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晚唐藩镇和五代军阀很感兴趣，打算用三到四万字的篇幅写一个系列文章，此为第四篇。头三篇的传送门，放在本文末。

天祐，本是唐朝最后的两任皇帝李晔、李柷共用的一个年号。在用到第四年的时候（907年）就被朱温给篡了，改元开平。

所以“天祐”寿仅四载。可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出来的碑刻等实物上，最远能一杆子支到天祐二十年（923年）去，难道是史书集体搞错了？

错是肯定没错。之所以这么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克用这个朱温的老冤家非得要跟他对着干——既然你篡唐，那我就非保唐不可。所以甭管老朱怎么改元，老李就是死抱着“天祐”不放，自己用完还让儿子继续用。一直用到彻底将老朱家斩草除根、改朝换代了，革旧鼎新的国号也还是叫“唐”，大唐朝的唐。

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气人。要是能把朱温活的时候气死、死的时候气活，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关于朱李之间的恩怨情仇，一个更著名的故事就是在李克用临死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象征着令他无法瞑目的三个仇敌，其中第一支箭代表的就是朱温。15年后，李存勖正是手捧着这支箭站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城下，亲眼见证梁末帝朱友贞自尽、王瓒献城来降，然后纵兵捣毁安葬着朱温的宣陵，以告慰老爹地的在天之灵。

相较于李家父子的恨之入骨，朱温其实对沙陀李氏只有公仇，却没多大私怨。原因很简单——姓李的就是群感情用事的疯子和偏执狂，而姓朱的却是头脑冷静的政客，而且非常明确自己在干什么、要干什么。

只不过恐怕连朱温这么理智的人也没想过，他和李克用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同路人吧？

在发迹于微末之前，他们俩都拼了命的想成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有个属于自己的藩镇。当没用的大唐天子和也没啥用的黄巢助他们实现梦想以后，他们却很恐慌，好像曾经梦寐以求的那个位置烫屁股一样。所以无论是朱温还是李克用，都没有像传统的老牌军阀那样坐吃等死，而是没完没了的东征西讨，非得跟别的藩镇过不去。

区别就在于朱温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削藩。不但要削别家地盘上的藩，连追随自己鞍前马后、功劳苦劳都立下一大把的马仔小弟们，一旦有翅膀渐硬的趋势，照样狠削不误。而削来削去的结果，就是削得朱温众叛亲离，最后连亲生儿子都想弄死他，更把那个本有希望既唐之后再统天下的大梁朝给削没了。

相比朱温，基本没什么ZZ头脑的李克用只知道用无尽的杀戮来消解心中的恐惧。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被他干翻的藩镇，看得顺眼的就除了臣服、上供外舞照跳、马照跑；看得不顺眼的就斩其首脑，然后换上自己的马仔小弟，继续舞照跳、马照跑。

可能李克用以及被他亲手干翻的一票藩镇至死都没想到，这其实也是在削藩啊！差别只在于朱温就差把“削藩”俩字纹在脸上了，搞得天下皆知。于是那些不想被削的藩镇就抱成团抵抗，宁死都不服。而李克用呢？这个除了打仗干啥事都满脑子浆糊的莽夫恐怕连“削藩”这俩字咋写都一脑子浆糊，反倒傻人有傻福——被他揍得受不了的藩镇想想，如果日子还能凑合过，不如降了？

所以哪怕论文治武功，朱温在五代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但他弄出来的那个后梁地盘却是最小的，最鼎盛时也不过才56万平方公里左右，差不多就是宣武镇的翻版。而李克用父子打下的后唐，不但是五代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更是疆域最广阔的（约195万km²，其次后周152 万km².再次是后晋92万 km²、后汉89万 km²）。

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李克用父子横扫大半个天下靠的武德充沛、个人魅力十足，才得以维系内部团结。当这些前提条件不存在，反噬的结果就会来得更加汹涌和残酷。

所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削藩，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代里最大的逆流，怎么会不粉身碎骨？

太和三年（829年）的一天，魏州（今河北大名）小吏殷侔下乡公干，发现沿途修有多处窦建德庙，而且香火旺盛，往来祭祀的乡民络绎不绝。殷侔心有感触，遂挥毫泼墨写下一篇流传千古的雄文《窦建德碑》。

窦建德生活俭朴，不贪图享受，为人讲义气，还不嗜杀，而且恤民，河北老乡都很怀念他。所以哪怕已经死了100多年，哪怕还是作为与“国朝”唯一那尊神为敌的大反派，在河北大地上依然被祭拜得毫无顾忌。

虽然在这个活着的大唐天子都动不动被撵出长安的年头，昭陵的香火怕是都有些年头没冒起过青烟了吧？

如果说窦建德还有颇多可取之处，那安禄山和史思明呢？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曾为安史及其子安庆绪、史朝义立庙，称其为“四圣”。从此以后，别的地方提及“圣人”二字，指的必然是长安城里的天子，可在河北军民口中，这个词汇就是理所当然的用来专门指代安史了。

长庆元年（821年），张弘靖被朝廷派到幽州担任节度使。然后老张就震惊的发现，当地哪儿哪儿都是“二圣庙”，香火旺盛得一塌糊涂，这还了得！于是他不但下令拆庙，还开安禄山之棺戮尸，结果惹得群情汹汹。不久后就爆发了军乱，张弘靖的亲信随从全部被杀，他自己也差点丢了老命。

这说明啥？国朝二百年，鼎盛时疆土北包戈壁，西逾西域，东至大海，南抵交趾，看上去无比辉煌，结果却连腹心之地的人心，好像都从来没收服过。

在盛唐还在的时候，这些小心思还得藏着掖着。可等到藩镇蜂起、哪怕还没到割据的时候呢，就开始毫不遮掩的招摇过市了。

说到藩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别的朝代军权一失控，跳出来割据、争霸、问鼎的不是诸侯就是军阀，唯独唐朝是藩镇。问题是诸侯和军阀指的都是些具体的人，比如曹刘孙；而藩镇则是唐廷设立的军镇，或者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军队，比如卢龙镇、成德镇、魏博镇什么的。如果哪个杠精非要揪出个人物来代表这些藩镇……对不起，好像真没有。

理论上藩镇最大的头头儿是节度使。不过要是哪天魏博或成德的节度使脑子进了水，跳出来指着长安城的方向叫嚣“彼可取而代也”（《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你猜会发生什么？

把这厮绑起来献给皇帝？这就太高看大头兵们的忠心了；追随这个傻蛋造反、搏个开国功臣的前程？人家也没这个闲心。最大的可能，就是除了几个心腹马仔跟着起个哄外，大多数人连个白眼都懒得翻，该干嘛照样干嘛去。

事实上绝大多数藩镇的节度使别说琢磨造反了，就算只想安心养老甚至躺平任撸，都可能只是奢求。

长庆二年（822年）的时候，浙西的藩镇头子窦易直听说汴州发生了军乱，暴躁起来的大头兵血洗了节度使全家，然后又推选了个新的头头儿，逼着朝廷承认。

窦易直很害怕自己的部下跟着有样学样，想“散金帛以赏军士”，就是拿钱买命。但幕僚劝他“赏给无名，却恐生患”——意思就是不给钱大头兵要反，钱给多了、把人家胃口撑大了还是得反。老窦觉得有理，就没发钱。谁知消息却走漏了，大头兵听说有赏钱又不发了，就纷纷鼓噪，串联作乱。眼看脑袋要搬家，窦易直急中生智拼命大喊“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于是原本大多数的士兵都在笑嘻嘻的看热闹，闻言后个个忠肝义胆、奋勇平叛，将300余乱军砍成了肉酱（本段引用文字均出自《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看了以上文字，可能有人会以为晚唐军士穷得一批，所以才会见钱眼开、命都不要。其实事实恰好相反——就算跟理论上赚钱最多的宋朝禁军相比，晚唐藩镇军士的收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时大多数藩镇的普通一兵，除了包吃包住外，每月领两斛粮赐（约210斤左右）的“基本月薪”，各种常规赏赐加一块而且是必须有的“年终奖”，平均下来大概在10缗钱、10匹绢左右，除此还得在春秋两季各发放一次衣料。当然这仅是在太平岁月里的保守估计，一旦需要人家出征打仗或离家戍守外镇，那就必须得加钱，加少了还不行。

说到包吃包住，按唐制士兵的伙食标准是平时每日供应米面2升（大约2斤），战时3升——这个标准已经高到离谱，能把宋明的兵甩出几里地了。可到了晚唐，跋扈的军士自主将其理解成躺着不动吃2升，但只要站起来溜达了两圈，那就必须吃3升。

但光是主食供足了也不行，还得有酒有肉。泾源兵乱是怎么闹起来的？幽州和淮西的藩镇造反，朝廷调泾源镇的5000兵去平叛。本来因为财政紧张给泾源兵的“开拔费”就没给够，一心找死的监军还公事公办的严格按照每日3升米面的标准供应餐食。这下被“粗茶淡饭”激怒的大头兵彻底不干了，干脆杀进长安，撵跑了唐德宗李适，然后公推泾源节度使朱泚坐上了皇位。

在这场闹剧中最倒霉的人是谁？当然是一脸懵逼就成了“圣人”的朱泚。泾源兵造反可不是为了改朝换代，更不是要弄出个“朱氏江山”，纯粹就是想劫掠长安、发笔横财。可是这么干风险太高，一旦李适带兵打回来，大家都没个好。怎么办呢？不如就把姓朱的推出来顶缸——要砍头也得先砍这个“伪帝”的，关我们这些大头兵什么事？

果然，当李适“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以后，泾源兵一哄而散。早就是光杆司令的朱泚脑袋也被部将摘取，当作其飞黄腾达的敲门砖。事后朱氏满门男丁被斩，女眷则按惯例没入宫中，哪天李适心情好了就去尝尝叛逆妻女的滋味，看不上的就在掖庭局干苦力到死吧。

自安史之乱起到唐亡的近150年间，爆发的各种藩镇叛乱或军队哗变事件不下200起，起码有一半的造反头子都跟朱泚一样无辜，说白了都是大头兵在搞事。

更典型的例子在河北三镇，比如幽州——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军士作乱囚禁节度使张弘靖，然后公推朱洄代之。老朱也是一把年纪的老幽州了，说你们跟我玩这个是吧？我当年耍这个套路的时候，你们的爹地还撒尿和泥玩呢！

幽州兵一看老家伙不好骗，于是就吸取教训找了个愣头青继任幽州节度留后。而这个倒霉蛋就是朱洄的儿子朱克融……

5年后，幽州兵杀朱克融及其子朱延龄，改立朱克融的另一个儿子朱延嗣；3个月后，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杀朱延嗣及朱氏满门300余口；再5年后，幽州兵发脾气撵跑李载义。这次朝廷反应快，空降了个叫杨志诚的来当节度使，但干了3年后幽州兵大爷们又不满意，于是逐杨并以部将史元忠为留后。

会昌元年（841年）幽州又又又军乱，史元忠被杀，乱兵推举陈志泰代之。仅一个月后，陈志泰又又又又被乱兵所杀，衙将张绛再被推上来顶缸，没几天张绛又又又又又被雄武军使张仲武宰了，幽州再度易主……

也就是说在20年间，仅幽州一个藩镇就闹了8次军变，9任节度使中5个被杀、4个被逐——最好的下场是灰头土脸的终结ZZ生命，最惨的像老朱家，直接被杀绝户了。

所以节度使这个活儿，没干过的挤破头、豁出命也要搏一下。一旦搏上了才会发现这个活儿真不是正常人能干的，干上了就等于是到手觐见阎王爷的VIP门票哇！

所以还让节度使去割据、争霸、问鼎？哪有闲心扯那个淡！

在朱温和李克用崛起之前，晚唐的藩镇就是这么副德性——节度使成天防范着大将，更得拿财帛和好吃好喝填满军士的欲壑。否则人家说造反就造反，把你撵走都算有良心的，被割掉狗头是常规操作，全家杀光也非鲜见，所以还要什么自行车？

所以在黄巢没发迹前的藩镇作乱，甭管是被大兵裹挟的还是上下同欲的，其本质无非就是“勒兵拒命”（《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第四十二》）这四个字而已。打个比方就是当爹的想管教下儿子，但儿子非但不服管还想跟他的老爹地比划比划。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儿子既不想离家出走，也不想自立门户，更没想过给自己的爹当爹。

就像最刺头的河北三镇，在李德裕眼里毫无威胁，因为他们“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所以三镇天天造反，朝廷天天平叛，但每回都是床头打完床尾和，就是因为朝廷和藩镇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都无力也不想改变现状，只能凑合着过吧。

但一场黄巢之乱，改变了一切。

以前说到黄巢之乱的影响，听到最多的就是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让皇权威严扫地、令藩镇野心滋生什么的，其实都是瞎扯淡。

大唐天子的脸面，早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就被踩进泥坑，一百多年来都没改变过灰头土脸的面貌。有朋友听说过“八次出幸”这码事吧？说的是从安史之乱到唐亡这150年间，李家皇帝前后8次被人撵出长安，然后在自家的锦绣河山间到处逃窜——其实这都是史家给他们留面子了。

乾宁二年（895年）的时候，唐昭宗李晔听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邠州节度使王行瑜想劫持他，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管消息是真是假撒丫子就跑。一边跑还一边满天下的遍撒诏书，请求各藩镇赶紧来勤王。结果跑着跑着，听说李茂贞和王行瑜已经被李克用打败了，于是他又赶紧溜回了长安。

因为李茂贞和王行瑜没来得及进长安，李晔这次开溜并未被计入“八次出幸”。但却无法改变在那一个多月时间里，长安无主、天子在逃的事实。

都这德行了，还有什么基础、什么权威？就算黄巢在长安城里称了把帝，但这种破事难道朱泚、李希烈们就没干过？

其实黄巢之乱给唐朝带来最大也是最致命的影响，是催生了朱温和李克用这两个“新式军阀”。

什么叫新式军阀？首先是特别能打，具备吞并其他藩镇的硬实力，这就很可怕了。以前甭管是嚣张了100多年的河北三镇还是跟朝廷硬顶了40多年的淮西李氏（李忠臣、李希烈叔侄）、吴氏（吴少阳、吴元济父子）集团，实际上都非常想扩张地盘。但上有朝廷领头围剿、下有各藩镇拼死抵抗，所以打来打去最好的结果也仅是勉强自保，要扩张纯属做梦。但朱、李就不一样了，揍得各路北方藩镇嗷嗷叫，先后在名义上统一（或接近统一）了北方。

为啥他俩就这么能打？这就要说到“新式”的第二个鲜明的特点了，即朱温和李克用将藩镇进化成了军阀。

在以前的藩镇，节度使是名义上的最大的头头儿，看起来挺像军阀，其实差远了。藩镇最大的特点是武人自治或者叫“军人共和”，代表的实际是广大军队特权阶层的共同利益。节度使能维护住这个共同利益，那就有好日子过，说是军阀也不为过。可要是违背了这个利益，分分钟能被砍掉狗头，这还叫什么军阀？

可朱李则不同。他们或凭借高超的权谋、铁血的手腕，或靠强悍的武力、无上的威望彻底整肃了军队、清洗掉刺头，降服了将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镇之主。令之所至，如臂使指，曾经跋扈嚣张的军士莫不景从——就这，凭什么还打不过那些单打独斗如狼似虎、合在一处就游兵散勇的老藩镇？

咸通十三年（872年）李克用煽动军乱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今山西大同），自称留后，随即招致唐廷与河东各藩镇的联合围剿。最惨的时候，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被撵出中原，流亡大漠投奔鞑靼。

眼瞅着创业未半就要中道崩殂，仗义的黄巢献上神助攻。中和元年（881年）长安失陷，唐僖宗李儇一边跑路一边遍撒英雄帖——只要是来勤王救驾的，不但过往不究，而且官爵、地盘泼水般赏赐出去，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朕不敢赏的。

李克用一看还有这好事，那还寻思什么，赶紧去抢……呃，去救驾啊！然后就是一路打打打、杀杀杀。反正自打遇上老李，老黄就没落到过好，被揍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从长安一路撒丫子窜出了一千多里地，这才躲过了李克用的追杀。

李儇还驾长安后论功行赏，李克用功居第一，官晋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爵封陇西郡王。

话说黄巢之所以能闹出那么大的场面，最大的原因是当时朝政被宦官田令孜把持，而这厮总想插手藩镇事务，跟地方搞得很不愉快。所以老黄从岭南北伐长安期间，沿途藩镇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应付差事，甚至还有礼送出境的，就是没见几个卖力气阻拦、抵抗的。直到黄巢撵跑了李儇还称帝立国，大家伙这才傻了眼、知道自己玩大了。

这要是改朝换代了，天下还不得乱套，大家还怎么安享富贵？

所以在黄巢进长安前，藩镇们都在“打假球”。可在此后巢乱三年即平，原因就在于即便李儇不封官许愿，大家都肯卖力气了，甚至是开始玩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克用还能功居第一，就很难得了。

之所以这么能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追随在李克用身周的，大多是他的沙陀子弟兵。

众所周知，五代之三的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但其实都跟沙陀李氏有着牵扯不断地关系——后唐自不必说，后晋石敬瑭和后汉刘知远的爹，都给李克用当过亲兵，然后再一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

但沙陀这个民族却非常有意思，晚唐之前谁都没听说过，五代之后又迅速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这又是为啥？

说起沙陀族，谁都搞不清他的来历。能大概达成一致的意见就是出自西突厥别部，因世居之地有名为“沙陀”的沙漠，故此得名。

其实沙陀匆匆来去的秘密，可能就藏在“西突厥别部”这几个字眼里。

匈奴人最风光的时候，号称部民二百余万众，能拉出百万大军。可被卫霍的一个漠北之战才打没了十几万，就大势已去，为啥？因为甭管怎么吹，200多万匈奴人中的真·匈奴人其实顶多也就占那么一到两成，剩下的都是所谓的“别部”。什么叫别部？就是真·匈奴人横扫大漠草原时征服的东胡、月氏、白羊、娄烦、丁零、浑庾、屈射等部族。这些部族被打服了以后，成了匈奴的奴部或附庸势力，自然不能再打原来的旗号，对外就都说自己是匈奴人。

平时这帮部族都很听话。可等到真·匈奴人被卫霍杀了个七七八八，自然就不愿再老老实实的贡献财赋、兵力了，没准还会掉转枪口痛打落水狗。所以匈奴的实力由是大衰，再也威胁不到汉朝的国防安全了。

其实从匈奴到满洲，在内部搞出一大堆别部是各种游牧/渔猎民族的传统艺能。像辽国最鼎盛时宣称“国族”（即契丹）人口高达五六百万，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奚、霫、室韦、回鹘、鞑靼、靺鞨等别部人口，水分极大。据后世考证，其中的真·契丹人算上老弱病残，能有个150万就顶天了。再如满洲人，刚入关那会儿纯正的满八旗兵才5万出头，全靠汉、蒙等别部撑场面。

这种主体民族有个几十、上百万人的还好办，而一旦所谓的“别部”上位，那就更乱套了。

比如五胡中的羯人，号称是匈奴别部。但晋代入塞的匈奴被当时的史官简单粗暴的胡乱划分一气，还高达19种之多，恐怕连石勒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族的。

后来这厮以奴隶之身称帝建国，追随左右的开国功臣如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刘膺、冉良（冉闵之父）、桃豹、逯明等有的是汉人，有的匈奴人，有的是西域胡人，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天竺人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杂胡，简直就是个民族大杂烩。为了内部团结，石勒将这个大杂烩强行捆绑到一块儿，称之为“国人”或“赵人”（国号为赵嘛），被叫做羯人还是后来的事。

毕竟这帮家伙个个残暴嗜杀，而“羯”的本意是脾气暴躁无法驯养的公羊，倒是挺适合他们的。

沙陀的情况与之类似，本身也是个大杂烩。像李克用本姓朱邪，可能就是出自一个搞不清来历和族源的游牧小部族，在当时被统一视之为杂胡。既然都是杂胡了，唐人肯定是看不上的，连正经的胡人都瞧不起他们。所以当朱邪氏崛起之后，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基本盘和群众基础。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选择的办法就是团结游牧在关北草原上的昭武九姓、室韦、鞑靼、党项、回鹘、吐蕃以及胡化汉人等小部落的杂胡，以朱邪氏元从为核心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即沙陀。

所以李氏河东集团里遍地都是康、安、曹、史、米、何、石等姓的将领，在当时不用查户口就能差不多确定这帮家伙不是康居人就是粟特人，但人家口口声声都自称是沙陀人。

比如石敬瑭他爹石邵雍，本名臬捩鸡，是如假包换的昭武九姓，可石敬瑭认吗？再如李从珂本是一对汉人夫妻所生，然后随生母魏氏被李嗣源所掳，后被收为养子，再靠兵变称帝。这位后唐末帝敢公开宣布恢复自己的汉人身份吗？除非他活腻了，想早点身死国灭。

所谓的沙陀族，不过是众弱联合、报团取暖的一个名号罢了，但却保证了李氏集团战斗力的下限。而上限能高到什么份儿上，就全靠李克用的个人发挥了。

该怎么形容这个人呢？必须得承认，这是个光芒万丈到能刺伤人眼的英雄人物。在战场上，李克用就是个西楚霸王式的百人敌，近乎战无不胜。更重要的是，他逢战必冲锋在前，撤退必亲自断后。哪怕看到个普通大兵被困敌阵，都会不惜代价的舍命相救。

这样的主帅，无论在哪支军队里都能收获满满的军心，让将士们忠心报效。但另一方面，李克用又脾气暴躁、感情用事，动辄无端辱骂、殴打麾下大将，甚至说杀就杀——连亲弟弟都能被他殴打后活活气死，一般人能受得了？

所以李氏河东集团的战斗力变化轨迹十分诡异。别说那些早已陈腐堕落的老派藩镇了，就连号称天下第一强军的宣武镇兵都经常被发了疯的晋兵揍得遍地跑。但不管是打得太好或不太好，李克用常常莫名其妙的要么上头要么抽疯，然后什么大将或附庸跳反啦、跑路啦或者扯旗自立之类的大坏军心的狗屁倒灶必然发生，再然后肯定就是被打成狗喽。可每到看似山穷水尽之时，李克用（包括极类其父的李存勖）一玩命，又肯定能触底反弹、绝处逢生。

无法被消灭，又注定“一辈子吃不上四盘菜”，这似乎就是李克用的命。

朱温跟李克用恰好相反，下限可以无限低，但上限却要高得多。

相较于老冤家“官二代”的身份，朱温的起点就低得多了——说好听了叫“耕读传家”，其实可能就是个连小地主都算不上的自耕农家庭。而且就像李克用极类项羽，未发迹前的朱温做派很像刘邦，就是个混迹乡里的泼皮，连史书都忍不住吐槽“帝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纪第一》）。

黄巢乱起，对朱温来说形同秦末时局，反正都是改变命运的契机。于是他兴致勃勃的与二兄朱存主动加入叛军，随之南征北战。在这一过程中，朱存战死，朱温则凭着敢打敢拼步步高升，到中和二年（882年）时已晋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成为黄齐的一员方面大将。

但朱温并非脑子里长满了肌肉的莽夫，相反他眼光非常不错，很早就看出黄巢已经穷途末路。要想保住权势富贵，就必须抓住机会尽早跳船。

正好此时跟他交战的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朱温便与之交涉，以认舅父为代价，换取后者作保降唐。还在无家可归到处“巡幸”的唐僖宗李儇闻讯很高兴，封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还赐名“全忠”。

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在洛阳毁于战火之后，汴州就取而代之成为了大运河的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是大唐朝有实无名的经济首都。作为第一批“弃暗投明”的降将，李儇算是出手很大方了，也颇有千金买马骨的深意。但他肯定想不到的是，若非轻易的将这块富庶的根据地交出去，此时还挺“全忠”的朱温后来还有没有本事篡掉李家的江山。

到任汴州后，朱温先解陈州之围，又与秦宗权连年大战，再跟天平、泰宁、感化这邻近三镇反复攻杀——哦对了，在围剿黄巢时老朱一度被揍得嗷嗷叫，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后者二话不说发兵来援，否则后来有没有那个梁太祖，还真难说。

事后朱温感恩不尽，在上源驿设宴感谢李克用。可不知道是喝了假酒还是啥缘故，老李全程摆臭脸，还出言不逊，把老朱祖宗八代损了个遍。朱温当场隐忍没有发作（更主要的是十个他都不够一个李克用打），事后遣兵包围上源驿，杀李克用亲兵300余，后者仅以身免。

这就是让朱李结怨的上源驿之变。从此李克用就跟朱温死磕上了，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当然恩将仇报对于朱温来说压根不算事——想当初朱瑄、朱瑾也救过他，还结拜为兄弟，但后来杀其人、夺其妻时可曾手软过半分？

反正不管怎么说，至乾宁四年（897年）时朱温已经基本统一河南，成为天下第一强藩。随后他借口护驾西进关中攻打李茂贞，并夺取唐昭宗李晔的控制权，成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至此朱温篡唐的条件完全具备，搞个“禅让”仪式不过是个时机问题罢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朱温仅用了25年的时间，就干成了过去150年里无数藩镇想都不敢想的事（篡唐），他凭什么？还有不是说李克用处处跟他作对吗，难道就眼睁睁的看这朱温攻城略地而无动于衷？

先说第一个问题。老派藩镇，其实也不乏心志、才华不亚于朱温者。但自中唐以来诸藩“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贾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旧五代史·卷十四·梁书列传第四》），从无一人能打破这般坚固的利益壁垒。

只能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但朱温显然是个幸运儿。黄巢大军一过，将河南诸藩摧残得七零八落，原本的军人利益集团被打没了七七八八。他空降到宣武镇后又出手狠辣，很快将旧势力一扫而空，然后就是一张白纸好画画了。同时朱温又非常聪明的借朝廷之势扯虎皮拉大旗，在剿灭黄、秦的战争中不断扩充自身的实力和地盘。等实力足够，“全忠”摇身一变就成了“全奸”，开始全力撬大唐天子的墙角。

而之所以称朱温为新式军阀，就在于他的眼中除了地盘和军队，更注重内政和民心。在朱温治汴期间，他特别注重发展生产、休养民力，为此在发展初期他宁可成天被揍得到处求援、认了一大堆干亲，也要对辖区百姓轻徭薄赋，甚至连年免税。由此朱温获得了河南人民的广泛支持，甚至有大票的人为他立生祠——后来朱温为啥非得把皇帝绑票回洛阳才敢篡位，原因和底气皆在于此。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朱温的头脑始终清醒，非常清楚唯有削藩才是长保权势富贵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在别的藩镇，一旦打下新地盘就得封出一大堆刺史、防御使甚至是节度使，否则分分钟有人造反。可在朱温麾下，想都别想，就算封了，也是有名无实，聊胜于无。同时对于立户胜虎、出门如猪还跋扈异常的藩镇军士，他在厚赏的同时极重军纪，颁布了极其血腥的“拔队斩”铁律——主将战死，麾下皆死，这下看谁敢贪生怕死？

所以在当时有公论，晋兵和梁兵打仗最不要命。区别就是晋兵敢战是因为李克用带头玩命，而梁兵能战靠的是制度约束。

至于李克用为啥放任老冤家朱温猥琐发育，原因在于河北藩镇，正把他气得哇哇叫、耍得团团转。

在朱温一统河南之前，他在诸藩间的人缘很好，而李克用却极糟。

除了人家老朱手腕圆滑，擅长扮猪吃虎外，老李的那个一疯起来就六亲不认的臭脾气和脑回路，谁摊上都没辙。

上源驿之变后，李克用恨朱温恨到恨不能寝皮食肉，曾连续8次上表要求讨伐宣武，但唐僖宗李儇不同意。于是在王重荣的挑唆下，老李的“仇恨呼叫转移”，纵兵大掠长安，李儇只好撒丫子“巡幸”兴元（今陕西汉中）。回头在朱温的张罗下，李儇又召集诸藩讨伐河东，结果被李克用打得兵败如山倒，吓得这位大唐天子赶紧低三下四的道歉，谁知却恰好击中了老李的软肋。

老李嘛，别看脾气坏嘴巴臭，但最爱的就是面子，不吃硬专吃软。李儇给足了面子，让他爽的不行，决心从此不恨皇帝陛下了，忠心耿耿保大唐。

仇恨再次呼叫转移，这回该轮到还没发育健全的老朱倒霉了吧？诸藩都是这么认为的，连朱温都在瑟瑟发抖，谁知老李一个转身，就揪住……成德镇王镕一顿狠削，

王镕被削得一脸懵逼——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招谁惹谁了？

李克用不管，要怪可能就得怪成德镇呆在哪儿不好，非得设在他讨伐朱温那个奸贼的路上，难道还能让人家堂堂陇西郡王拉下脸来跟姓王的借道？灭了不就完了，不过顺路的事嘛！

还真不是顺路的事。

河北三镇，平常相互间打黑拳、下绊子都是家常便饭，隔三差五大战一场两场也没啥可大惊小怪的。但外人要是敢掺和进来一脚，那是朝廷来了合力打朝廷，李克用来了打李克用，都不用招呼，从来都是哥几个一起上。

所以成德王镕一挨揍，幽州李匡威立刻出兵，哥俩一起把李克用打得灰头土脸。再回头一看养子李存孝又叛了，于是仇恨再次呼叫转移，先收拾了家里的熊孩子再说。

反正在朱温闷头大发财的十几年里，李克用天天吆喝着要弄死这厮，然后今天打成德，明天伐幽州，后天拼命往家跑去救火，时不时的还得去长安“护驾”。一句话，就是成天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日子过得极为充实，看似忙得不可开交，但兵越打越少，地盘也没见大多少，晋绛、河中等附庸藩镇还丢了一大把。

一把好牌，被他打得稀烂。

等到朱温一统河南，开始觊觎河北后，形势就更乱套了。今天李克用攻魏博，幽州和成德还没来得及发援兵呢，结果朱温出兵就把李克用打跑了。回头朱温赖在魏博不走，都不用节度使罗绍威摇人，李克用就气势汹汹的跑回来把老冤家撵得满山跑。小罗寻思着这不得设宴感谢下老李？结果转过头就找不着人了，再一打听这厮又习惯性的削王镕去了……

反正就是来河南、河东、河北大乱斗，斗来斗去都不知道谁是敌是友。

直到朱温把唐昭宗李晔给拐到洛阳去了，李克用才把主要的精神头用到了倒朱保唐上。但为时已晚，他的年纪大了，晋兵也被祸祸得没什么精神头了，更重要的是梁军越打越强，是真打不过了。

但朱温的日子就好过了？他比李克用还大4岁呢！

比年龄更让朱温头疼的，是地盘越打越大，军队越打越多，他就愈发的压力山大。

原本就一个宣武镇的时候，他就几万兵，能管得老老实实的，军中大将也不敢跋扈，所以才能轻徭薄赋、收买人心。可随着开疆拓土，降兵俘虏弄了一大堆，还没法遣散，否则就要哗变。

比如说魏博兵，他们会忠于节度使罗绍威？开什么玩笑！要是看这厮不顺眼，早就砍了他的狗头，都不用朱温发兵来打。他们只会忠于自己，就想在魏博世代当兵（军人是特权阶级嘛），哪儿都不想去。如果朱温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不用打都愿意降。相反别说遣散了，就算是把他们调到外镇去打仗、驻防、整编，都分分钟反给你看。

历史上的魏博镇瓦解后，朱温屠过一次魏博兵，李嗣源、李从珂又各屠过一次，石敬瑭也差点屠过一次。即便如此，到了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还是在贝州（今河北清河）爆发过王则卒乱——魏博牙兵的“光荣传统”过了一百多年，仍在传承香火。

可朱温是要削藩的，跟着这么瞎搞还削个毛线？所以一开始他是决不妥协的，想投降可以，大小军头交出兵权，士卒则全部打散重编，该遣散的遣散，该划归州兵县兵（保留军籍，但待遇很低）的就划归，只有忠诚可靠且训练有素的士兵才能在宣武镇（后梁）的禁军中找到一席之地。

结果怎么样？区区天平、泰宁、感化这三个小藩镇他就足足打了10年。其实没打几年三镇就近乎油尽灯枯了，像朱瑄、朱瑾、时溥等军头早就想降了。可他们麾下的大头兵们不干啊！姓朱的要打烂他们世代相传的铁饭碗，这怎么能忍？必须打下去，谁敢言降，砍了就是，换个不敢降的接着打，打到姓朱的改主意为止。

一统个河南都这么费劲，别提还有更死硬的河北、河东。就算搞定了北方，南方大大小小的藩镇还有几十号……已经到了知天命岁数的朱温，还能坚持多久？

其实篡唐为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朱温躺平任撸的一种表现。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内部，包括整编汴梁禁军，主要是为了给儿子铺路。至于说削藩、平天下……算了，累了，都毁灭吧。

可随着他这么多年的狂飙猛进，曾经铁板一块的梁军内部早就山头林立，只是慑于老朱的虎威不敢称藩而已。可现在朱温要削山头，就触及到底线了，于是乎像朱珍、施叔琮、刘知俊、丁会等曾经忠心耿耿的大将叛的叛、死的死、走的走——梁军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覆灭的宿命可能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否则区区一个朱友恭作乱，就能要了朱温这种乱世枭雄的命？

有句话叫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这俩字划重点，要考！

晚唐五代那会儿，别说朱温和李克用了，就算秦皇汉武复生，甚至将曹老板、李太宗从陵寝里叫起来，没准都得劳而无功，甚至干脆早早就抱头鼠窜了。

简单说，就是那个世道，谁来了都没辙。

那为啥赵匡胤就能整出个“小一统”，把谁都摆弄不明白的跋扈武夫收拾得服服帖帖，居然还搞出个崇文抑武来？

答曰一者是占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便宜，二者其实他也没做到。

李克用抽风式的大杀特杀再加上朱温有目的的削藩、裁军，其实已经把那些最刺头的武夫消灭了大半。后唐晚期的李家内战更是将整个北方最能打的兵将几乎打没了——否则近百年来一直被藩镇兵当孙子揍、李存勖的五千兵就能打得十万大军崩溃的契丹人，哪有胆子进占中原？

轮到赵匡胤接班的时候，对着契丹比量了十几年也不敢出兵收复燕云，只好先易后难、拿南方的“十国”练手出气，最后居然想出个拿钱赎地的歪招——这种事情要是放在50年前，别说朱温、李克用会气成啥样了，就算朱瑄、朱瑾这样的小军头都得笑掉大牙。就算老赵手底下的兵，都得憋屈得恨不能立刻砍了这厮的狗头。

即便已经怂到这个份上的兵，赵匡胤也不敢说就能收服得了。

为啥他玉斧一挥，大渡河以西的土地就不要了？因为那里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娇生惯养的禁军不愿意去呗。为啥从晚唐起就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才得以苟活的定难军（即党项拓跋氏）就是无法平定？因为西北太远、太穷，禁军大爷们还是不爱去，去了也待不住，所以只能干瞪眼。

甚至老赵一度被禁军战力之低劣弄得大为光火，要求他们与边军对调、定期轮换锻炼，结果怎么着？诏令还没下呢，京师周边的驻军就开始串联鼓噪，要求发赏，包括并不限于开拔费、行军费、鞋袜钱、安家钱等等一大堆。还得带着家眷一起走，调一万兵到边关，就得跟过去好几万老弱妇孺……

赵匡胤一算账，要是全部满足大头兵的要求，他得把裤子都给当了。可要是拒绝，信不信人家当天就得哗变？虽然要收拾这帮垃圾，也不用费多大劲。

算了，还是别折腾了，躺平吧。

要不是对整顿军队、收服军心彻底失望，一个正牌武夫出身的老赵又怎么可能杯酒释兵权、用文官压制武将，彻底将大宋朝武人的脊梁骨打断？

初唐时，谁家出了个府兵，就是乡邻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到了晚唐五代，谁家要是能世代为兵，给个门阀都不换，谁不让他当兵，都能跟你玩命。可区区几十年过去，“贼配军”、“贼厮鸟”之类的称呼却成了军人的标配，“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儿”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

武人的骨头被打折了，骄傲被踩进泥坑，社会上的尚武精神消失无踪——这既是意外，又是必然。

军中到处都是吃空饷、喝兵血，人们习以为常，更没人觉得应该去反抗。更奇葩的是晚明时欠饷那么严重，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得典卖妻儿才能活下去，士卒居然要到了打仗时才知道哗变、投降。这样的兵，自然不用人操心，但还能打仗吗？

在晚唐五代，这样的上官早就被大兵砍了狗头当球踢了。

不可靠但能打和可靠却不能打——到底哪样好，这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了，犯不上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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