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不断地下诏，实施新政。尽管“建文新政”只实行了四年而最终被迫中断了，但它的历史地位绝不可低估。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有政治制度层面的更定官制和宽和政治环境，有法律层面的宽减刑罚，有经济领域的宽赋于民和均赋江南，有文化思想领域的营造宽和的气氛及对先秦儒家理想的追随……因此，如果摒弃朱棣开始对建文帝恶毒的肆意丑化所造成的“既定”概念的话，客观地和理性地看待建文帝和“建文新政”，我们就会发现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他锐意更弦改制，实行文治，以便达到天下大治。
历史没有忘记建文帝，更没有忘记“建文新政”，以“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减刑罚、宽免赋税”为主要内涵的“建文新政”已永远地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明朝史学家朱鹭曾高度地评价“建文新政”，他说：“四载宽政解严霜。”这恐怕是对“建文新政”最为合适的历史定位吧。然而，透过层层的历史表象，我们还应看到：所有的“建文新政”举措都有这样一个基调，那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作为指导。建文帝的这种治政思想与他的老师黄子澄和“建文新政”决策的总设计师方孝孺等人的政治理想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建文君臣的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著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地步。但历史的无情就在这里，“建文新政”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外部原因就是朱棣“靖难”造反的成功，打断了“建文新政”的实施进程；内部原因至少有四个：第一，“建文新政”太过于理想化。或许受方孝孺的“君职论”的影响，或许是沉溺于对中国先秦儒家“法先王”、“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建文新政”中的“宽和政治”有失之过于宽松之嫌。例如像对待监察御史尹昌隆，建文帝一味地为了当个兼听则明的明主而任由其胡说八道，混淆视听，甚至到了他明目张胆地为政敌朱棣张本时，“好脾气”的建文帝居然还放任这条疯狗狂吠；朱棣几次“犯上”，建文帝为了维护儒家“亲亲之礼”而对其迟迟不下手，一次次地坐失良机，终酿大祸。
因此说，建文帝的“宽仁”是太过于理想化的“宽”，是无原则的“宽”，是典型的书呆子气使然。第二，“建文新政”操之过急、求成太切。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这一切都是求成太甚之心理所“害”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一幕：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坟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需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第三，“建文新政”实施过程中用人不当、选择时机不佳。
我们不妨将建文朝领导决策层三“智囊”的人生轨迹与社会阅历做了大致的概括，那就是从学校、考场到大明帝国权力中心，他们都缺乏前期官场政治的历练，缺乏政务的实际经验，处事亦不够练达果断，统御与领导管理能力不足，而且充满了书生气。他们所拥有的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历史经验，因而谈起事情来头头是道，但就是不懂得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丑陋与政界的凶险，尽管带着满腔的热血与崇高的理想，敢说敢为，但这个“敢说”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敢说，这叫好人好心出了傻主意、傻点子；“敢为”充其量是将“建文新政”的实施当做其崇高理想的“政治试验”，最终产出了“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来，这叫好心办坏事。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齐泰、黄子澄都是文化考试明星，建文帝让他们负责削落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这两位仁兄只会照搬一些历史典故，如西汉平定七国之乱，来个依葫芦画飘，结果激化了矛盾；
比之下，卓敬和高巍的高明策略却被弃之不用，实在让人为之扼腕叹息；而“建文新政”的总设计师方孝孺虽然有着闪闪发光的思想火花一—君职论等，并为当政者建文帝所欣赏和采纳，但它毕竟很前卫，一旦实施起来，政治环境、社会机制是否能一下子“消受”得了，这还是问题；同时方孝孺的治政思想中又带有较为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不识时务的迂腐在客观上是妨碍了“建文新政”的推行。第四，“建文新政”中复古色彩太浓，其最明显地反映在厘正田制上。建文帝为了改变当时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竟然采纳方孝孺的不合时宜的建议，想在大明帝国恢复近两千年前西周时代据说实行过的井田制（也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井田制这回事，是孟子等先秦儒家吹出来的漂亮肥皂泡），由此遭到了一些务实的和明智的人士的反对，就连一向支持“建文新政”的方孝孺好友王叔英也对此决策极为不满。
