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延安城内一声枪响，打破了这座革命圣地的宁静。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强行逼婚枪杀16岁女学生刘茜，在七日之内便被迅速侦破、审判。这起案件不仅轰动延安，更因与国民党张钟麟案的高度相似，引发了是＂杀＂是＂留＂的社会大讨论。正当黄克功即将被押赴刑场之际，一封来自毛主席的亲笔信，要求审判长当众宣读。

192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年轻的黄克功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士。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火纷飞的岁月让这位年轻的战士迅速成长，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逐渐成长为一名指挥才能出众的军事干部。

到1937年，黄克功已经成为延安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的队长。在他的履历表上，写满了战功赫赫的记录。他带领部队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解救了众多被困的革命同志。

但战争年代也给黄克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的战场生活，让他对和平年代的生活充满向往。他渴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相守的伴侣。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16岁的刘茜来到了延安。这个年轻的姑娘带着对革命事业的向往，成为了延安女子学校的一名学生。她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希望。

黄克功与刘茜的相遇，看似是命运的安排。两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相识，很快便发展出了超越同志情谊的感情。黄克功经常去找刘茜聊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延安城里渐渐传开。

然而，随着交往的深入，问题也逐渐显现。黄克功开始频繁地给刘茜送各种物质礼物，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是十分罕见的。他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心。

但刘茜并不认同这种方式。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的她，对这些物质的追求并不感兴趣。她更希望能够建立一种纯粹的革命友谊。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让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黄克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应，也无法接受刘茜对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自己付出了真心，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种矛盾在1937年的秋天达到了顶点。黄克功开始强行要求刘茜与自己确定关系，甚至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这种急切的态度让刘茜感到不安，她试图与黄克功保持距离。

1937年10月的一个夜晚，延安城内的宁静被一声枪响打破。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只见他们敬重的队长黄克功手持配枪，站在刘茜的宿舍门前。

地上躺着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刘茜，她的胸口还在往外渗着鲜血。周围的人们迅速围拢过来，有人去通知上级，有人去找医生，更多的人则站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城。在这个革命圣地，这样的恶性案件还是第一次发生。延安卫戍司令部立即派人将黄克功逮捕，并开始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案发当晚，黄克功携带配枪来到刘茜的宿舍。他再次向刘茜表白，要求与她确定恋爱关系。刘茜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表示要向组织汇报他的不当行为。

黄克功在盛怒之下拔出配枪，对着刘茜连开数枪。当时的目击者称，黄克功开枪后并未逃跑，而是站在原地，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案件发生后，延安的司法机关立即组成专门的审判组。他们在七天之内完成了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审判组认定，黄克功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法庭上，检察官列举了大量的证据。包括黄克功之前对刘茜的骚扰记录，以及他在案发前的种种异常行为。这些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起蓄意的谋杀案件。

辩护律师则从黄克功的革命历程和战功说起。他强调黄克功在战场上的表现，认为应该考虑到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但这些辩护意见并未能改变审判的结果。

法庭最终判处黄克功死刑。这个判决在延安城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一部分人认为，对革命干部也要严格执行法律，这体现了共产党的公平正义。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考虑到黄克功的革命功劳，是否可以从轻处理。他们把这个案件与国民党处理的张钟麟案进行对比，认为革命队伍应该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就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延安高等法院收到了一封来自毛主席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内容震惊了所有人，也为这起案件的处理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在信中明确表态，革命干部违法犯罪，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要求审判长在执行死刑前，当众宣读这封信的内容。

这个决定不仅是对黄克功案件的最终裁决，更是对革命队伍纪律的重申。它向全体革命军民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

消息传开后，延安城内的争议逐渐平息。人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案，而是关系到革命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

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延安城内的群众陆续聚集在刑场周围。这是黄克功案件最后的执行日，人们神情凝重地等待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延安高等法院的审判长手持毛主席的亲笔信，站在刑场中央的高台上。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向所有在场的人宣读这封影响深远的信件。

信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黄克功身为军事指挥员，本应该带头遵纪守法。但他却因为个人感情问题，采取如此极端的暴力手段，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毛主席在信中特别强调，革命队伍要建立铁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

台下的人群中有黄克功的战友，也有刘茜的同学。他们听着这封信的内容，深深体会到了革命事业对纪律和法治的严格要求。

信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革命队伍要用法律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要求，更是对整个革命事业的保障。

审判长宣读完毛主席的信件后，向执行队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这个命令不仅是对一个案件的终结，更是对革命法治精神的彰显。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个判决的分量。这不仅仅是惩治一个犯罪分子，更是维护革命纪律的重要时刻。

这起案件的处理方式在延安引起了广泛讨论。人们开始认识到，革命队伍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纪律和法制基础上。

有人把这个案件与国民党处理的张钟麟案进行对比。张钟麟案中，犯罪者因为军功显赫而获得从轻处理，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

而黄克功案的处理，展现了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上的决心。它表明，在革命队伍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得到严格执行。

案件结束后，延安的各级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学习讨论。他们从这个案例中吸取教训，加强了对革命纪律的教育。

延安女子学校的学生们写下了许多感想文章。她们认为，这个判决不仅维护了女性的权益，更体现了革命事业对正义的追求。

军政大学的官兵们也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认识到，革命军人不仅要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更要在和平时期严格遵守纪律。

这个案件成为了延安时期政法教育的重要教材。它告诉人们，革命事业必须建立在严明的纪律和法制基础之上。

后来的历史证明，黄克功案的处理为延安时期的法制建设树立了一个重要标杆。它展示了共产党处理内部问题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黄克功案的审判结束后，延安城内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法制建设热潮。各个部门和单位纷纷开展法制教育，把这个案例作为教材来学习讨论。

延安高等法院将案件的全部审判过程整理成册，作为司法工作者的培训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案件从侦查到审判的每一个环节，展现了革命政权依法办案的专业性。

军政大学在新生入学教育中专门增设了一堂＂革命纪律课＂。教员们用这个真实案例告诉学员们，革命军人要有铁的纪律，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言行。

1938年春，延安女子学校为刘茜举行了一场追思会。会上，学校领导宣布设立＂茜之纪念奖＂，表彰在革命事业中表现突出的女性干部。

这个奖项的设立，不仅是对刘茜的纪念，更成为了激励女性干部投身革命事业的重要精神象征。每年评选时，都会重温这个案例，讨论革命队伍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黄克功案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干部们通过学习这个案例，深刻认识到革命队伍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之上。

毛主席的那封信被收入《延安文献选编》，成为了革命史料中的重要文献。这封信不仅记录了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更体现了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上的坚定立场。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创作了多部以这个案件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革命队伍坚持原则、维护正义的精神。

1939年，延安高等法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司法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都参考了黄克功案的处理经验，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这个案例多次被提起。每当遇到类似的纪律问题时，领导干部都会提醒大家记住这个教训。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军政大学的学员们还在继续学习这个案例。他们把这个案例看作是革命队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案例被收入了政法院校的教材。它成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素材，展现了党在法治道路上的探索。

延安革命纪念馆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展区，陈列着与这个案件相关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让后人能够了解到革命队伍是如何处理内部问题的。

在法学界，黄克功案被称为＂延安第一案＂。这个称号不是因为它是延安时期的第一个案件，而是因为它确立了革命政权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