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以穆斯林为主，他们富甲一方，垄断着丝绸贸易，甚至拥有自己的管理者和司法体系。然而，这场屠杀让多达12万名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丧生，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商人。黄巢军不仅屠城，更是大肆砍伐桑树，切断了丝绸贸易的命脉。这一系列打击使得曾经繁华的广州蕃坊衰落萧条，昔日络绎不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中断。
盛唐商贸穆商显赫一时在唐朝这片繁荣的土地上，一群来自遥远西域的穆斯林商人正在书写着他们的传奇。这些商人大多来自波斯湾沿岸，他们带着异域的珠宝、香料和药材，踏上了这片充满机遇的东方大地。
穆斯林商人在唐朝的地位可不一般，他们不仅富可敌国，还在朝廷中谋得重要职位。从李彦升到石处温，这些进士及第的穆斯林官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历史画卷。
在成都，＂土生波斯＂李珣、李玹、李舜弦三兄妹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兄妹三人或为诗人，或经商贩香，在蜀地声名远播。
广州的蕃坊更是一派繁荣景象，穆斯林商人在此建立了完整的自治体系。他们有自己的领袖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甚至可以按照《古兰经》处理内部纠纷。
这种繁荣的背后，是一段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虽然以唐军失败告终，但却意外促进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
被俘的唐朝书记官杜环在大食居住十年，回国后写就《经行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载。通过他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唐人对伊斯兰教的认知。
穆斯林商人大多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等暴利行业，他们的财富令人咋舌。当时诗人李商隐收集的民间顺口溜中，＂穷波斯＂一词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在广州，穆斯林商人的人数多达上万，他们主导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海上贸易。蕃坊不仅是贸易中心，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飞地。
这些商人不仅经商，还将自己的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在广州和西安，清真寺拔地而起，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黄巢攻城血染珠江口公元879年，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战役在广州城下打响。黄巢率领起义军，将这座繁华的海上贸易重镇团团包围。
广州城内的居民构成十分复杂，有经营丝绸生意的阿拉伯商人，有从事香料贸易的波斯人，还有来自西域的犹太商贾和信仰祆教的胡商。这些外国商人在城内建立了独立的社区，过着与当地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起义军对广州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守城的唐军节节败退。城内的穆斯林商人组织起自己的防御力量，试图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战斗持续了数日，广州城的防线终于被攻破。起义军如潮水般涌入城中，开始了一场惨烈的屠杀。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黄巢军队对外国商人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身穿异域服饰的商人成为起义军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富商还是普通商贾，都难逃厄运。
有些商人试图通过珠江逃生，却在慌乱中溺水身亡。也有人躲藏在货仓和民居中，最终还是被搜出并杀害。
阿拉伯史学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中记载，死于此役的外国人高达20万。另一位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则称死亡人数为12万，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商人。
这场屠杀不仅针对人，还涉及到经济命脉。起义军将城外大片的桑树园夷为平地，这些桑树是养蚕制丝的重要原料。
广州城内的蕃坊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昔日繁华的市集变成了废墟。商铺被洗劫一空，货物被焚毁，连带着码头的货栈也化为灰烬。
黄巢此举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更像是一场报复。自怛罗斯战役失败以来，中国在与阿拉伯世界的较量中一直处于下风。
这场屠杀给广州的外国商人群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幸存的商人纷纷逃离，曾经热闹的蕃坊陷入一片死寂。
屠城之后，黄巢并未在广州久留。他率领军队继续北上，留下一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无数破碎的家庭。
这场战役不仅摧毁了广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更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广州城的血腥往事成为后世史家笔下难以抹去的记忆。
在这场惨剧中，广州失去的不仅是财富和人口，更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城内的清真寺被毁，穆斯林社区销声匿迹，曾经热闹的市集成为断壁残垣。
穆商走避衰落渐成历史广州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阿拉伯世界后，在整个穆斯林商人圈引起巨大震动。昔日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顿时变得门可罗雀，曾经往来如织的商队不见了踪影。
幸存的穆斯林商人纷纷迁往东南亚各地，在新加坡、马六甲等地重新建立商业网络。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取代了广州的地位。
阿拉伯商人开始规避中国市场，转而与日本、高丽等国家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格局的转变，导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直接联系日渐减少。
在广州城内，昔日繁华的蕃坊几近荒废，只剩下零星的外国商人在此经营。那些宏伟的建筑慢慢倒塌，曾经热闹的市集变得冷清。
唐朝政府试图挽回局面，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但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教训，穆斯林商人对重返中国市场显得格外谨慎。
大食商人不再独霸中国海外贸易，其他国家的商人开始填补这个空缺。宋朝建立后，来自日本、高丽的商人逐渐增多，形成了新的贸易格局。
在中国国内，穆斯林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显赫一时，许多人选择低调行事，甚至隐瞒身份。
广州的清真寺在战火中被毁，重建工作进展缓慢。穆斯林社区的规模大大缩小，昔日繁盛的伊斯兰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日渐式微。
阿拉伯史料中记载，这次事件导致大食商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不再视中国为理想的贸易伙伴，而是寻求新的商业机会。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往来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规模和频率都大不如前。双方的直接联系减少，多通过第三方进行贸易。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宋朝，即便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明朝，中阿贸易也未能恢复到唐朝的盛况。黄巢起义对穆斯林商人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进程。
从此以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商业领域，而是逐渐发展出更加复杂的文化和政治关系。
在岭南一带，人们逐渐淡忘了这段历史，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著作中，广州大屠杀始终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这场劫难不仅改变了贸易格局，更深刻影响了两个文明之间的互信关系。
兴衰更迭见证历史轮回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宋元时期，广州重新焕发生机。这座千年商埠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再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宋朝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重新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不同于唐朝时期穆斯林商人的独大，这一时期的广州呈现出多元化的贸易格局。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虽然重返广州，但他们的数量和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东南亚、日本、高丽等地的商人，他们带来了新的商品和贸易方式。
元朝统治者对外来商人采取开放态度，在广州设立蕃坊提举司。这个机构不仅管理外商事务，还负责调解纠纷，维护贸易秩序。
在这片曾经血染的土地上，新的穆斯林社区逐渐形成。他们不再像唐朝时期那样独立自治，而是更多地融入本地社会。
明朝郑和下西洋，七次远航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远航虽然重新建立了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但贸易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清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这座城市再次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但贸易对象已转向欧美各国。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的穆斯林群体始终存在，但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主导者，变成了众多商业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的广州，依然能找到那段历史的痕迹。怀圣寺的建筑风格，街道的命名，甚至一些家族的姓氏，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伊斯兰文明的渊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广州经历了无数次兴衰更迭。黄巢之乱虽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创伤，但并未阻止它在新的时代重新崛起。
现代的广州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贸易港口定位，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座城市仍然保持着包容开放的传统，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