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英是这样说的：“大凡人有才能要发挥出来是一件难事，而要有人发现并用好他的才能，那更是不容易啊！当年张良投奔了汉高祖刘邦，刘邦就充分发挥了张良的才干；而贾谊碰上了汉文帝，文帝就无法用好贾谊的才能。这两大才子的境遇之所以有这样的巨大差异，关键就在于张良能细心地观察到刘邦能做的事情。
张良讲了，结果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时间就能得到实惠和收益。即使像樊哙、郦食其一类的刘邦亲信之人，像陈平、周勃那样的高祖刘邦最为信任之人，像萧何、曹参那类刘邦所重用之人，都没有一个能离间张良与刘邦之间的关系；而贾谊却没有看清形势就开口讲话了，而且讲得也太过头了，所以他就给周勃、灌婴之流找到了攻击的把柄。如今正值明君贤臣际会的千年难得的一个好时候，我们都应好好地珍借。世上有些事情在古时候通行的，在现在社会里也照常可行，譬如古时的冠冕就是现在人们还戴着；而有些事情在古时实行过，但到了现在社会就没法实行，井田制与分封制就是这一类事。可行的事情就实行，人们照着做就方便，老百姓乐意，从中得到实惠和收益。
不可行的事情硬要去做，人们照着做起来也难啊，老百姓还要深受其害。”王叔英毕竟是地方父母官出身，他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可要比方孝孺深刻得多，他的建议也很有见地，可是方孝孺就是没有听进去。从方孝孺的角度来看，对于《周礼》的理解，他是很理性的，目的也很明确，无非是想通过对《周礼》的潜在价值。的挖掘和重新应用，阐发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遗法及微言大义，以此指导建文朝改革，所以他就说：“君以身任之而不夺于流言，臣以道接之而不泥于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
继乎其后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几也。”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认知，方孝孺就竭力敦促建文帝依照《周礼》来实行大明官职更定。此时，大明政治中书生之气代替了原本应有的务实和理性，维新改革自然就会遇到“阻力”。在方孝孺力图推行井田制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最终只得放弃实施。当然改革中出些问题也纯属正常，问题如果出在平常时期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再来吧。但这些问题偏偏出在关键时期一—那就是与建文帝实施“新政”中另一项重大举措一—削藩密切相关，建文削藩遇到了最大的劲敌，那就是朱棣。
朱棣本来就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由头，起兵造反，夺取帝位，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这下可让他“逮着”了。于是，建文帝“变更祖制”最终成为燕王朱棣以维护“祖制”名义起兵“靖难”的借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建文削落应该属于“建文新政”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