的浙江地区，为他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智取上海与南京（1925年10月）

在占领浙江后，孙传芳并未急于北上。他先是巧妙地利用了奉直之争的契机，让自己成为江南地区的关键角色。1925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都试图拉拢这位新崛起的军事力量。孙传芳表面上依然维持着对直系的效忠，实则开始暗中筹划五省联军的组建。

这个五省联军的计划颇具匠心。孙传芳先是联络了安徽的陈调元、江苏的齐燮元等地方实力派，提出组建联军共同防御的建议。这个提议表面上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奉军南下，实则暗藏玄机。通过这种方式，孙传芳得以名正言顺地将军队调往上海和南京周边。

1925年10月初，陈调元在芜湖设宴，邀请孙传芳商讨军事部署。这场宴会被后人称为＂芜湖鸿门宴＂。陈调元原本打算借机除掉孙传芳，已经在宴会厅周围布置了武装人员。但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带来的随行人员全是精挑细选的侦察兵，而且在城外还埋伏了一个团的兵力。最终，这场鸿门宴不了了之，反而让陈调元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10月15日，奉军突然发动南下攻势。这次进攻来得突然，但并非偶然。张作霖此前就通过各种渠道向孙传芳示好，承诺在攻下南京后会给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孙传芳对外称要坚决抵抗，实则采取了一种微妙的拖延战术。他的部队在徐州一线与奉军对峙，既不全力进攻，也不完全撤退，而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

这种战术给了奉军一个错误的信号。张作霖认为孙传芳在观望，便命令部队加快南下速度。当奉军主力推进到南京附近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驻守南京的齐燮元部突然倒戈，向奉军发动猛攻。原来，孙传芳早已暗中策反了齐燮元的部队。

与此同时，孙传芳的主力也开始反攻。他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战术：利用长江水道运兵。他的部队乘坐商船，伪装成运输物资的商船队，实则暗中运送了大量精锐部队。当这些部队在南京周边同时出现时，奉军腹背受敌，顿时陷入混乱。

更让奉军始料未及的是，在上海方向，孙传芳早已通过商业网络控制了大量码头工人。这些工人突然发动罢工，使得奉军的后勤补给完全中断。没有补给线的军队就如同无根之萍，奉军不得不仓促撤退。

这场战役的结果令人意外：奉军不仅没能占领南京，反而在撤退时损失惨重。而孙传芳则借机控制了南京和上海两大重镇，他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谋略的成功。

四、收服江西与安徽（1925年11月-1926年1月）

占领南京后，孙传芳并未停下扩张的脚步。11月初，他派出谈判代表前往九江，与江西督军朱培德展开秘密谈判。朱培德此时正面临着两难困境：北面有吴佩孚的压力，南面则有粤军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投靠实力日渐壮大的孙传芳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朱培德提出了三个条件：保留原有军队建制，维持现有财政收入，以及继续担任江西省主席。孙传芳全部应允，还承诺会在军饷和装备上给予支持。11月1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使得孙传芳不战而得到了整个江西省。

但安徽的局势却较为复杂。陈调元虽然在芜湖鸿门宴失利，但依然牢牢控制着安徽北部地区。更棘手的是，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着深厚的渊源。贸然对安徽用兵，很可能会引发直系的干预。

孙传芳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他先是在安徽南部布置重兵，作出要强攻的姿态。同时，他又通过上海的商业网络，暗中切断了陈调元的军饷来源。当时的军阀要维持大军，每月需要巨额军费开支。失去了上海这个财源，陈调元的军队很快就出现了军饷拖欠的问题。

1925年12月，事态出现转机。陈调元的嫡系部队第三师师长刘镇华，因为军饷问题与陈调元发生争执。孙传芳立即派人联络刘镇华，许以重金和高位。12月20日，刘镇华突然率部倒戈，包围了陈调元的大本营。

陈调元被迫向吴佩孚求援。但此时的吴佩孚已经顾不上安徽的局势，因为他正在河南与冯玉祥展开激战。没有援军的陈调元只能选择投降。整个安徽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地落入孙传芳之手。

1926年1月初，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会议。会上，他宣布成立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各省虽然保留原有建制，但军政大权实际上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中。至此，孙传芳完成了对苏、浙、闽、赣、皖五省的统一。

这种统一的方式颇具特色。他没有完全打破原有的地方势力，而是采取了一种＂联省自治＂的形式。各省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军队指挥权和财政大权都掌握在总司令部手中。这种统治模式既保持了地方势力的体面，又确保了中央的控制力，可以说是一种颇具智慧的统治方式。

在军队整编方面，孙传芳也采取了灵活的政策。他没有强行打散各省的部队，而是通过人事调整和军饷掌控来确保军队的忠诚。原有的军队番号大多保留，但关键岗位都换上了他的亲信。这种做法既维持了军队的稳定，又确保了指挥系统的统一。

五、五省统治的巩固（1926年2月-7月）

统一五省后，孙传芳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盐税的改革。1926年2月，他在上海设立了五省盐务统筹处，将原本分散在各省的盐税收入统一管理。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仅第一个月，盐税收入就比之前增加了三成。

为了稳定军心，孙传芳推行了军饷按月准时发放的制度。他在各省设立军需署，直接对接总司令部，绕过了原有的省级财政系统。这种做法确保了军饷不会被中间环节克扣，大大提高了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同时，他还在上海设立了军械总厂，统一采购和分配军事装备，避免了各省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3月间，孙传芳推行了一项颇具创新性的政策：成立五省商会联合会。这个机构的设立，使得原本分散的商业力量得到了整合。商会不仅负责协调各省之间的贸易往来，还承担了部分税收征收的职责。这种＂以商制军＂的做法，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减轻了地方官府的负担。

4月，一场意外事件考验了五省联军的凝聚力。福建沿海发生海盗劫掠事件，一艘英国商船被劫。英国驻厦门领事向孙传芳施压，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孙传芳迅速调动浙江和福建的水师，展开联合围剿行动。这次行动不仅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商船，还在国际上树立了五省联军的威信。

5月，孙传芳开始着手整顿教育系统。他在南京设立五省教育统筹委员会，统一编制教材，规范学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求各省中学必须开设军事训练课程，为未来的军队建设储备人才。这项政策虽然在当时引起一些争议，但从长远来看，确实为五省联军培养了大量基层军官。

6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孙传芳面前：各省之间的货币不统一，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各省继续使用原有货币，但统一规定以上海大洋为结算标准。这种做法既保持了地方特色，又确保了经济往来的便利。

7月，孙传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他采用了一种＂交叉任命＂的方式：将浙江的官员调到安徽，将江苏的官员调到江西，如此交叉任命。这种做法打破了原有的地方割据格局，增强了五省之间的联系。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由总司令部直接管理，用于监督各地官员的行为。

在司法领域，孙传芳也进行了改革。他在南京设立五省高等法院，统一各省的司法标准。特别是在处理跨省案件时，这个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规定，军人犯罪必须移交普通法院审判，不得私下处理，这在当时的军阀统治区中是相当罕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