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底对不对？

自蒋介石上台后，便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事务关系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推行，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攘外必先安内” 这句话不是蒋介石发明的，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统治者遇到重大危机时 ，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 ，制定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因为“安内”可以提高国家攘外的能力, 防止外敌的入侵; “攘外”则可激发民众爱国的热情, 提升政府的威望,迎来“团结内部 ,一致对外”的政治局面，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固。

一、

自 1928 上台后，蒋介石面临的可以说是一付烂摊子。虽然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内有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等反对势力，地方上又有桂系、晋系、粤系、西北军和东北军等多股不服从中央的力量并存，其中不乏想与蒋氏分庭抗礼者。再加上当时的中共武装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国外列强对中国也是虎视眈眈，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蒋介石上台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炮制了“九一八”事变。仅仅过了4个多月，日本便占领了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东北3000多万同胞就此成为亡国奴。

由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得如火如荼，加上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派，于 1931 年 5 月在广州成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联合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因此蒋介石为集中力量对付反蒋势力，“围剿”共产党，对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1931年 7 月 ，蒋介石公开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首次提出了“攘外应先安内”的说法。蒋介石指的“攘外”是包括对付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安内”则指的是“剿共”和平定反蒋势力的“称兵作乱”两个方面。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 ,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 ,而攘外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安内的判断。 因此 ,安内安什么、怎样安 ,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蒋介石所说的“安内”，大致包括如下数层意思: 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 ，削弱地方实力派，以达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就是 “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扫除共党，,俾无后顾之忧。”

在这几层意思中，“安内”的最主要内容是对付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一点强调最多 ,也最直截。 他多次提到: “我们要抗日 ,必先消灭赤匪 ,安定国本。”

二、

在蒋介石的反复灌输下，这一认识在国民政府内一度有相当广泛的市场。 国民党内有很多人都认为: “`攘外必先安内’ ，这是事实。 国内社会不安定 ,政治不上轨道 ,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东北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竟然指示张学良不抵抗，对日采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寄希望于英美出面干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反蒋势力，尤其是继续“围剿”红军。

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人民纷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仍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的报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坚持认为不解决“剿共”和平定反蒋势力这两件事，则无法抵御外侮。

蒋介石在国家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仍然坚持强调“先安内”，自然招来了广大人民的反对。广大群众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与日本全面作战，民族情绪空前高涨。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张，蒋介石却不为所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没有认识到中日间的形势极为严峻，已经关系到民族存亡；二是强调中国国力困乏 ，军事上也不具备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如果“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

蒋介石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先剿共后抗日 ;二是先抗日后剿共 ;三是剿共与抗日两面出击。但最终蒋介石选择了先剿共后抗日。蒋介石一直认为，就军事战略上考虑 ,剿灭中共以后再抗日,避免了两面出击的兵家大忌。因此, 蒋介石一再重申, “剿共和统一是御侮的先决条件 ”。

除了蒋介石之外，国民党内也有一大批人也支持蒋介石的主张。汪精卫便主幻想借剿共以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日问题得以用和平方式解决。汪精卫便曾说过这样的话:“就军事的表现来说 ,是将枪口对准共匪, 因之对于中日问题 ,便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谋求解决了… …因为日本是反共的 ,中国既然决心反共 ,则可由共同反共的见地, 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了。” 可见国民党内亲日派势力的推波助澜，更加助长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贯彻执行 。

三、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爆发的几年时间内，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并加以积极推行。他置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不顾，对日妥协退让，与日本连续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若干驿日本提出的“取缔抗日、经济合作、共同防共”为主要内容的对华“三原则”，都一度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肆制造舆论，为其卖国行径作辩护。1934 年 10 月，他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认为“一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中日关系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继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逼迫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仍不肯罢手，多次逼迫在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兵“剿共”。

蒋介石催促张学良、杨虎城发兵“剿共”的目的，是因为自他执掌南京国民政府以来, 国民党内山头林立, 派系重重，拥兵自重, 严重威胁到南京政权。面对这一局面, 蒋介石想出了“一石二鸟”的计策，把非嫡系的军队送到围剿红军的前线, 让他们自相残杀，借围剿红军的机会, 加强中央对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渗透与控制。

对于蒋介石的想法，杨虎城可谓是看得入木三分，无非是想让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硬拼，使之两败俱伤，以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他曾对手下说过，贵州自红军过后, 就完全落入了蒋氏的手中; 四川,蒋氏一面进驻军队, 一面整顿川政, 基本上把持了四川的军政大权。不论“剿共”结果如何，这些地方势力不是被“剿共”内战消耗殆尽，就是被蒋介石改编搞垮。

四、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他想在中国实现“一党制”的专制独裁。为了号召国民党团结起来, 一致对共,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当亡国奴, 尚可苟延残喘, 若亡于共产党, 则为奴隶远不可得！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赤匪, 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蒋介石要把消灭中共放在抵抗日本的外患之上呢? 一是因为中共强烈的反蒋立场, 另一方面是蒋氏有点清末统治者那种“宁赠友邦, 不畀家奴”的媚外心态。对蒋介石而言，是绝对容不下中国境内出现对其权力的挑战。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伎俩，共产党人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毛泽东指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些人还在那里继续进行他们个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借统一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的阴谋。周恩来也曾明确指出，“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打内战”，让全国民众统一在蒋介石的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志之下，先集中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对日则以忍让妥协、屈辱求全为指导。

在蒋介石的心里，“安内” 是“攘外”的前提, “安内”不仅仅是解决与共产党的矛盾, 还包括使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 使分裂割据的地方实力派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以实现其独裁统治的根本目的。因此蒋介石曾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讲话中都强调要把“安内”与“剿共” 等同起来 ，说明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纵观历史，“安内”作为一项国策并没有错，只不过蒋介石“安内”的方式错了。中国古代社会早已有人提出 ,“省刑罚 ,薄税敛 ,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长上” 才是本质上的安内，而不应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 。安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有赖于各社会政治力量间的共同努力。，执行专制、消灭异己的这种压制式的“安内”既鲜有实效 ,也难孚众望。

在国家面临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急迫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不去上考虑如何尽力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的力量，而是打着“安内”的名义实行内战，当然会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 要求政府行动起来 ,“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指出单纯依靠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问题 ,中共问题只能在政治的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日本的步步进逼，舆论的强烈呼吁 ，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4年开始 ,“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出现在蒋介石的讲话中，1935年后更是不再出现。

总体来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下，蒋介石镇压了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下，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抗日中坚力量，助长了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气焰，由此可以得出，“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祸国政策。

参考资料：

熊宗仁：《“攘外必先安内”批判》（《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00年6月刊）

丁云：《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