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

建文元年三月的一天，博士黄彦清空下来没事在南京街头走走，忽然看见两个小孩在相互推让着吃什么东西，觉得十分好奇，于是就走近找了个地方坐着看看。原来两个孩子在吃枣子，因为枣子不多，没吃一会儿就剩下一个了。只见一个小的小孩拿了枣子要给大的小孩吃，大的小孩子死活都不肯要，这就相互谦让着，最后还是一个大人走了过来，将这最后一个枣子给了小小孩吃了。目击这动人的一幕，黄彦清感慨万分。

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又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个人在大街上捡到了一张大明宝钞，只见他用手弹了弹宝钞上的灰尘，随即将它放在较高位置干净的地方，再找了一块小石头将它压住，然后离之而去。黄博士当即感叹道：“何风俗之厚也！”（第二天他上明皇宫去，将自己目击的市不拾遗一幕告诉了建文帝，并称赞道：“此乃陛下德化！”

没想到建文帝听后却这样说：“昨宫中二人哗，朕谕之云：‘朕宽刑尚德，中外愉愉，尔独犯教，意朕有乖德坎？’两人谢过，因释之。宫内尚未能齐，敢言德化。”建文帝运用儒家的德礼来进行教化，即所谓的“德化”，如此“建文新政”不仅仅能说成是对洪武严政酷法的纠偏，而是一大“反动”，更是明朝由乱而治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一步关键，就像上述《建文年谱》所载的那样，在建文帝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的景象。“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间，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衢者，辄拂其尘土，置高洁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实，尚义者多，其所渐靡者然也。”明代文人祝允明曾记载道：“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为建文年间，笔者注），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涂（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纪高洁地，直不取也。”祝允明还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

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有个苏州人到嘉定县去当县吏即县衙办事员，他有一个苏州同乡因事牵连而受到了处分，心里觉得很冤枉，就跑到县吏那儿去解释，请求他利用工作之便予以匡正。不料那县吏听完老乡的诉述后不仅没答应，反而这样劝道：“如今我建文朝上自郡府，下及县令，人人都廉公奉法，即使我等吏员也当革心戒谨，怎么能私自为人出入公文案牍呐？既然你说你没做错，我想相关衙门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合理的说法，绝不可能冤枉好人的！”同乡于是就听从了县吏的劝告。没多久，他的冤情得到了申雪。为了感谢县吏的指点，那位苏州老乡携带了2石米前往嘉定去酬谢县吏。

县吏顿时惊呆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下这份厚礼，老乡死活一定要给，最后弄得那个县吏实在没办法，只好应对道：“看在你我同乡的情分上，我就收下你一斛的米！”半年后，县吏回苏州度假，他带上同乡送的那斛米，找到了那同乡的老母亲，跟她说：“这一斛米是您儿子寄放在我那里的，今天我将它带来给您老人家！”短短的三年时间，建文朝的社会中下层已经出现礼让成风的局面，这是十分难得的啊！当时“天下欣然，谓太平可立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朱棣的突然打断，大明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